舒婷《老房子的前世今生》--2006年排行第一的散文
曾经的“闺房”
我的“闺房”在楼下，通常叫做“阶头房”，一扇房门直接开在走廊石阶前。把通往其他房间的门堵死，就成了我的独立小天地。所有楼层都没有卫生间，父亲为满足我的洁癖，在阴暗的公共楼梯底下，用杉板钉了一个简易小浴室。冬天需另烧几热水瓶开水，提进去对着冷水淋浴。
房间有四个大窗，都护着木百叶。明亮宽敞。东窗采光最好，置一张父亲为我设计的书桌，桌上的玻璃杯里，有父亲时常更换的鲜花。从窗根间看到整个水泥坪院，左院边上的番石榴半枯，右院的桑树被养蚕宝宝的孩子摘秃了。北窗隔着院墙望街，中华路上的行人来来往往，等看到父亲收工回来，双手提着菜兜，我就知道快吃饭了。我不管家务，父亲在二楼厨房做好饭，在我窗下一趟来一趟去巡逡，直到我放下笔才呼开饭。朋友来，想留饭，恰父亲加班，我与朋友左等右等直到天黑，朋友只好饿着肚子离去。
西窗外是一小块荒地，被邻楼夹着，阳光不及后娘脸上的笑容多。父亲耐心试验，种了茶、月季、美人蕉和非洲菊，甚至还有一粗陶巨缸的荷花。
从一九七四年开始，文学青年来往多了起来。翻烂卷角的世界名著；五六、五七、五八年的《诗刊》年
度合订本；香港带进来的《美国现代诗选》；三十年代的手抄诗集；甚至国外有意思的来信；都在这里传阅过。高声讨论，俯首读书，常常留下喝粥。门经常是开着的，朋友进去就本书读将起来，走时留一张字条，说：什么书借你，限期几天，什么书带走了，后天还你云云。
我先在厦门做纺织工人，三班倒，每日过海；继而在鼓浪屿灯泡厂，做焊锡工人，两班倒。夜班回来，总能看到房间四窗洞开，灯光奔泻，温馨可人。开锁进门，桌上盖碗里，是父亲掐准时间留的热汤面。工作辛苦，体质不好。失眠，低烧，读禁书，半夜爬起来写(忧心忡忡的父亲认为)危险的诗。婚前多年，是父亲的细心照料，我的体重才能维持在四十六公斤。
临街的六角房，我在这里度过写作最旺盛的青年时代，也是我的家庭我的国家最困苦的时代。它与我现在的住宅同在一条街上，路过的时候，不自觉总要多看两眼。灯光是别人的，晾在院子的裙子是别人的；别人的父亲在叫他女儿吃饭，别人的女儿把一条口香糖硬塞进她父亲的嘴里，乐成一团。
我的父亲在像框里，笑眯眯问我可有新作?
我在字里行间回答父亲：你因为《致橡树》发表《诗刊》而镌宇赠“瑜儿”(我的．小名)的笔，我永不放弃。
父亲最后的休憩站
安海路上这所房子，是父亲最后弥留的地方。现在它已成一片废墟，如同我荒芜的心境。因为是危房，进口被政府封堵了。
我经常伫足在绝径前，黯然神伤。
那条夹在两楼之间的小砖甬，开着粉红的风雨花(又叫韭菜兰)，一直通往后楼梯，是平时出入的要道。由于阴湿，路面长满青苔，雨天滑不留足。我提着父亲酷爱的小零食去看父亲时，他听到我的脚步声，就会让哥哥下楼来接应。夜黑时分，父亲将台灯擎出窗口，为半瞎的我照明。
父亲居住的这座楼是五十二号。夹着砖甬的另一座更大的旧楼是五十四号，它的正门通往大路，因无人管理，一些外地民工潜入居住，晾着红或蓝尼龙裤。入口的小院里，原有一座两层小白楼是五十号。现在不知是谁翻建过，变成乏善可陈的新式公寓。
父亲住的五十二号，应当是这组楼里的主楼。其建筑艺术是很典型的欧陆风格，线条优雅华丽，木质百叶窗，窗楣花饰精致。正面入户之大阳台，很像三十四号的“西欧小筑”，对称两边是高高的台阶。由于再无重大事件发生，这个大门多年未曾开启过。
楼内以木结构为主，花砖铺地。楼后另有小木楼，木廊连接，每层一字排开三个小房间，是厨房和盥洗室。父亲住二楼西厢三间正房和两间小廊房，另有三户人家租住其他五间正房，两个大厅共用。前后厅合起来可以摆开二十桌酒席，想想它的巨梁多长，椽有多结实。
一楼结构和面积虽然同等辽阔，仅住着族里一位老妇人。她雇的保姆把乡下一家人都带进来住，遂也是人声鼎沸。
比较鼓浪屿其他楼房，五十二号的地下隔潮层显得有些豪华。除了房间高大而且数量不少外，前边廊柱的阴影下，铺设三十余平米的洁净红砖坪。夏日里，常见租户在那里的竹躺椅上小寐，或择菜剖鱼，或泡茶打牌，真不知有多舒服。地下整层自解放以后就以月租三元六毛租出去。“”后法定可以按比例增租，一增再增，最高时也涨不到六元。
鼓浪屿常年高热潮湿，白蚁是木结构楼房的致命杀手。可以说，父亲一住进去便与之奋斗不息，才能使这组老楼苟延残喘。
至于五十四号楼．那是一座更古老也许从前更气派的三层灰楼。由于住户稀落，林密园深，采光不足，所有房间都散发着霉味，而且阴气森森。父亲曾经和姑丈商议着把它卖了，得款用于修缮维护其他两座颓楼。但是，由于兄弟众多且分散世界各地，这些房产最终没能由姑丈完全继承。姑丈得肠癌去世后，父亲也相继离开我们。
父亲去世后，哥嫂都搬到厦门新公寓去。安海路上的老屋，人去楼空，越加破败颓废，大概没过多久就会彻底坍塌。
秋日里，一个夕阳晕醉的傍晚，我拿了数码相机，爬过贴了封条的围墙，绕着这座被猫爪藤和蒿草尽情涂改的旧楼，拍了好些照片，珍藏在记忆之中。
中国女人对娘家的心理依赖，深入骨髓，不可救药，无论她的婚姻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父亲的家就是我的避风港我的保险柜，甚至还是我的百科全书。
我是从中华路老家出嫁的，父亲一直原封不动保留我的“闺房”，直至搬离。住进安海路后，父亲终于在晚年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家，老怀大畅，自不待说，我和我的朋友们得以沾光不少。顾城夫妇来厦门度蜜月，我和丈夫恰好要远行，遂让他们住安海路。哥嫂下班迟，父亲担心饿坏客人，请他俩先用餐。等我哥嫂下班回来，掀开纱罩，发现四莱一汤均盆碗如洗，点滴未剩。那以后，父亲每餐都得做两次。小两口心满意足一一端起盘子，把菜汁舔干净的时刻，是我父亲极具成就感的时候。
一九八五年我现在的楼房维修时，我们带小儿子临时宿在父亲房间，父亲则到小廊房里搭一张钢丝床。诗人江河来厦门，我问他，可愿意在小客厅打地铺？他不肯，只好带他去招待所过夜。三餐也是在父亲的饭桌上打发。那些年，家家的饭桌上瓠是计划经济。我只要有重要的客人，都往安海路带，真难为了老父亲。
父亲在这楼里重拾毛笔“涂鸦”，旧报纸忽然都不够用了。可惜不被同辈看好，遂偃旗息鼓；在这楼里写了不少诗词格律，编纂成册自题《箴斋》，像“脑白金”的广告词一样：送亲朋、送好友、送叔叔、送阿
姨，因不得鼓掌喝彩而快快不欢而转入地下写作。幸亏还有几个复古情怀的年轻人，虚心求教于父亲。回娘家时常见一圈如饥似渴的小青年，围坐父亲膝前，有问有答。父亲手捧《辞海》，侃侃滔滔。且不吝好茶，还把我经常叼来孝敬的零嘴小吃慷慨贡献。其情其景，大跌眼镜。
父亲也是在这楼里得病的，一得就是绝症。从获知化验结果到住院化疗到逝世，父亲从未露出过一丝忧。他总是开开心心，总是胃口不错，总是手不释卷，总是撵我们：走吧走吧，你们都忙去，我这不挺好的吗?我们都以为他不知情。等整理他的遗物时，展读遗书，才发现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安排妥定，连他自己的遗照都已装入黑框。镜框下“享年七十
有六”是父亲亲手所书。这几个宇是他写得最潇洒最性情最有味道的书法，我想这样诚恳地告诉他，可惜他再也不能呵呵大乐了。
我是永远失去了安海路上的那盏窗灯，尽管路还是那么的滑；永远不能再到父亲跟前去诉苦，去撒娇，去抢吃我俩都酷爱的卤鸡翅；永远不能拿起话筒就问：“爸爸，何为‘及笄’？何为‘隙驷’?何谓‘理郁者苦贫，辞溺者伤乱’?”
写到这里，我心大痛。不能继续。
固守家园
梦到旧房子
回想起来，我有幸见过的经典建筑还不少。国外的诸如古罗马竞技场、卢浮官、泰姬陵、耶路撒冷大清真寺等；国内的名寺大庙，古城官邸，园林石窟，见得就更多了。平心而论，虽然对人类艺术文化里这部分最辉煌的成就，充满敬畏之意，但我更倾心的是落日下，莱茵河畔图林根小镇错落的红房子；马六甲海峡边热带风味十足的住宅；以及我的家乡鼓浪屿岛上，这些历尽沧桑内涵丰富的，人格化的老别墅。
果说建筑是“用石头写成的史书”，歌德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我参加两届“建筑与文学”的研讨会，聆听过国内建筑大师与著名学者、作家关于这方面的精辟论述，这门学问越是深不可测，越是具有无穷的魅力。
人们可以不参观画展，不去音乐厅，不上歌剧院，但无法拒绝建筑，无法逃避建筑的影响。因为建筑就是你的皮肤的延伸，你的呼吸的形状，你的家庭外壳那信以为真的保护层，你的阶段性或终结性命运。
如果我们在计算机里查询“建筑与人的关系”，跳出来的目录，多半是房产集团五花八门的广告。半个多世纪以来，被无房无地无落叶之根吓坏了的中国人，拼命盖高楼公寓，拼命挤进崭新的水泥格子里。在这些密密的蜂巢里，材料相近格局雷同，家具摆设大同小异。人被镶嵌在里面，几乎动弹不得，个性面目渐渐模糊，更别提什么“在建筑的空间内或者从建筑本身得到自身价值的判断”。
国际知名的建筑设计大师马里奥·博塔还认为，人们能够把建筑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寄托，除了在建筑中感到亲切、舒适、便捷等等之外，还能体验到一种内在的情感。
前些日子参观了一幢新别墅。别墅外是精致小巧的花园，袖珍型鱼池、假山和矮种果树。别墅里面装修得很现代化，全套卫生设备，电力设施齐整，字画古董，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人情味。我们在这住所里感觉到冷漠与荒芜，谈话的声音漂泊空洞，像无光可趋的夜间蛾子。时间尚未发酵成芳菲的记忆，生命的温度还不及渗透墙与顶，砖头和水泥便仅仅是砖头和水泥。开车带我们去的朋友已经访问过几回了，还是不能够从一模一样拥挤在一起的二十多座别墅里，把它认出来。而别墅主人的学识、创见和成就，却是福建文化界独一无二的。
这些道理，他知道我也知道。但是，在整齐划一的时代里，我们别无选择。
我现在住的楼房产权为家族共有，丈夫所占份额比例很小。不能免俗的我，也还是担心有朝一日落得无处栖身。遂在厦门买一套公寓，好几年来，提不起兴致进门看看，更甭说装修了。如果有人敢擅自破门而入，在里边结婚生儿，孩子可能都四五岁了。
日常工作和生活的不便利，鼓浪屿的居民已经越来越少，越来越老龄化。我们还固守在小岛上。因为，丈夫出生在这座老房子的二楼，儿子出生在二楼的前房。紫檀老家具上的岁月之尘，园子里车前草的药味，甚至衣裳在大红樟木箱里染到的樟脑味，是他们自娘胎里就熟悉的，终生都不会忘记。他
们的童年、少年、青年时代，与这座老屋相依相存。绸衫缎褂、竹编火笼、长栓铜锁、镶龙青花瓷瓶，以及锈斑累累的老式怀表，将一代一代的传说，散落在楼梯间和地下室里。老祖宗的画像君临这一切之上，庇荫着也监管着子孙们。
无论我喜欢或者不喜欢，木棉树下的红房子，是我丈夫与儿子的精神家园，因而．也是．也
是我生命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