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子简介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二十世纪最优秀的中国文学家之一。他一生笔耕不辍，著作颇丰，作品结集约有八十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位。主要作品有：小说《边城》、《长河》、《八骏图》，散文集《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文论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他的作品充满了对人性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给人教益和启示。凭借独特的创作风格，沈从文在中国文坛中被誉为“乡土文学之父”。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县人，汉族（其父为汉族）,但有部分苗族（沈从文祖母是苗族）和土家族（沈从文母亲是土家族）血统，现代著名作家（备注：虽然沈从文生活在当代，但是他的作品主要集中在1949年之前，所以只称之为现代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沈从文14岁高小毕业后入伍，看尽人世黑暗而产生厌恶心理。接触新文学后，他于1923年寻至北京，欲入大学而不成，窘困中开始用“休芸芸”这一笔名进行创作。至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
一系列代表作，如《边城》、《长河》等。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反的观念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早期的小说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基本主题已见端倪，但城乡两条线索尚不清晰，两性关系的描写较浅，文学的纯净度也差些。30年代后，他的创作显著成熟，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从作品到理论，沈从文后来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短篇小说《丈夫》《贵生》《三三》和长篇小说《长河》等。其作品《云南的歌会》被选入人教版八年级下册语文书。
  沈从文是上世纪最为优秀的文学家之一，也是著名的物质文化史专家。对于许多人来说他还是个谜：学历高小，行伍出身，有着传奇般的人生经历。时间证明，他许多作品今天依然显出极强的生命力。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以《边城》等作品享誉文坛，蜚声海外。
  沈从文生于湖南凤凰一个旧军官家庭，后因家境转入困顿，刚刚小学毕业、年龄还不满十五岁时，即侧身行伍，到人世间去“学习生存”。其后数年间，他随当地军阀部队辗转于湘、川、黔边境及沅水流域各地。
  三十年代初，沈从文在创作的同时，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并以其在文坛的广泛影响，被视为“京派”作家年轻一代的领袖。一九四九年以后，由于“历史的误会”，改行从事古代文物研究，并先后出版《明锦》（与人合作）、《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等古代文物图案集及学术论文集。一九六四年，受周恩来之嘱，着手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
  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沈从文先生的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
  沈从文1988年5月，因心脏病突发，在其北京寓所逝世。故居于1991年被列为省人民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拨款进行了整修。故居现陈列有沈老的遗墨、遗稿、遗物和遗像，成为凤凰最吸引人的人文景观之一，每天来瞻仰者络绎不绝。
《边城》内容简介
  在川湘交界的茶峒附近，小溪白塔旁边，住着一户人家。独门独院里，只有爷爷老船夫和孙女翠翠两个人，还有一只颇通人性的黄狗。这一老一小便在渡船上悠然度日。茶峒城里有个船总叫顺顺，他是个洒脱大方，喜欢交朋结友，且慷慨助人的人。他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天保，像他一样豪放豁达，不拘俗套小节。老二的气质则有些像他的母亲，不爱说话，秀拔出，叫傩送。小城里的人提起他们三人的名字，没有不竖大拇指的。端午节翠翠去看龙舟赛，偶然相遇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傩（nuó）送，傩送在翠翠的心里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可巧的是，傩送的兄长天保也喜欢上了翠翠，并先傩送一步托媒人提了亲。兄弟两人都决定把话挑明了，于是老大就把心事全告诉了弟弟，说这爱是两年前就已经植下根苗的。弟弟微笑着把话听下去，且告诉哥哥，他爱翠翠是两年前的事，做哥哥的也着实吃了一惊。
  然而此时，当地的团总以新磨坊为陪嫁，想把女儿许配给傩送。而傩送宁肯继承一条破船也要与翠翠成婚。爷爷自然是晓得孙女的心事，却让她自己做主。兄弟俩没有按照当地风俗以决斗论胜负，而是采用公平而浪漫的唱山歌的方式表达感情，让翠翠自己从中选择。傩送是唱歌好手，天保自知唱不过弟弟，心灰意冷，断然驾船远行做生意。碧溪边只听过一夜弟弟傩送的歌声，后来，歌却再没有响起来。老船夫忍不住去问，本以为是老大唱的，却得知：唱歌人是傩送二老，老大讲出实情后便去做生意。几天后老船夫听说老大坐水船出了事，淹死了……码头的船总顺顺忘不了儿子死的原因，所以对老船夫变得冷淡。老船夫操心着孙女的心事，后终于耐不住去问，傩送却因天保的死十分责怪自己，很内疚，便自己下桃源去了。船总顺顺也不愿意翠翠再做傩送的媳妇，毕竟天保是因她而死。老船夫只好郁闷地回到家，翠翠问他，他也没说起什么。夜里下了大雨，夹杂着吓人的雷声。爷爷说，翠翠莫怕，翠翠说不怕。两人便默默地躺在床上听那雨声雷声。第二天翠翠
起来发现船已被冲走，屋后的白塔也冲塌了，翠翠吓得去爷爷，却发现老人已在雷声将息时死去了……
  老军人杨马兵热心地前来陪伴翠翠，也以渡船为生，等待着傩送的归来。傩送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也许"明天"就会回来。
《长河》
小说写的是辰河中部吕家坪水码头及其附近小村萝卜溪的人与事，时间是在一九三六年秋天。从二十世纪初到这个时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动辐射到这偏僻之地，居住在湘西辰河两岸的人的哀乐和悲欢，就和一个更大世界的变动联系在一起，不可能是封闭的时间和空间里的哀乐和悲欢了。从《边城》这个自足世界的时间和空间，到《长河》风吹草动都与外界息息相关的时间和空间，其性质已经显示出非常不同的特征。
  第一章《人与地》，就是写三十年来沿河居民生活世界发生变化的大略情形。这里盛产橘柚，陌生人路过橘园，若要买，得到的回答一定是不卖。“入境问俗”，“不卖”和“不许吃”却是两回事，你尽管摘来吃好了：“乡亲，我这橘子卖可不卖，你要吃，尽管吃好了。这水泡
泡的东西，你一个人能吃多少？十个八个算什么？你歇歇憩再赶路，天气老早咧。”这样的开篇，先写仲夏橘子开花香馥醉人，九月橘子成熟，随处堆积，如一堆堆火焰；再写让路人管饱吃橘子却不收分文，如此笔致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以为沈从文又在写他拿手的美丽的自然和淳朴的民风，像《边城》里，过渡人如果抓一把铜钱掷到船板上，老船夫照例一一拾起，追着塞回那人手里。不过这一次，沈从文却想在淳朴的风俗之外，关注另外的问题。所以他紧接着就写，“到把橘子吃饱时，自然同时也明白了‘只许吃不肯卖’的另外一个理由。”原来是橘子太多，不值钱，不好卖。“出橘子地方反买不出橘子，实在说原来是卖不出橘子。有时出产太多，沿河发生了战事，装运不便，又不会用它酿酒，较小不中吃，连小码头都运不去，摘下树后成堆的听它烂掉，也极平常。”战乱影响了橘子的外运，这是显而易见的。
  接着写这地方的人事。从屈原放逐到此写出《橘颂》两千年来，虽然多少有些改变，却依然不过是随着季节轮换生老病死，一半人在地面上生根，一半人在水面上流转。但是这些年，情形却出现了不一样的变化。这个变化，概而言之，是“现代”来了。“现代”是怎么到了这个地方的呢？从人来看，譬如说，谁家的孩子上进，读书好，考入省立师范学堂，“待到暑假中，儿子穿了白制服，带了一网篮书报，回到乡下来时，一家大小必对之充满敬畏
之忱。母亲每天必为儿子煮两个荷包蛋当早点，培补元气，父亲在儿子面前，话也不敢乱说。”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
  受了一点“现代”教育的儿子，使古老中国的父亲天经地义的“权威”一下子丧失了，反而“敬畏”起有了一点“现代文化资本”的儿子来。这个现象不是偶然的和个别的，在二十世纪中国总体的“现代”进程中，“现代文化资本”令人生畏起敬的优越性，时时处处可以到佐证。时光进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个从他的诗篇里能够感受到四季轮转、风吹的方向和麦子的成长的优秀诗人海子，广大贫瘠的乡村到了他的歌手；可是，你也许想像不到，“据说在家里，他的农民父亲甚至有点儿不敢跟他说话，因为他是一位大学教师。” “现代”的权威，从三十年代的湘西到八十年代的安徽，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而儿子呢，“儿子自以为已受新教育，对家中一切自然都不大看得上眼，认为腐败琐碎，在老人面前常常作‘得了够了’摇头神气。
  ……到后在本校或县里作了小学教员，升了校长，或又作了教育局的科员，县党部委员，收入虽不比一个舵手高多少，可是有了‘斯文’身份，而兼点‘官’气，”一来二去，就成了“当地名人”了。既成名人，“思想又新，当然就要‘革命’。”“革命”不出两个公式：一是与有“思想”
、又“摩登”、懂“爱情”的新女性发生恋爱或婚姻，是谓家庭革命；二是回乡来要改造社会，于是作代表，办学会，印报纸，发议论……到后梦想的“大时代”终于到来，却压力过猛，末了不出两途，或逃亡，或被杀。
  沈从文特别注意到妇女的生活情形。本地女孩子的情感教育，不外是听老年人说《二度梅》、《天雨花》等才子佳人弹词故事，七仙女下凡尘等神话传说，二八月唱土地戏谢神还愿，戏文中又多的是烈士佳人故事；下河洗菜淘米，上山砍柴打草，容易受年青野孩子歌声引诱。幻想虽多，多数人还是本本分分嫁人过日子。出了不合规矩的事，性格强的，就会像《边城》里翠翠母亲那样自杀；不幸遇到亲族中有人辈分大，势力强，读了几本“子曰”，道德感和虐待狂不可分开，就会纠集人捆了女子去“沉潭”。但这里大多数人不读“子曰”，也就不过问这种事。现在女子中也有了读书人，
  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抽象的东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大家都仿佛用个谦虚而诚恳的态度来接受一切，来学习一切，能学习能接受的终不外如彼或如此。”时髦青年也好，普通学生也好，“共同对现状表示不满，可是国家社会问题何在，进步的实现必需如何努力，照例全不明白。”所能做的，不过是“挥霍家中
前一辈的积蓄，享受现实，并用‘时代轮子’‘帝国主义’一类空洞字句，写点现实论文和诗歌，情书或家信。”少数“想要好好的努力奋斗一番的，也只是就学校读书时所得到的简单文化概念，以为世界上除了‘政治’，再无别的事。……个人出路和国家幻想都完全寄托在一种依附性的打算中，结果到社会里一滚，自然就消失了。”
  沈从文和鲁迅是两个非常不同的作家，但是，在他们之间，在他们的文学的深处，却能够发现埋藏着某些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一致性。如果我们能够重视青年鲁迅提出的“白心”的概念，那么几乎就可以说，沈从文正是一个保持和维护着“白心”思想和感受的作家。仅就“伪士当去，迷信可存”这句话所涵盖的内容而言，被“正信”所拒斥而鲁迅认为“可存”的“迷信”，其中包含着与精神“本根”相联系的“白心”；而这一点，在《长河》第一章的末尾，就有生动、亲切、自然的描述：
  当地大多数女子有在体力与情感两方面，都可称为健康淳良的农家妇，需要的不是认识几百字来讨论妇女问题，倒是与日常生活有关系的常识和信仰，如种牛痘，治疟疾，以及与家事有关收成有关的种种。对于儿女的寿夭，尚完全付之于自然淘汰。对于橘柚，虽从经验上已知接枝选种，情感上却还相信每在岁暮年末，用糖汁灌溉橘树根株，一面用童男童
女在树下问答“甜了吗？”“甜了！”下年结果即可望味道转甜。一切生活都混合经验与迷信，因此单独凭经验可望得到的进步，无迷信搀杂其间，便不容易接受。但同类迷信，在这种农家妇女也有一点好处，即是把生活装点得不十分枯燥，青春期女性神经病即较少。不论他们过的日子如何平凡而单纯，在生命中依然有一种幻异情感，或凭传说故事，引导到一个美丽而温柔仙境里去，或信天委命，来抵抗这种不幸。迷信另外一种形式，表现于行为，如敬神演戏，朝山拜佛，对于大多数女子，更可排泄她们蕴蓄被压抑的情感，转换一年到头的疲劳，尤其见得重要而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