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倾斜的谈判桌
南京美女
对于龙的传人来说，“八・二九”是个极为苦痛的日子。
１５０年前的这一天，南下关江面上聚集了８０余艘英国军舰。所有舰只都高悬大不列颠国旗，甲板上站满身着蓝紫鲜艳新装的英国官兵。他们挥动着手中的武器，尽情地高呼：“女王陛下万岁！”远道而来的英国人为什么这么颠狂呢？原来，就在这天中午时分，清政府代表耆英、伊里布、牛鉴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一艘名叫“汗华丽”号的军舰上签署了一个让中华民族蒙受奇耻大辱的条约——《南京条约》（因南京又称江宁，故《南京条约》也称《江宁条约》）。
其实，英军这种歇斯底里的庆祝胜利的场面，是事先安排好的。因为那天在“汉华丽”号上进行的中英签约仪式，仅是履行手续而已。在此之前，谈判桌的天平早已倾向英国一方。
“对条文的字眼或措辞一点吹求都没有，为欧洲的外交家们所如此尖细地钻研和谨慎的考虑过的条文，只占去（清政府的代表们）一刹那的注意力。他们的所有心事都集中在一个主要的目标上，就是要我们赶快撤离。这心事之强烈，已到了无法掩饰的程度。结果，差不多是异口同声地表示同意，他们恳求全权大使撤走舰船。”——这是摘自当年英方谈判随从利洛笔下的一段记录，它维妙维肖地勾勒出其时清廷谈判代表耆英、伊里布、牛鉴等人急于求和的心态。
有位学者还指出：这次谈判显然是处于英国武装的优势之下，不得不听命于需要的支配。
这话一点儿也不假。
那是１８４１年（道光二十一年）秋末，英军连续攻陷了浙江三城：定海、镇海、宁波。
为了加强防御，坐在龙椅上的道光皇帝任命奕经为扬武将军，赴浙江应战。
奕经虽是皇室要员，但却是一个不中用的。在南下途中，一路游山玩水，沉缅酒，视战争为儿戏。
１８４２年１月２５日，他忽然做了一个梦：英军统统上船逃出了外洋。
这是一个“吉祥的征兆”！——他周围的一帮马屁精纷纷阿谀奉承道。作为参赞大臣的文蔚，竟附和说自己也做了一个同样的梦。
于是，这位皇室的金枝玉叶“夜不能寐”，决意实现梦幻中的“胜利”。
３月１０日，奕经下令发动总攻，企图一举收复定海、镇海、宁波三个城市。
此刻，远在京都的道光皇帝也做着美梦，表示若“待捷音”，一定“立颁懋赏”。
然而，实现梦幻中的“胜利”谈何容易。一经接仗，清军便败下阵来。
恰在这时，有位名叫钟人杰的又在湖北崇阳发动了会党起义。清政府顿感“外患未除，内讧又起”，皇帝马上告诉他的大臣们：“攘外必先安内，禁暴民即以爱民。”
３月２１日，浙江巡抚刘韵珂乘机呈上一个“十可虑”的奏折，除极言英军战斗力强大外，重点报告了清军漕粮难征、财政紧迫的情况，并点明无法再与英国打下去，要求皇上拿主意乞和。
刘韵珂的这个奏折正中清廷的下怀。
３月２８日，道光皇帝调广州将军耆英改任杭州将军，并重新起用上一年革职的伊里布同赴浙江与英军议和。４月７日，又给耆英加上一个钦差大臣的头衔。
对于耆英来说，这无疑是天赐良缘。因为他是当时有名的主和分子。当皇上让他南下“设法羁縻”时，他竟脱口说道：“好了，天意回转，另有办法了。”
他有什么办法呢？他的办法就是投降！
然而，清廷越想乞和，英军越是嚣张。
在英军看来，长江下游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而南京又控制着长江、运河两大水道，江南的大量漕米和税银，都要汇集到南京。因此，如果占领南京，就等于掐住了清政府的咽喉。所以，英军拒绝议和，决定按原计划入侵长江，直扑南京。
５月１８日，英军攻陷江浙海防重镇乍铺。
耆英闻报，当即向清廷奏称：我军“万难再与争持”，“舍羁縻之外，别无他策”。
６月，英军进犯长江。
其时，江南提督、年近七旬的老将陈化成，率领水陆官兵５０００余人守吴淞炮台，抗击英军。在激战中，他身负七伤，仍亲自燃炮，轰击敌人。
但可悲的是，由于扼守侧面的两江总督牛鉴等临阵脱逃，放弃炮台，致使陈化成腹背受敌，最后血染战衣，以身殉国。
６月１６日上午，英军攻陷吴淞口。
同一天下午，英军又占据了宝山。
时隔三天，亦即６月１９日，上海也沦入敌手。
英军下一步进击的目标是哪儿呢？
在京都，人们盛传英国赴上海之后的下一个目标是天津和北京，并且出现了有一支扩大的舰队向北行驶的流言。
于是，不少大员纷纷到平谷县（距北京１５０里，四周都是山）等地置购房产，迁移家眷，准备逃难。道光皇帝也急忙把驻守在长城外的军队召回防守山海关。其他军队则驻扎在喜峰口——这是从华北平原通向热河的重要通道。６月２８日，道光皇帝还任命军机大臣赛向阿为钦差大臣亲赴天津，以扼守通向京都的门路。
然而，“这个政府好像就不曾料到我们会进攻这个被选定的重要据点（指镇江），它如此全神贯注地准备抵抗意料之中的对京城的进犯，竟完全忽略了长江防备，待到发觉，悔之已晚……”——一位名叫欧彻伦尼的英方参战者这样得意地说道。
欧彻伦尼看出清军忽略长江防务是千真万确的。
其实，自吴淞之战以后，整个江南地区的防务就处于瘫痪状态之中。钦差大臣耆英和伊里布此时不仅力主和议，而且唯恐加强防务会给他们的议和活动带来不利影响。因此，一方面让常熟、昭文、通州、靖江、江阴、丹阳沿江各州县，“馈送英夷牛羊，勿与构怨”；另一方面又派白含章、陈志刚等人与英军接洽议和。两江总督牛鉴则自吴淞口落荒而逃后，先至苏州，后抵镇江，直到南京才不得不停住脚。
用时人梁廷枬的话说：鹅鼻嘴、圌山、焦山、金山等长江“诸险，全未
设备，而近水可以设伏之丛沟荻港，皆虚为兵炮。”
这样一来，英军从长江口到镇江，简直如入无人之境。
当时，镇守镇江的清军只有２４００人，而来犯英军则达１．２万人。
在英军看来，镇江城可谓垂手可得。
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当７月２１日战斗打响后，来犯英军遇到了顽强的抵抗。柏纳德在《“复仇神”号轮舰航行作战纪》一书中这样记述道：“第５５团和马德拉斯本地步兵第６团和队一道……，争相攀登云梯；不过满军（即清军）也在那里拼命作战……，步步为营，誓死抵抗。
许多参加这次战役而亲眼见到满军坚决作战的人，都能够讲出一些故事。很多满兵直向我军的刺刀冲上前来。有的时候，满军冲到我军警卫哨来，将我方士兵捉住，然后抱起来一起跳下城墙去。还有一两次，满军士兵在被我刀刺伤以前，居然能够把我方士兵摔下城墙去。满兵的肌肉很发达，当他们穿上宽阔制服时，更使人看出他们的强健。他们在和我们用大刀拼搏或作短兵相接的肉搏战时，总是不畏缩的。……
那天早晨，约在１０点钟左右，‘布郎底’号所属的几条小船，奉命重新载上一部分炮兵队和东印度炮兵并带两门榴弹炮，前去援助陆军向西门进攻。……中国军队发来的炮火，曾对我方前进的船只给以致命的打击。仅在１０分钟左右的战斗过程中，我方１６号海员和８名炮兵都受了伤。……
在第三旅沿着城墙脚下集合的时候，一队满兵突然向其打来激烈的炮火，因此，我方两名军官阵亡、两名军官受伤，还有几名士兵被打倒在地上。……
当我军行经旗营内一条狭窄街道（在一个小城门后面）时，一队满兵忽然从街的对面向我军打来几，而且看来他们要在那里进行极其坚决的抵抗。……
就在有组织的抵抗停止许久以后，我方几位军官还得用大刀来防卫他们的生命。马德拉斯本地步兵第１４团某军官，曾和３名满兵进行了一次短兵相接的肉搏。……
镇江府是满军认为一个坚强的据点。……他们难以忍受失败，不能容许这班来历不明而且可恶透顶的野蛮人，来亵渎他们的家园，来践踏他们的土地，因而每一家房子里，都有它的殉难者。”
镇江城破之后，英军兽性大发，纵兵烧杀。一个侵略分子供认说：“只要是真实的回忆，就可觉得这颗心很难说是有人道的了。但即使是心肠最硬、资格最老，以杀人越货为生的人，看到这种悲惨景象，也不能无动于衷的。”
镇江失陷以后，道光皇帝已拿定主意，彻底屈膝投降。当有人奏请把沿江商民盐枭组织起来抗敌时，他竟朱批道：“无人，无兵，无船，奈何，奈何！”
７月２６日，也就是道光皇帝接到镇江遭难的详尽报告的那一天，他命令耆英和伊里布：
“前往京口（镇江对面）以适当方式处理一应事务，万一该逆定要进入省会（南京）进行骚扰，则准许该员暂且经由谈判试予羁縻。设若该夷犹疑不定，则告知他们已有谕旨下颁，着令耆英和伊里布专门负责此一事体……。”
所谓“羁縻”，实际是投降的代名词！
７月３１日和８月１日，耆英在南京又接到来自宫中的两封机密信，要求
他遇事尽可“便宜行事”，不能“稍涉游移”，务必“从权办理”！
此刻，辅佐道光皇帝的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更公开提出：
“兵兴三载，糜饷劳师，曾无尺寸之效。剿之与抚，功费正等，而劳逸已殊。靖难息民，于计为便。”
尽管耆英和伊里布向英军头目璞鼎查频送秋波，但英舰仍按原计划于８月１４日驶抵南京下关。
当英军兵临城下之际，清军压根儿未作布防。因为在耆英、伊里布、牛鉴看来，南京是英国侵略者指定的议和地点，他们怎能在这里与对方搞僵呢？
就在英舰驶抵南京下关的第二天，英军就给两江总督牛鉴发出了照会，要求清军马上“缴银３００万元，
为大英战费之项”，只有这样，英军才保证不攻击南京城，否则“本军门等亦碍难稍为戢兵，仍当力行争仗”。
其时，璞鼎查又声称，清廷的议和代表必须具有充分的权力来“独立解决问题”。否则，就不与之接触。
耆英则马上答复道：英国人所说的“全权”一词与自己担任的钦差大臣的头衔，并没有什么差别。
８月７日，耆英和伊里布接到一道上谕。内称“该夷等所议与所请之事，若在情理之中，卿等当可允准。卿等尚应讲明，在卿等共同满意地商榷，并向圣驾奏过之后，尽可付诸实施，无须再有犹豫……。”
从这个诏书中，耆英取得了英人所说的“那种广泛的议和权力”。
英方首席翻译马儒翰验过耆英的“钦差”任命状后，同意与之“和平谈判”。
用英人的话说，耆英和伊里布当时的谈判策略是委派低级官员“去与英军头目会晤，观察其口气与措辞如何，而后再派较高等级的官员去谈实质问题”。
８月８日，伊里布和牛鉴商议后，首先派出五品军功顶戴张喜、外委陈志刚及谢继超、刘建勋等５人来到英舰“汗华丽”号上与英方代表总管领事麻恭、译员马礼逊、罗伯聃、郭士立等人交涉贸易和赔款问题。
有趣的是，张喜的军功顶戴是临时赐予的。耆英给皇帝的奏折中曾这样透露：“值此吾人派员往夷船交涉之时，最要者厥在所派之人应为熟谙夷情之人，可望其有裨事体之人。如今奴才等商议此事，不得不令张喜暂着军功顶戴……如此夷人始不敢轻视于他。”
陈志刚则以与洋人打交道而出名，人称“临时的使节”。
当时，英方开列的条件主要有三点：“即赔还所夺之货物（指），及年来之战费，一也；其两国官员，嗣后以友理相待，平行通交，二也；割让海岛，以给英人居住贸易，免致再酿争端，三也。”
８月１２日和１３日，张喜等人与麻恭等在南京北门仪凤门外净海寺内又会谈了两次，但毫无结果。
傲慢的璞鼎查对这种东方外交传统中利用下属而不牵涉自身的做法大为恼火。他强烈地斥责了这种拖拉的策略，要求清方改派更高的官员，否则将再度使用武力。
璞鼎查的威胁果然马上见效。当８月１４日继续会谈时，江苏按察使黄恩彤、四等侍卫前吉林副都统咸龄出场了。英方谈判随从利洛这样记述道：“我们在庙（指净海寺）的广大的入口被一中国官吏——白蓝顶以至铜顶——欢迎进去。和我们不同，他们穿着绣花的丝绸或织花的的薄纱，剪裁既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