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市场经济渗透到了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农村社会信任结构受到了一定的冲击，旧有的基于亲缘和族缘关系的信任纽带已不能适应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与此同时，农村治理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治理”理念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鼓励公众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发挥基层自治组织在解决自身问题中的作用。
从实践来看，民主参与包括了自主性民主参与和动员性民主参与。民主参与意识是自主性民主参与的基础，能够有效地反映出公民参与的内在主动性需求。本文将主要从民主参与意识的视角出发，探讨在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村民社会信任水平与其民主参与意识之间是否具有内在关联性。本文之所以没有直接考察村民“民主参与行为”与社会信任水平的关系，主要是由于在民主参与行为中存在一定的干扰因素，如一些村民可能存在被动参与和“人情选举”等情况，会导致研究结果出现偏差。而民主参与意识属于自主性、能动性的参与需求，能够较好地排除上述干扰因素的影响，从而更为准确地反映出社会信任对于村民民主参与积极性的可能影响。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我国学者对民主参与的影响因素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比如有实证分析表明，性别、年龄、是否党员和村干部等因素对村民在选举中的参与有重要影响，社团参与与社区认同对村民的政治参与也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另有文章探讨了“社会资本与公民参与意识的关系”，分析得出“参与志愿组织”和“社会宽容”能够促进公民的参与意识，而信任对于公民的参与意识没有促进作用。但是该项研究针对的体是城市居民，
并未包含农村居民在内。从总体来看，较少有学者针对农村居民研究“民主参与意识”的影响因素。本文将在我国农村范围内探讨社会信任水平与民主参与意识的内在关联性，具有一定的探索意义。
1.1 信任的定义与分类
社会信任在实际生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人们往往基于信任来进行深入的人际交往。心理学家Rotter认为，人际信任是个体在人际互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对交往对象的言词、承诺以及书面或口头陈述的可靠程度的一种概化期望。在社会学视角下，信任在更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而存在，其代表学
农村居民社会信任水平与其民主参与意识的
关联性研究
宋志红1，童 彦2，赵诗华1
（1.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广东 广州 510220；2.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广东 佛山 528011）[摘要]农村社会信任具有特殊信任水平高、制度信任有所发展、普遍信任水平相对较低的特点。通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村民社会信任水平与其民主参与意识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社会信任水平与民主参与意识呈显著正相关，即社会信任水平越高，村民的民主参与意识相对越强，验证了“
社会信任”理论与“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内在关联性。
[关键词]社会信任；民主参与；关联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 2021-02-26
[基金项目] 广东省软科学项目（项目名称：广东省“三农”科技孵化育成体系建设的问题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19A101002067）。
[作者简介] 宋志红（1992—），女，河南安阳人，研究实习员，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林经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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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卢曼从功能分析的角度来理解信任，认为信任是一种简化社会交往复杂性的机制。以上两种信任定义有其各自的合理性。
我国社会学家林聚任对社会信任进行了类别划分：综合社会学家韦伯和卢曼对于对于信任的分类，并结合我国乡村社会关系的研究需要，他将信任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特殊信任，它建立在血缘、亲缘和与地缘基础之上，主要包括对家人、亲戚和好朋友的信任；二是普遍信任，它是建立在契约和正式规范基础之上的信任，不以感情基础为存在的前提，主要包括对陌生人和生意伙伴的信任等；三是制度信任，是指对国家组织、正式的规章制度等有信心。比如对政府机构、法律系统和新闻媒体的信任等。这一信任分类方法具有良好的代表性。
1.2 我国农村的社会信任状况
传统农村社会中的信任关系是由其封闭的交往结构所决定的，它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基础上，以血缘、亲缘和族缘关系为载体的相对封闭的特殊信任模式。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和城市化进
程加快，乡村社会受到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冲击和渗透，人们的互动交往突破了以往相对狭小的熟人圈，交往半径不断扩大，很多农村地区出现了信任“缺位”的现象，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超脱了传统礼俗的约制，针对这一情况，需要将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制度信任相结合，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信任网络，并以规范化的现代契约手段为保障，构建出合理有效的现代信任模式。
1.3 社会信任与“民主参与意识”的关联性
信任作为一种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能够促进“协商参与”的实现。我国学者指出：“协商民主理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用协商方式做出决策相对来说费时耗力，并需要有一定的认知资源作为支撑，而信任的一个重要政治功能就是缓解对协商的这些限制因素，它能够使得冲突双方的对话得以展开”。
国外有关研究证实了信任能够提升公民的参与意愿。艾里克·M·乌斯纳拉在《民主与社会资本》一文中引用美国全国调查数据分析得出，在1960年58%的美国人认为“大多数美国人能够被信任”，到1994年和1995年，仅有略多于三分之一（35%）的美国人相信他们的同胞，信任别人的人更愿意参与公民生活，较少的信任者意味着较少的参与者。阿尔蒙德和维巴认为人际信任是有效民主的先决条件，他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意大利和西德的公众相比英美国家公众具有较低的人际信任水平，其公众的民主参与意愿及其他有助于民主的态度方面同样也低于英美国家的公众。
1.4 研究假设
综合以上的文献回顾可以发现，社会信任对于“民主参与意愿”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作用。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的研究假设：我国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与其民主参与意识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2 研究数据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从中国国家调查数据库（CNSDA）网站申请并获得使用许可。该数据由“中国乡镇民主与治理调查”项目组调查取得，数据中包含了2221份有效问卷。由于问卷是通过访谈的形式完成填写，回收率为100%。
所调查的村庄既涉及西部欠发达地区，也包含了东部发达省份，基本涵盖了全国主要区域，能够很好地反映出我国农村的社会状况，样本情况详见表1。
表1 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类别数量中秋节的诗句古诗大全
性别男1212人（55%）、女991（45%）；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学历562人（25.6%）、初中997
人（45.4%）、高中417人（19%）、专科154
人（7%）、本科及以上66人（3%）；
年龄段
18～29岁513人（24.7%）、30～39岁511
人（24.6%）、40～49岁513人（24.7%）、
50～59岁325人（15.6%）、60岁及以上219
人（10.4%）；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273人（12.6%）、共青团员332人
（15.3%）、众1560人（72.1%）；
样本村地点
分布
北京2个、河北省4个、河南省2个、天津市1个、
云南省1个、四川省4个、甘肃2个、湖北省4个、
江苏2个、浙江2个
注：性别（样本总计2203）、文化程度（样本总计2196）、年龄段（样本总计2081）、政治面貌（样本总计2165）；因问卷填答遗漏，所以未达到总人数2221人。
2.2 研究方法：变量情况和分析工具
本研究采用的因变量为村民的民主参与意识，自变量为村民的社会信任水平。
因变量：考察了受访村民对于民主参与重要性的认识和对村集体事务的关切程度。本文选取了村民对于“选举权对自身的重要程度”和“对村集体公共事务的关注程度”的回答作为效标变量。这两个变量能够
很好地反映出村民总体民主参与意识的强弱。表2和表3反映的是因变量的回答分布情况，从描述统计来看：觉得选举权比较重要和很重要的村民比例较低，分别为17.1%和5.6%；对村集体公共事务比较关心和非常关心的村民比例也同样较低，分别为17.1%和3.5%。
表2 “您觉得选举权对您来说是不是很重要？”回答统计
（N=2094）
选项很重要比较重要无所谓完全不重要
有效百分比 5.60%17.10%34.00%43.40%
表3 “您对本村、本乡镇的公共事务或乡镇工作关心吗？”
回答统计 （N=2105）
选项非常关心比较关心不太关心从不关心有效百分比 3.50%17.10%47.60%31.90%自变量：测量了受访村民各个维度的信任水平，包含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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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华强个人资料和图片
殊信任（针对家人、亲戚、好朋友）、普遍信任（针对陌生人、生意伙伴等）和制度信任（针对政府和司法机构、新闻媒体等）。控制变量：为了综合考量信任对民主参与意识的影响，本文将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家庭收入和政治兴趣作为控制变量。所有数据均输入到统计软件SPSS18.0和Mplus7.0中进行有关的统计分析。
3 数据分析与结论
3.1 农村社会信任水平分析
首先对社会信任的有关题项进行信度分析。分析结果中Cronbach's Alpha值为0.899，折半信度为0.757，说明题项的信度较佳，对社会信任的问卷测量结果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表4中对不同信任对象的信任得分进行了探索性因素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特征值大于1个因子。从因子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共抽取到机构信任、媒体信任、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四个因子。机构信任和媒体信任属于制度信任的范畴，这也证实了本文所采用的社会信任分类方法具有较好的区分度。因子分析的KMO值=0.835，总体解释变异量为65.045%，这表明所有信任题项适合进行因子分析，且因子分析的结果能够解释大部分的变异量。
为了进一步验证信任分类维度的结构效度，利用Mplus7.0软件对信任测量题项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CFA），分析结果显示：χ2/df =2.41，近似误差指数RMSEA=0.04，模型拟合较好。其他拟合评价指标SRMR（0.028）、TLI（0.970）、CFI（0.978）都达到了传统所认为的模型临界值要求，拟合较为理想。
表4 农村社会信任的探索性因素分析
信任对象
信任因子
F1机构
信任
F2特殊
信任
F3媒体
信任
F4普遍
信任
本地法院0.711
县级党委和政府0.781
本地乡镇党委政府0.772
县公安局的警察0.784
本地的警察0.816
本乡镇的人大代表0.726
家人0.810
亲戚0.831
好朋友0.776
电视0.873
报纸0.890
陌生人0.730生意伙伴或合伙人0.722社会上大多数人0.684解释变异量（%）26.41314.85912.00811.765累计解释变异量（%）26.41341.27253.28065.045
表5描述了农村社会信任中不同信任对象的信任得分。对家人、亲戚和好朋友的特殊信任平均得分最高，分别为3.76、3.51和3.39，介于“比较信任”和“非常信任”之间；对政府机构、司法机构和新闻媒体的制度信任平均得分介于2.79～2.97之间，接近于“比较信任”的水平；而对陌生人、生意伙伴和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普遍信任平均得分分别为1.73、2.57和2.48，可以看出在农村社会中特殊信任的信任程度是最高的，其次为制度信任，信任程度最低的是社会普遍信任。这表明农村社会信任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留着传统信任的特征，即高特殊信任，低普遍信任。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制度信任在农村社会中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这得益于农村社会的持续开放，为现代信任模式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表5 农村社会信任描述统计
信任对象回答人数平均信任度标准差
家人2184 3.760.48
用u盘装xp系统亲戚2180 3.510.59
好朋友2155 3.390.65县公安局的警察1902 2.970.73
县级党委和政府1753 2.920.64报纸1911 2.900.70
本地法院1740 2.890.64
电视2050 2.880.76本乡镇的人大代表1834 2.850.73
本地乡镇党委和政府1896 2.790.74本地的警察1934 2.790.78生意伙伴或合伙人1649 2.570.65
宋慧乔和玄彬社会上大多数人1935 2.480.71陌生人2006 1.730.66
说明：完全不信任=1，不太信任=2，比较信任=3，非常信任=4。
3.2 农村社会信任与民主参与意识
为了对假设进行验证，分别对两个因变量以及自变量、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表6是对因变量“选举权对自身的重要程度”进行的多元回归分析。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整体模型显著性较好（P<0.001），全部变量可以解释因变量22%的变异量。模型中变量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共线性允差
均>0.9, VIF 值均<1.2），模型结果有效。在控制变量中，村民政治兴趣、文化程度和政治面貌对于因变量有显著影响：政治兴趣越高、政治面貌为党员（参照“众”）时，村民民主参与意识越高；从自变量来看，各类社会信任均对因变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信任程度越高，则村民的民主参与意识也越高。
表7是对因变量“村民对于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进行的多元回归分析。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整体模型显著性较好（P<0.001），全部变量可以解释因变量约16%的变异量，模型结果有效。
在控制变量中，村民政治兴趣和家庭收入对于因变量有显著影响：政治兴趣越高时，村民民主参与意识越高；村民家庭收入越高，则村民参与意识越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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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面貌对于因变量不存在显著影响。从自变量来看，各类社会信任均对因变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信任程度越高，则村民的民主参与意识也越高。
综合表6和表7的分析结果，可以得出结论：本文的假设成立，即我国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与其民主参与意识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社会信任水平能够显著预测村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强弱。
表7 自变量“村民对于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回归模型分析
进入变量回归系数标准化回归系数B S.E.Beta
（常量） 2.8030.19
机构信任0.1430.030.182***
特殊信任0.160.030.198***
媒体信任0.0810.0290.105**
普遍信任0.0650.0290.083*
政治面貌为团员a-0.1060.079-0.061n.s.
政治面貌为党员a0.1320.0840.07n.s.
男性b0.0180.0620.011n.s.
家庭收入-0.0290.014-0.08*
文化程度0.0140.030.021n.s.
政治兴趣0.1960.0390.2***
年龄-0.0040.003-0.067n.s.
决定系数R2=0.159；调整的决定系数R2=0.144；估计标准误=0.722
注：* P<0.05；** P<0.01；***P<=0.001；n.s. P>0.05；a参照类别为“众”；b参照类别为女性。
4 讨论
4.1 农村社会信任的维系
在转型时期的农村社会信任中，一方面原有以血缘、亲缘和情感纽带为基础的特殊信任仍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一定程度上维系着乡村社会的秩序与稳定。另一方面，由于农村社会的不断开放和发展，制度信任已经建立并开始推动着农村社会的有序化运行。农村社会受到经济市场化影响，人们交往范围逐步扩大，社会中失信行为的增多导致普遍信任的相对缺失。从表5中可以看出，人们普遍对陌生人表示不信任，对生意伙伴的信任平均介于“不太信任”和“比较信任”之间。
制度信任与普遍信任、特殊信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一方面需要建立良好的诚信约束和引导机制，提高失信行为的代价，通过制度信任来提升村民总体的社会信任水平，从而更易于达成普遍信任。另
一方面，普遍信任的增长也会强化村民的制度信任，增强他们对于现代契约制度的信赖。因此，增强农村社会信任需要从制度信任入手，提升村民的契约意识，更多地运用正式规范来维系社会的运转，在降低社会风险的同时，逐步提升农村社会的普遍信任，达到特殊信任、制度信任与普遍信任三者的良性互动。
4.2 增强农村社会信任，提升村民参与意识
本文研究发现，良好的社会互信能够提升村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农村社会信任水平与乡村民主自治存在紧密的联系，良好的社会互信水平通过提升民主参与意愿，扩大村民的有序民主参与行为，使村民自治真正得到落实，从而充分利用现代民主来促进乡村治理。同时，广泛而有效的民主参与能够促进决策过程的民主化，优化民主执行与监督，这反过来能够促进农村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进而达到信任与民主之间的相互促进。
此外，研究中还发现村民的政治兴趣和政治面貌对民主参与意识也存在积极的影响。建议村委会能够为村民关心时政要闻、追求政治进步提供引导和帮助，以求全面地提升农村居民的民主参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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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因变量“选举权对自身的重要程度”回归模型分析
进入变量
回归系数标准化回归系数B S.E.Beta
（常量） 2.4330.151
机构信任0.2790.0340.31***
村民政治兴趣0.2730.0450.235***
特殊信任0.1120.0350.12***
政治面貌：党员a0.2260.0780.113**
媒体信任0.0740.0340.084*
普遍信任0.0730.0350.079*
村民文化程度-0.0630.031-0.079*
决定系数R2=0.22；调整的决定系数R2=0.21；估计标准误
=0.802
注：* P<0.05；** P<0.01；***P<=0.001；a参照类别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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