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研读
一、作家自述
写《我们夫妇之间》的原来企图是：通过一些日常生活琐事，来表现一个新的人物。这个人物有着坚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她爱憎分明，和旧的生活习惯不可调和；这个人物的性格是倔强的、直爽的，然而是有缺点的，那就是有些急躁、有些狭隘，但这些缺点并非是本质的。这个人物就是小说中的张同志。为了烘托这个人物，拉了个知识分子出身的李克来做陪衬。
在写这篇小说的时候以及写好之后，我也曾经考虑到一些问题，主要的是李克这个人物。他既然是经过改造的，然而确有些荒唐，说不过去。但我想：所写的都是些日常生活琐事，并非是他的主要的一面，并不影响大体。同时，我认为这篇小说主要是写张同志；我也并没有说李克好，最后他还表明自己需要继续改造。我想这样一来，就可以交代得过去了。
摘自萧也牧：《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文艺报》1951年第5卷第：1期。
二、重要评价观点
近几年来，我们文艺工作的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我们有了一些新的成就，但也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有一部分的文艺工作者在文艺思想或者创作方面产生了一些不健康的倾向，这种倾向实质上也就是毛
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已经批判过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它在创作上的表现是脱离生活，或者依据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这种倾向在现在还不是普遍存在的，但它带有严重的性质，是值得我们加以研究、讨论的。
萧也牧同志的一部分作品，主要是短篇《我们夫妇之间》和《海河边上》，可以作为带有此类倾向的作品的例子。
……他到了近年还写了像《我们夫妇之间》和《海河边上》包含着小资产阶级思想情绪的作品，这也许是令人感到惊奇的吧。但这事情正好说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的改造是长期的，一个忘记了警惕自己的人，在特别复杂的城市的环境下，便特别容易引起旧思想情感的抬头，也特别容易接受各种外来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摘自陈涌：《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人民日报》1951年6月10日。
第一，反感作者的那种轻浮的、不诚实的、玩弄人物的态度。例如《我们夫妇之间》，作者对于女主人公——女工人干部张同志——的态度，是怎样的一种态度!从头到尾都是在玩弄她!写到她的高贵的品质，也抱一种玩弄的态度；写到她的缺点，更不惜加以歪曲，以满足他玩弄和“高等华人”式的欣赏的趣味。特别是从头到尾，从里到外，我都感觉不到一点作者对自己的这个女主人公的爱和热情来!
因此，我觉得如果照作者的这种态度来评定作者的阶级，那么，简直能够把他评为敌对的阶级了，就是说，这种态度在客观效果上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对我们劳动人民的态度。
作者萧也牧同志也有爱，就是爱《我们夫妇之间》里面的那个李克。作者并没有真的批评了
李克的缺点和他的低劣的品质，也没有真的要李克改造；作者只要李克的爱人——就是女主人公——改造，所以胜利的还是原封不动的李克，“有文化”的李克。从这点上说，作者的“阶级立场”的确是很坚定的；但是什么阶级立场呢?陈涌同志已经说过，小资产阶级!
现在再说我反感的第二个理由。
我以为作者的趣味是不高的。喜欢玩弄人物，就不是一种高级的趣味。轻浮和不诚实，也都不是高的品质。萧也牧同志这两篇作品的文字风格不是高级的，而是卖弄的、虚伪的、没有真实的情绪和感情的。这是一种矫揉造作地做出来的风格，是没有坚实的思想和作者的可贵的素质做基础的风格，是带着欺骗性的风格。所以，这两篇作品，虽然很多读者因为没有提防而会“津津有味”地读下去，然而它会提高读者的感情和趣味么?普通的读者，如果不留心，就会不知不觉地受了坏影响。
摘自《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文艺报》1951年第4卷第5期。
现在让我们直接谈作品本身吧。你是看过旧戏的，旧戏里，常常看得到有两个丑角，在台上出洋相，一
个大丑角尽量戏弄一个小丑角，并以此去博得观众哈哈大笑，一直把小丑角的洋相出尽了，两个人才相互笑笑，来完结这场小噱头戏。《我们夫妇之间》，实际就是这种情形。你先替李克同志在鼻子上擦了一些白。李克一出场，就不正派，是一个坏知识分子……
一般的趣剧，我们是不反对的，丑角戏也不反对，旧戏里常有借丑角来说出许多旁人不敢说出的真理。所以如同相声之类，我们今天还是欢迎的；只要真正能严肃地对待它，就可以产生好的讽刺文学。但《我们夫妇之间》
又不是这种形式，它俨然在那里指点人们应当如何改造思想，如何走上工农分子与知识分子结合的典型道理。它表面上好像是在说李克不好，需要反省，他的妻子——老干部，是坚定的，好的，但结果作者还是肯定了李克，而反省的，被李克所“改造”过来的，倒是工农出身的女干部张同志。所以，当我第一次读这篇小说，和最近再读的时候，最使我不愉快的，就是这种虚伪的地方(《锻炼》也使人同样有这种感觉)。
你这篇穿着工农兵衣服，而实际上歪曲嘲弄工农兵的小说，却因为制服穿得很像样而骗过了一些年轻的单纯的知识分子，迎合了一小市民的低级趣味。这种迎合，我觉得你个人也应负责，应该早就有所警惕的。
李克完全只像一个假装改造过，却又原形毕露的洋场少年。
摘自丁玲：《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
《文艺报》1951年第4卷第8期。
萧也牧的短篇小说，在艺术上有着独特的风格。
凝聚。体现在篇幅的短小上。
朴实。萧也牧的作品，写农民的事，说农民的话，简洁明快，朴实自然，不出一点刻意雕琢的痕迹。
淳厚。萧也牧继承了我国古代作家的优秀传统，写事，直笔铺叙，由根到梢，娓娓讲来；写
人，注重行动，感情真挚，丝毫不夹“花头”。
深刻。萧也牧的短篇小说在主题的开掘上确实是很深刻的。虽然他的小说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没有动人心魄的情节，但他却能做到平中见奇，直中见深。
萧也牧笔下的人物，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大都是通过人物的行动表现他们纯洁、壮丽的思想，从而使作品具有深刻的主题。
摘自王立道：《凝聚朴实淳厚深刻——萧也牧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
《写作》1981年第3期。
《我们夫妇之间》到底是篇怎样的作品?一定首先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只能说它是一篇探索之作。小说对建国初年干部生活中出现的新矛盾、新变化作了敏锐的思考和反映，写出了一定的生活真实，提出了某些令人关注的问题，很有现实意义：从艺术上说，它尝试通过日常生活的角度表现工农及干部的生活，侧重抒写他们的感情波澜和心灵历程，探索了新的创作题材和表现方法。这些成就和特，是作品的主导面，应该首先得到肯定。如果联系建国初年的创作现状，作家那种勇于作新的尝试和探索的创作精神，更是应该受到称赞。
尽管《我们夫妇之间》取得了上述成就，值得称赞，但它并非完美之作，探索中出现的缺点和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
小说缺乏应有的深度。小说展现的这对夫妻的感情波折，从实质上说，应该是我们的干部在革命胜利后，怎样对待生活的两种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斗争。对于事件本身具有的这一深刻含义，小说只是表面触及，没有深挖下去。
小说表现这场思想斗争，笔墨完全局限在他们夫妇之间的争吵上，而没有从这一基点生发开去，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加以展示。
摘自吴肇荣：《重要的在于探讨经验教训——重读{我们夫妇之间)》，
《新文学论丛》1983第4期。    50年代初期，虽然解放区的作家已经进入了城市，但他们对城市生活的不熟悉和怀有的天然警觉，使他们自然疏离于对城市的书写；国统区的作家熟悉城市生活，但对新时代的惶惑和迷茫，又决定了他们笔下的慎重。因此，50年代初期的城市文学几乎是空白的。即便有些作品写了城市，也仅仅是农村生活场景的置换，趣味和目的诉求仍然没有变化，也就谈不上城市文学。第一篇具有城市生活意味的小说是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这是一篇具有温和生活气息和个人趣味的小说……应该说，这不是一篇多么优秀的短篇小说，它的简单和琐碎在今天看来甚至有些幼稚。但值得注意的是，萧也牧是第一个试图表现新时代城市生活感受的作家，也是第一个尝试新题材写作的作家。他敏锐地感觉到了生活环境的变化与人的精神生活要求的关系。对于长期生活于战争状态的作家来说，城市生活无疑是面临的新的挑战。但是，对于充满了内在紧张的意识形态来说，城市的可疑几乎无处不在，它处处布满了资产阶级的陷阱。因此，萧也牧要求的城市生活“情调”本身，就使他处在了一个众目睽睽危机四伏的境地中。·
对萧也牧的批判，潜在的作用是，作家对于城市生活的理解形成了一个不变的模式，即城市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角斗场，城市生活中无处不充满了阶级斗争的暗示。因此，经过猜想和审慎探索的城市文艺，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成了惟一可行的写作模式。
摘自孟繁华：《反城市文化的现代化悖论》，陈晓明主编：《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151页。
三、作品简析
《我们夫妇之间》发表于《人民文学》1950年第3期。小说反映了革命取得成功后革命者进驻城市后面临的另一种的斗争。革命胜利后，拿下城市这个据点的意义对于革命者来说意义重大，这是革命即将全面胜利的象征。但城市可能的侵蚀却使得革命者对之怀有天然的警觉。1949年3月就告诫过全党了：“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的敌人征服过的……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要预防这种情况。”《我们夫妇之间》正是涉及了这方面的问题。它之所以在当时让人耳目一新，一方面是因为它将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当作作品的主要人物来描写，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绕开了所谓的重大题材与重要事件，而从日常生活和家庭琐事的角度来抒写不同人的个人情感。这与当时所提倡的反映重大题材和主题有所不同，因而遭到了批判与否定。对萧也牧来说，“他敏锐地感觉到了生活环境的变化与人的精神生活要求的关系”，并试图在小说中对此作出自己的解释。萧也牧本来的目的应该是反映进城后人们生活的变化，可是因为他没有反映“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的改造是长期的”，结果是他没有料到的，有人认为“作者还是肯定了李克，而反省的，被李克所‘改造’过来的，倒是工农出身的女干部张同志”。萧也牧连同他的这篇作品没能逃脱被批判的命运，被指责为“包含着小资产阶级思想情绪”，使作品成为了一个表现“阶级影响”或表现无产阶级应怎样适应城市生活的活生生的反面例子。
小说中写了在革命战争期间“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典型”，在革命胜利后又进驻了城市的两个人李克和
张同志之间的争吵和矛盾。夫妻间的矛盾源自于两个人对城市生活的不同看法。实际上，正如作者自己所说，他是想“通过一些日常生活琐事，来表现一个新的人物”。而这个“新人物”不是革命知识分子“我”，而是从农村出身、对城市生活有着反感的张同志。许多对该作品持有异议的，主要针对的也是这一点：作者对张同志的表现体现出作者本身的某些倾向。夫妻二人争吵的结果是，两个人都发现各自的缺点并最终和好。在今天看来，作品无疑公允地反映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一些尖锐的问题，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
我们结婚了新夫妇是谁小说没有以当时流行的革命语汇，而是用自然本真(个别地方甚或非常粗鄙)的语言来表现，革命知识分子“我”的第一人称的运用，也使小说更有利于从心理层面予以揭示问题。小说用平常的小事、家庭的斗争来表现特定时代大的精神风貌，无疑使其成为当时小说创作中难得的佳作。
四、重要研究论著目录
1．丁玲：《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文艺报》1951第4卷第8期。    2．陈涌：《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人民日报》1951年6月10日。
3．王立道：《凝聚朴实淳厚深刻——萧也牧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写作》1981年第3期。    4．陈自仁：《批判萧也牧创作倾向时的庸俗社会学及其影响》，《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5．吴肇荣：《重要的在于探讨经验教训——重读〈我们夫妇之间〉》，《新文学论丛》1983年第4期。
6．周艾文：《想起萧也牧》，《西湖》1984年第2期。
7．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8．尹昌龙：《重返自身的文学》，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9．王利芬：《变化中的恒定》，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0．程光炜：《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11．孟繁华：《反城市文化的现代化悖论》，陈晓明主编：《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萧也牧小说《我们夫妇之间》（1950年）发表不久就受到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和趣味"的批判，文学作品能不能写知识分子在当时已经成了问题，而表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的时候更有一个立场问题了。这些论题在1949年《文汇报》就进行过有引导的讨论。小说叙述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干部李克与工农出身的张同志结合的故事。夫妇二人家庭出身、文化背景、生活习性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本来生活就不容易协调，更因生活跨越了建国前后两个不同时代，他们从乡间进入了城市，这种差距就更为凸现了出来。他们二人思想感情出现裂痕并随着进城而加深，然而最终还是归于融洽。这是一篇叙述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状态的小说，基于现代意识的人对生活的反思是它产生的条件，但是这种反思以对政治意识形态的
妥协而终止。这是我们今天看这篇小说的判断，但是依据当时的看法，却被提出了问题："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被指责那是"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是"小市民的低级趣味"。依照新时代的革命理论，城市的小市民趣味（李克其实未必）与来自延安根据地的张同志的趣味，是不同阶级的趣味爱好，其实质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的反映。李克出自知识分子对生活的正常反应，意识到并审视夫妇之间的差异，正是普通人的生活状况的真实反映。但是由于它的审视对象是来自于根据地的张同志，这里面就有了立场问题和文艺为什么人服务、为哪个阶级说话的问题。为捍卫革命理论，不得不对《我们夫妇之间》进行批判。批判者认为，《我们夫妇之间》"虚伪"，
"李克实际上是一个很讨厌的知识分子。""最让世人讨厌的地方就是他装出一个高明的样子，嬉皮笑脸地玩弄他的老婆--一个工农出身的革命干部。"充斥着"庸俗的小资产阶级的不良倾向"。这些描写说明了他"自己身上所严重存在的非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 作者也不无痛切地检讨说"我的作品之所以犯错误，归根结底一句话：是我的小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思想未得切实改造的结果"，"披着无产阶级的外衣，出卖小资产阶级的货。"  这种主导与主流的观念，伴随着文艺体制的权威统帅着以后几十年的创作。反对和批判小资产阶级，从30年代的革命文学到50年代初的批判《我们夫妇之间》事件，这一共同的对立面其实正是五四以来的"人"的文学的观念，他们都要通过某一既定的观念来遏制人对自己生活的多元的思考与反思。这一事件拉开了几十年为巩固文艺体制的权威而进行无情斗争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