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7月，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有过一个所谓预言。他说，“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意即国民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也不见得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今，新中国成立60年来经济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使艾奇逊之流的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彻底破产。1953年至200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为8.4%，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奇迹。不仅使13亿人口(比艾奇逊当时看到的多了1.7倍)解决了温饱、生活总体达到小康，并且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前进。
一、前30年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立即着手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一)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旧中国的经济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经济。在抗日战争以前，现代性质的工业仅占百
分之十左右，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占了百分之九十左右。到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掠夺压榨，特别是长期战争的破坏，整个国民经济已处于崩溃状态。1949年同旧中国生产力发展鼎盛时期的1936年相比，工业生产下降50%，钢产量由92万吨降为15万吨，原煤由6000多万吨降为3000多万吨，棉纱由245万件降为180万件;农业生产下降20%多，粮食产量由2700多亿斤降为2100多亿斤，棉花由1600多万担降为800多万担。交通运输(包括铁路、公路、河运、海运、空运)遭到严重破坏。国民党政府为维持其反动统治和发动内战，滥发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造成恶性
通货膨胀，使市场混乱、民不聊生。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新中国成立后要发展经济，必须首先治理国民党政府留下的乱摊子，先有经济的恢复，才能有经济的发展。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步骤和措施:一是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权;二是没收官僚资本，发展国营经济;三是全面开展，发展农业生产;四是保护和发展私营工商业;五是统一财经工作，彻底稳定市场。仅仅用了三年时间(1950,1952年)，就使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超过抗日战争前的历史最高水平，稳定了市场物价，较大改善了人民生活。难能可贵的是，我们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胜利，还是在抗美援朝战争和清剿国民党在大陆残余势力的背景下取得的。
(二)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一是管制或收购帝国主义在华企业。首先是把帝国主义对中国海关和对外贸易的控制权收归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国家统治对外贸易和国家银行外汇专营制度。对于帝国主义在华企业(约1000多家)，由于美国发动朝鲜战争并冻结了我国在美管辖区内的公私财产，我国政府宣布管制其在华财产;而其他帝国主义在华企业，由于过去依赖的特权不复存在，其经营难以为继，有的放弃经营，有的被我国作价收购，这些被管制和收购的帝国主义企业成为了国有经济的组成部分。二是没收官僚资本。当时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国家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从而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并转变为了国营经济。接管的官僚资本企业包括工业企业2858个;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招商局所属的全部交通运输企业;四大家族把持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及其他2400多家银行;国民党政府经营的茶叶、盐业、石油等十几家垄断性的贸易公司。三是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和国营经济。管制或收购外国在华企业和没收官僚资本在进行解放战争中以及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即已胜利完成。而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完成的。到1957年，在国民收入中各种经济成分所占的比例，国营经济为33%以上，农业和手工业合作社经济为56%以上，公私合营经济约8%，表明公有制经济已居于统治地位，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也已建立起来。由于受当时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认识的局限，私营经济被完全取消，个体经济亦微乎其微。
(三)探索现代化建设道路
我国现代化建设战略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逐步形成和完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关于经济发展战略，曾先后提出过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四个现代化”的方针和目标。1953年，同志提出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其中“一化”即是实现国家工业化。当时对工业化的认识主要是依据前苏联的经验，衡量经济的主要指标是工农业总产值;工业化的标准是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70%;实现工业化的途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当时预计完成工业化所需时间是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实施工业化的战略任务，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中开始进行的。但后来在急于求成思想的指导下，从1958年至1960年实行了三年“”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经济制度上强调“一大二公”，给我国工业
、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了灾难性损失。其后，不得不用五年时间(1961,1965年)进行全面大调整。直到1965年，我国财政经济状况才得到基本好转，主要工农业产品生产恢复或超过了1957年的水平。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还曾三次提出过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一是1954年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四个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现代化，而实现国家工业化就是发展现代工业，工业化的实质即为工业现代化，可以说“四个现代化”是“工业化”的延伸和拓展。二是1964年12月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再次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并将原来的交通运输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即要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
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三是在“”后期，同志重新恢复工作后的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申了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在前30年中，我国对经济管理体制也曾进行了一些探索，如同志在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从十个方面剖析了前苏联体制模式的弊端，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
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企业科学管理方法等。在后来的实践中，对经济体制也进行过几次调整和变革。但是，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为到一条有别于前苏联模式、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路径而进行的探索，并没有得到较满意的答案。
(四)前30年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
在改革开放前，我国虽曾确定国家工业化战略目标和三次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思想，但还没有形成一个可供实施的完善的现代化战略思想体系;而且由于受当时国际形势影响和盲目冒进做法以及对国内形势错误判断的干扰，长时期内实际工作的重点没有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上，耽误了开展现代化建设的宝贵时间，而十年(1966,1976年)“”动乱更是把整个国民经济推至濒于崩溃的边缘。当然也应看到，在改革开放前这30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国民经济仍保持中速增长，如果把统计的经济总量指标换算成国内生产总值，从1953年至1978年，年均增长率达到6.7%。并且，国家也曾投入大约7000多亿元资金，建设了3000多个大中型项目，重工业、交通运输业和科学技术都有了相当发展。例如，开发建设大庆油田、胜利油田、辽河油田、华北油田，建成了攀枝花钢铁基地、六盘
水煤炭基地，兴建了13个大化肥、4个大化纤、3个石油化工项目，建设了多条铁路和几十个深水码头，研制出振我国威的“两弹一星”，培养了一大批经济、科技和文化建设骨干力量;这些都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并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和技术基础。
二、近30年完善实施现代化战略，改革管理体制和实行对外开放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严肃认真地纠正了1957年下半年之后和“”期间的“左”倾错误，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随后，在理论指导下，我国开始构建一个符合中国实际的完整的现代化建设战略体系，包括现代化战略阶段性目标、实施步骤和现代化建设战略的基本路径和政策措施，并全面开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一)完善现代化建设战略体系
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八十年代，党中央根据理论，从中国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确定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和步骤。此时衡量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已改为国民生产总值(GNP)。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走两步，要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达
国民党的四大家族是到温饱和小康;21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上个世纪最后20年，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是，已经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不全面、发展很不平衡的。而巩固和提高已达到的小康水平，还需要进行长时期的艰苦奋斗。党的十六大基于对“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要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提出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是在新形势下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战略的丰富和发展。进入新世纪后，衡量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又改为世界通用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进一步被分成两个阶段，即前20年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后30年，也就是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为适应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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