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与共产党精诚合作的国民党人
    1943年1月15—21日，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阜平县温塘村召开，与会参议员共288人，选举成仿吾任议长，于力任副议长。各类文献对这次会议的评价都很高，说它是晋察冀边区民主建设上的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就在这次会议上，有一位国民党员被选为驻会参议员，他的名字叫郭飞天。青年时代接受民主自由思想郭飞天的原名叫郭庆龙，飞天是他的字，后以字名世。1898年出生在灵寿县城内一个书香之家，幼读私塾，后进新学堂。清宣统元年（国民党的四大家族是1909）考入灵寿县高等小学堂，民国元年（1912）考入直隶省立第七中学（正定中学）。中学时期，成绩一直优秀。1918年，考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次年参加五四运动。1949年1月，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开幕。郭丽梅的文章中写到：“爷爷曾经亲耳聆听孙中山先生演讲，把三民主义作为了自己人生的信仰与追求，于是，加入了中国国民党。爷爷虽然接受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崇尚自由、博爱，但他依然信奉中华民族传承下来的精粹和美德。他是当地出了名的孝子，大学毕业后不得已放弃了公费去日本留学的机会，为的是能够早日挣钱供养弟弟完成医学院学业。他对父母惟命是从，竭尽孝道。24岁的时候，奉父母之命与奶奶成婚。”郭飞天亲聆孙中山演讲的细节已经无法证实，他加入国民党的事实还是能够考证的，但不是在五四期间，是在正定省立七中读书的时候。大学毕业后的郭飞天先是在保定女子师范
学校教书，1929年下半年回到自己的母校任史地教员，并秘密参加了省立七中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担任负责人。1930年秋，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倒蒋失败，改组派解体，郭飞天陷入了苦闷之中。他声称以后教书吃饭，不再参加政治活动，并且拒绝了改组派的所谓重新登记，思想上开始倾向苏联，与同事冯仁甫合作翻译了《俄国大革命》一书。也正是从这时起，郭飞天部分地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开始同情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革命活动。郭飞天崇尚民主自由，这也是“五四”那代人的共同的思想特征，但是郭飞天又坚守住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孝悌之道，对妻子付出了真挚的爱。郭丽梅写道：“奶奶是爷爷的第二任妻子，他早年娶的那位姑娘没留下子嗣便去世了，因此爷爷对奶奶更是珍爱有加。爷爷给奶奶起了个名字叫杨玉贞，从她自己的名字开始学写字，让她放开裹脚布，剪掉了发髻，还带她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为应酬还让奶奶穿起了旗袍。奶奶跟我说过，当年有位城市夫人要生孩子，特意请奶奶帮助接生，大家都喊她‘郭太太’呢。”一个五四青年，却能接受裹脚不识字的农家妇女共同生活，其恩爱程度可与胡适之于江冬秀相媲美，真是难能可贵。郭丽梅的回忆又给我们提供了佐证：“实际上，他们相聚的日子不多，爷爷在外教书，不断地变换工作挣钱养家，奶奶主内，侍奉公婆，生儿育女。奶奶深知自己与丈夫的差距甚远，爷爷回来度假的时候故意说：‘我配不上你，在学校里个洋学生吧。’爷爷立刻严肃认真地劝慰奶奶：‘这叫什么话
呀？以后可千万不许说这样的话。’”郭飞天在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开幕式上讲话郭飞天的民主自由思想并不是单纯体现在家庭生活中，他还开了灵寿县招收女学生的先例。他的大女儿七八岁的时候，他见女儿聪明伶俐就希望她上学，当时整个灵寿县也没有一个女孩子学堂，为了让女孩和男孩同样受教育，1930年，郭飞天向当局提议并专程到北京请了一位名叫赵纫秋的女老师给县里的女孩子们上课，灵寿县从此不仅有了女学生，还有了从北平来的女老师。赵老师高高的个子，长相很漂亮，烫着卷曲的短发。校址就设在城内文庙北边，这是当地第一所女子小学校，赵老师教女孩子们唱歌、跳舞，还开设了英文、美术、音乐课程，这给当时封闭多年的县城教育增添了新鲜的城市文明。从此，大人们就都把女孩送到小学校读书，这是郭飞天对家乡教育和社会改良的一大贡献。积极帮助和营救受困的共产党人郭飞天不仅学识渊博，书教得好，而且还富于正义感，乐于助人。郭飞天的妻子也和他一样，乐于帮助那些处于困境中的学生。郭丽梅说：“奶奶特别喜爱爷爷的那些进步学生，有段时间家里总是宾客甫至，他们都亲热地喊奶奶‘师母’。爷爷知道他们是早期的地下共产党员，仍然给予他们许多同情帮助和支持，在那个时期，爷爷结识了许多共产党人朋友。为避免警察抓走学生，爷爷给他们放哨，奶奶忙碌着给他们做饭烧水。有两次都是爷爷跑回家，告诉大伙县当局要抓学生，让他们爬上房顶逃跑了。”郭飞天不光是帮助进步的学生脱险，也时常帮助
和营救受困的共产党人。1932年6月，他的学生周学鳌（灵寿县新开村人，当时在北平辅仁大学读书）以共产党嫌疑，国民党灵寿县党部通缉。适周学鳌放假回家，县党部派员访拿，因其大哥周学校提前得到讯息，将周学鳌转移到阜平，没有抓到。恼羞成怒的县党部负责人命令抄了周家，并将周学校抓进了灵寿县监狱。郭飞天知道周学校是地下共产党，当时还担任中共灵寿县委委员兼三区区委书记。但是，郭飞天仍然亲自写保释书并设法将其营救出狱，避免了一场劫狱的血腥冲突。郭飞天成了周家的救命大恩人。到了日本占领县城的时候，周学校为报答郭飞天的救命之恩，带着他的儿子，套上驴车把郭飞天一家人接到了山里避难。后来，周学校与郭飞天结成了儿女亲家，成为了国共合作的又一段趣事。周学鳌最终没能逃脱劫难，在他返回北平的途中，被国民党抓捕投入监狱。郭飞天得知消息后，曾几次到监狱探望，还带给周学鳌几块银元，后来周学鳌硬是分两次还给了他的郭老师。接受郭丽梅的采访时，周学鳌激动地说：“郭飞天是一心抗日的国民党党员，跟国民党联办处有些不抗日的反动派不一样，你爷爷的死很可能跟那些反动势力有关系。”精诚团结，一致抗日七七事变后，郭飞天从北平返回灵寿老家，他是步行走了一个多月才到的家。10月上旬，八路军115师教导大队进驻灵寿县陈庄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郭飞天和当地的爱国青年和社会贤达一道，积极投身到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中，做演讲、贴标语，郭飞天不甘落于人后。1938年
1月10日至15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郭飞天作为灵寿县的代表出席，并被任命为山西灵邱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灵邱是晋察冀边区的西北屏障，战略地位至关重要。为扩大抗日队伍，郭飞天进入深山，开导那些占山为王的土匪参加抗战，把军阀孙殿英部队的残余和一些杂牌军收编入抗日队伍。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选出的驻会参议员，后排左一为郭飞天。1940年2月，郭飞天调到晋察冀边区政府，任民政处视察员。1942年初，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国民党冀西党务办事处主任胡仁奎（中共秘密党员，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员）邀其到国民党冀西党务办事处（驻灵寿县张家庄乡水峪村）工作。国民党冀西党务办事处和晋东北党务办事处撤销，成立国民党晋察冀边区党务联合办事处后，郭飞天任秘书主任（联办处主任仍为胡仁奎）。1942年9月，胡仁奎去重庆述职，郭飞天代理联办处主任。当时联办处内有一股反共的势力，他们想借机瓦解联办处，分裂抗日力量。郭飞天与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博得了联办处多数人的支持，为团结抗日做出了贡献。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郭飞天代表国民党晋察冀边区党务联合办事处发表演讲，旗帜鲜明地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时政纲领和各项政策。他的发言全文刊登在当天的《晋察冀日报》上，那也是郭飞天最后一次在边区父老乡亲们面前慷慨激昂地宣传抗日。边区政府的人谁都知道郭飞天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面对国破家亡的民族，他又重新拾起那顶老国民党员的旧帽
子，紧紧地握住共产党的手，精诚团结，一致抗日。英雄罹难，天地同悲1943年9月，日军对晋察冀根据地腹地进行“扫荡”，袭占陈庄，修筑多处到碉堡和据点。郭飞天率领联办处转移到龙泉关深山区活动，在10月上旬的一天，他到边区政府筹措米票回来，独自走在山路上，不幸坠入山涧身亡。由于这里很少有人来往，所以失踪两个月杳无音信。郭飞天的失踪，在很长时间内无人知晓，对他的去向，国民党联办处的一些人表现极其冷漠。他们表面上拥护边区政府，实际上仇恨共产党，仇恨坚持维护团结局面的国民党员。郭飞天究竟是不小心跌入山谷还是被特务杀害，至今仍然是个悬案。他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已经面目全非，头部和手掌留下了被野兽啃噬的痕迹，仅从他的衣服及遗物和一千多斤的米票中判定此人一定是郭飞天的尸体。郭飞天的遗体经过3天的努力，才由一个叫黄毛的乡亲从殉难处摩天岭的大山峡谷里背出来，联办处的人暂时把郭的棺木安放在腰洞石村东北的山坡下，临时用石头堆砌成一个坟冢，上面盖上黄泥和稻草，准备运回故乡入土深埋。边区政府为郭飞天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晋察冀日报》刊出了“郭飞天先生逝世”的消息。追悼会之前，华北联合大学的校长也是参议会的参议长成仿吾接见了郭飞天的大女儿郭淑芳，当时她正在华北联大读书。成仿吾说：“你父亲是个好人，是国民党中的进步分子，主张国共合作，坚持抗战，我们合作得很好。联办处有坏人，他们跟郭飞天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郭飞天去世后，家里的
钱很快就用光了，他的妻子白天给人家洗衣做活，夜里纺线织布，织出布来拿到集市上去卖钱贴补家用。郭丽梅写道：“寂冷的寒夜里，奶奶怕自己睡着就不停地唱歌，她用心碎的歌声伴着泪水，泪水伴着微弱的孤灯直到天亮。家里一口粮食都没有的时候，一个要饭的亲戚把乞讨来的干粮分给奶奶，并且让她一起去要饭吃，奶奶就是不肯去，宁愿跟孩子们挨饿。因为奶奶心里装着爷爷，装着不可轻蔑的那份顽强自尊。”可是这位可敬的老人，默默地承受着丧失亲人的一切痛苦，期间还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直到1991年，她的骨灰才和郭飞天埋入同一个坟茔，远离了家乡的阜平县腰洞石村的山脚下。如今，在他们的坟前立着一块不太起眼的墓碑，上面刻有几行小字：晋察冀边区参议会驻会参议员郭飞天一九四三年日本秋季大扫荡时在摩天岭殉难后安葬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