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改组的经过
中国国民党改组的经过，可以分做三个阶段：民国八年确定党的名称，是第一个阶段；十二年预备“容共、联俄”，始公开的向国民宣言，是第二个阶段；到十三年实行“容共、联俄”，才到了改组完成的第三个阶段。依次叙述如下：
民国元年、二年的国民党被袁世凯解散后，中山于民国三年在日本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把从前国民党的所谓温和分子淘汰出去。但“中华革命党”是一种秘密的革命团体，因为在外国居留地政府立案的关系，有些支部仍旧没用“国民党”三字的名称；在国内也不能公开组党。到袁世凯死后，“中华革命党”的团体并不曾消灭；许多党员本来是从前国民党的党员，并且是国会议员，因为国会恢复，暗中以中华革命党的党团作用联络其他的旧国民党员，用别种名目在国会里面活动。所以表面上“中华革命党”、“国民党”两种名称，都不曾公开的揭举出来。而在海外，则一种团体有两种并存的名目，极不统一，因此在民国八年以前，曾经通令海外各支部一律恢复“国民党”的名称。但据缅甸支部八年3月10日的印刷通告，附记谓：“本支部自去年（七年）由‘中华革命党’一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惟历接上海本部来件印章，俱用“中华国民党”，帮本支部亦当从之，以昭划一。“可见在八年3月10日以前，本部所用的名称与支部所用的名称尚不统一，有以”中华”两字为冠词的，有以“中国”两字为冠词的。到八年10月10日始由上海的本部公布一种改正的规约，通告各支部一律改用“中国国民党”的名义，于是名称始确定。从七年到八年，中山因为军政府改组，被桂系军阀和政学会所排挤，离粤居沪，一面著书谋改造国民的心理，一面整理党务。《孙文学说》和《
实业计划》的两种著作，全称为《建国方略》（前者为心理的建设，后者为物质的建设），都在此时期内草成发表。他在七年8月30日通告海内外同志的书中说：“·····文深信吾党实系中国之在存亡，使吾党驰而不张，则中国或几乎息；是断不能以蹶踬而磨灭其壮志，犹之操舟逆流，须策力以相支柱。文深有望诸君子之同喻斯旨也。归沪而后，益感救亡之策，必先事吾党之扩张，帮亟重订党章，以促党务之发达。”所以八年10月有改正的党章发布，把名称统一确定了。我们于此可知道民国七八年间是中山护法失败的时期，是南北军阀势力纷起蓬兴的时期，也便是中国国民党新生命的胚胎时期，并且恰好是国内新文化运动勃兴的时期。这是第一个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内，中国国民党的新生命虽然应时胚胎了，但与一
般国民尚不曾发生任何关系，因为尚不曾公开的进行党务。（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谓：“此时北方为徐世昌所盘踞，南方亦为陆荣廷所占有，故党务不能在国内公开，进行者海外耳。以故八年10月10日所定之规约，几全注意于海外·····）它不曾发表什么对国民的宣言和具体的政纲。到民国九年因得了海外同志经济上的援助，令陈炯明的粤军回粤，取得了广东的地盘，党务略为注重，但也只把党章及海外总支部章程稍微修改一下，仍不曾发表什么宣言和政策。及民国十一年夏间陈炯明背叛，中山蒙难，一般国民都只认为孙、陈个人的争政权，并不觉得陈炯明是叛党；党内的机关报骂陈炯明叛逆，而党外的知识阶级里而，竟有说他们是抬出旧道德的死尸来攻击陈炯明的；这就是因为此时的中国国民党还是在一种秘密结社的情态中，没有向一般国民公开的表示，一般国民并不认识孙、陈在党中的地位关系。所以
并不觉得陈氏如何的不对。归结一句，从八年到十一年中国国民党虽然存在了，还只是该党“老同志”的国民党，与一般国民无交涉。自中山蒙难到沪后，国民党便要开始发生第二阶段的变化了。中山本来有“在革命期内需要一党专政”的信念，并且认定党的组织需要严密，党员宜绝对服从党魁的指挥；所以他的革命方略有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的划分及组织中华革命党时党章的制定，更把这种一党专政、服从党魁的精神尽量发挥；及见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用这种方法发生了效果，中山的信念越加坚决了。但事实上俄国的一党专政成了功，中山还是失败；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员能受他们的列宁的指挥，中国国民党却不能由中山指挥如意，并且生出陈炯明这种叛徒来；这不能不使中山对于自己的党的组织和革命方法加以反省，对于列宁所用的组织方法加以印证参考。此时中国的共产党已经成立，且已加入第三国际，苏俄因为被白帝国主义压迫，也很想向东方求朋友（据汪精卫的政治报告，中山在民国七年由粤来沪时，曾致电苏俄庆祝他们的成功，鼓励他们继续奋斗。其时各国皆仇视苏俄，列宁得到中山的电报，因之大为感动，视为东方的光明来了，自此积极的想与中国的民党联络。苏俄派到东方来的专使，有一个叫马林。汪氏说：“马林在民国十年曾到广西，总理当时正在桂林。马林去见他。问题当时曾去电到广州给廖仲恺·····说他从前听闻苏俄实行共产，很是诧异，以为俄国的经济状况、共产的条件还未具备，从何实行？马林来，才知道俄国之新经济政策，实与他的实业计划差不多一样，所以非常高兴。这便是联俄的
起点了。可是马林来到广州以后，他却表示非常失望；他以为除去俄新经济政策与总理实业计划相符合
这一点觉得高兴外，此外一切，他都失望。他对陈炯明与本党的组织方法、宣传方法都表示失望。他并且断定香港政府必不容广东政府的发展，陈炯明与总理一定不能相容；这些话他对廖仲恺同志和兄弟都一样说法。”这是在中山未蒙难以前的事）。中山于十一年8月13日被难抵沪，苏俄的代表越飞也于中山抵沪的前一日到了北京。越飞一面在北京与北方的国民团体相酬应，一面即派人携函来沪与中山接洽，彼此的意见渐趋接近。孙中山先生手札墨迹中，载有十一年8月30日与蒋介石书去：“某事近已由其代表专人带函，来问远东大局问题及解决之法，予已一一答之。从此彼此已通问讯，凡事当易商量矣。彼有一军事随员同行，已请彼先派此员来沪，以备详询军事情形，想不久可到也。望兄稍愈则当早来筹备一切······”可见越飞到北京后，即与中山通函通使。又同年11月21日，中山与蒋介石书去：“·····兄前有志于西图，我近日在沪已代兄行之矣，现已大得其要领。然其中情形之复杂，事件之麻烦，恐较之福州情形当过百十倍（时福州方为许崇智等所下，蒋介石亦在福州）。此无怪吾国之志士乘兴而往彼都者，悉皆败兴而返。吾幸而得彼津梁，从此可日为接近。然根本之办法，必在吾人稍有凭借，乃能有所措施。若毫无所借，则虽如吾国之青年共产党，与彼主义完全相同矣，亦奚能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劝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者，职是故也。此可知非先得凭借不可。欲得凭借，非恢复广东不可。”此函中所谓情形复杂、事件麻烦，大约即指容许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事，苏俄代表以此为条件。此时中国的共产党员也已经有来加入国民党的了（据汪精卫的政治报告说，共产党员最先加入国民党的为李大钊，是由张继介绍来的，也在中山蒙难居沪时）。中山在与越飞接洽的当中，便决计将中国国民党的组织改进；于十一年9月4日召集在沪各省同志张继等五十三人交换意见，一致赞同改组；9月6日指定茅祖权等九人为改组案
起草委员；到11月15日又召集各省同志五十余人审查全案，推胡汉民、汪精卫为宣言起草委员；12月16日召集同志将宣言稿审查修正，由中山采定，于十二年1月1日发表。这便是中国国民党十二年的（十二年改组的宣言及政纲见本节附录一）。这次改组可注意之点：一是从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以后，至此方向全国国民公开的发表宣言，提出比较具体的政策；二是重新将三民主义，为明白广义的解释。例如民族主义在同
盟会时代是极狭义的，以推翻满族的特殊优越地位为目的，清皇位颠覆后，以为民族主义不适用了，并且恐怕惹起国内五族间的裂痕来，所以由同盟会改为国民党时，便把民族主义舍弃了；中华革命党时代也不要民族主义，专取民权、民生的二民主义（因为中华革命党是以推倒袁世凯为目的）。由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时正是欧战终了和议开始时，所谓“民族自决”的声浪复由西方播及东方，渐悟及民族主义尚有广义的解释，故仍恢复三民主义；但在民国十二年以前，并未将这种主义的解释明白表示出来，至此始在宣言里面表示，说“吾党所持之民族主义，消极的为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等，积极的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内以促全国民族之进化，外以谋世界民族之平等。”“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虽然尚未提出，“力谋改正条约，恢复我国国际上自由平等地位”，则已成为此次宣言上具体的政纲了。民权主义，也由“建设共和”扩充到“直接民权”的意义；民生主义，由“平均地权”扩充到"节制资本”的意义了。这是第二阶段。
这次改组所以不曾达到完成的地步，有很明显的几点：一是党章和干部机关的组织虽然经过一番改变，
但还不曾采用苏俄那种细密严切方法；二是干部人员的分配虽然有变更，新旧党员的吸收淘汰未充分的进行；三是共产党员虽已有加入的，但尚不曾公开的容共；四是苏俄的政策虽在进行之中，也尚未达到成熟的进步 。自1月1日发表宣言后，到同月26日中山与越飞发表一篇联合宣言，不久中山回广州重建大元帅政府，越飞也往日本的热海养病去了。据汪精卫的政治报告说，越飞往日本时，中山命廖仲恺和越飞同行，“彼此在热海同住了一个月。此时东方人未知道的许多事情，廖同志便已知之甚详；如俄国之现状，俄国对东方被压迫民族之态度，与俄国何以想和中国携手之原因，都已十分了解。所以·····廖同志由东京回广州，帮助总理做联俄的工作，当时许多同志怀疑，而廖同志却很勇敢坚决地去干·····因为有一个月之久和越飞互相辩论，把各种问题通通研究过了。由此总理与苏俄的关系更日深一日了。是年（十二年） 夏间总理更派蒋介石同志赴俄；蒋同志到莫斯科时，列宁已经病重，但也见过托洛斯基诸人，经过一番切实考察，知道红军的组织和共产党森严的纪律，遂为后日回国改组本党开建党军之一大动机；总理从此便决定与俄携手共同奋斗，程度又进一步；苏俄也决定，想帮助东方民族革命，非帮助本党不可，因此才派鲍罗廷先生到广东来，其时正当陈国民党的四大家族是
炯明、林虎的军队陷了石龙，攻到广州近郊，用尽了滇桂粤湘鄂豫诸军的力，才把他打退。鲍罗廷先生到粤后，与总理商量许久，才决定改组本党；因此才有十三年1月本党改组之事。”（上皆汪精卫在十五年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席上政治报告语）改组的决定在十二年冬初，是年11月预先发表一篇改组宣言，由中山委任邓泽如、林森、廖仲恺、谭平山、陈树人、孙科、许崇清、谢英伯、杨庶湛等九人为临时中
央执行委员（还有候补执行委员五人），请鲍罗廷为顾问；在广州开始党员的严肃登记，着手市党部、区党部、区分部的组织，分头调查农工及中产阶级状况，统一宣传机关，并限制党员对外发表关于常务的意见，设讲习所以训练各区分部执行委员，定十三年1月20日开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每省六人，由总理派三人，各省党员互推三人，海外总支部约十二人），并定大会议事日程纲要。到十三年1月20日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如期开会了，到会出席的共一百六十五人，由中山以总理的资格为主席。中山的开会词中，有些很可注意的语句。例如：·····我从前见得中国太纷乱，民智太幼稚，国民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所以便主张“以党治国”。但到今天想想，我觉得这句话还是太早。此刻的国家还是太乱，社会还是退步，所以国民党的责任还是要先“建国”，尚未到治国，从前革命党推翻满清，不过推倒清朝的大皇帝。但大皇帝推倒之后，便生出了无数的小皇帝·····故中国现在还不能像英美，以党治国·····我们必要另做一番工夫，把国家再造一次。
·····我们十三年以来，在政治上得到了种种经验，发明了种种方法·····此次召集各省同志来广州开这个大会，就是把这些方法公诸大家来采纳·····诸君得了这些新方法，要带回各地方去实行。至于这些新方法的来源，是本党把先进的革命国家和后进的革命国家，在革命未成功之前、已成功之后所得的种种革命方法，来参考比较，细心酌斟才定出来的。当中不完备的地方，在所不免，所以还要这个大会，请大家来研究；以后便要请大家赞成，到各地去实行·····此次国民党改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要把国民党再来组织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第二件便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所以这次国民党改组，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的问题，第二件是改造国家的问题。
这些话的意思，便是要把民国十几年来的历史截断，采用新的革命方法，重新造党以建国，要“把党放在国上”（“把党放在国上”，也是中山在会议席上所说的话）。开会后，即日由中山指定主席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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