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根源探析
潘恩荣，孙宗岭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杭州310028)
作者简介：潘恩荣(1979-)，男，浙江温岭人，哲学博士，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生导师，设
计学(工学)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技术哲学与工程伦理。
孙宗岭(1995-)，男，山东临沂人，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浙江省教育厅软科学研究项目“浙江省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工程伦理问题及应对策略研究”
(2016C35042)；浙江大学文科教师教学科研发展专项项目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摘要：中国海外投资工程项目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很好地促进了中国与各东道国之间在多个项目上的合作与共赢。但近年来，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中国海外投资工程项目，尤其是
大型投资工程项目失败案件频发，其中的工程伦理风险问题成为了伦理学理论与工程领域的重点问题。通过分析“一带一路”中国海外投资工程项目的失败案列，指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海外投资的工程伦理风险根源是政治风险，进而提出一种化解“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中国海外投资的工程伦理风险的思路。关键词：一带一路；中国海外投资工程项目；工程伦理风险；政治风险中图分类号:N03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327(2019)-05-0096-06
一、工程伦理和工程伦理风险概念(一)工程伦理
20世纪60年代，以工程伦理为对象的工程伦理学在西方等发达国家兴起，至今已步入出系统
Analysis of the Source of Engineering Ethics Risks of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
PAN Enrong ,SUN Zongling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28)
Abstract: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projects have been greatly develop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which has promoted the cooperation and win -win situation between China an
d host countries in many projects.But in recent years,in the process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projects,especially large investment projects,fail frequently.Among them,the issue of engineering ethics risks has become a key issue in the field of ethics theory and engineering.By analyzing the failure cases of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projects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root of engineering ethics risk of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is political risk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and then a train of thought for resolving the engineering ethical risk of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in the process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promotion is put forward.
Key words:one belt and one road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projects ;engineering ethics risks ;Political risk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9年第36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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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制化阶段。
国外学者对于工程伦理这一概念的理解未达成一致。如在《工程伦理：概念和案例》一书中，查尔斯·E·
哈里斯认为工程伦理可以作为一种和个人伦理相区别的伦理，其意味着一种职业伦理。不难看出在哈里斯的观点中，工程伦理是专属工程师在工程中所要承担的伦理责任。又如在《工程伦理导论》一书中欣津格和马丁指出我们认为的工程伦理是对在工程实践中涉及的问题进行伦理学方式的思考与研究。虽然在《工程伦理导论》这一部著作中，欣津格和马丁认为工程伦理是用伦理学的方式去分析工程实践，但是正如我们了解的那样，工程实践最直接的主体就是工程实践过程中的工程师和工程项目。同时，绿和平组织等NGO兴起，推动了生态、环境和高科技伦理的发展，这些都可以归入工程伦理范围。综上所述,“工程伦理源自西方的学理体系，广泛使用西方伦理学理论资源，如义务论、共理论、后果论、契约论和美德论等，聚焦于微观的个人伦理层面(如工程师伦理)或中观的领域规范层面(如基因工程伦理、环境工程伦理、商业伦理等)”。
回望国内,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学者开始关注工程伦理，期间不温不火，直到21世纪初才开始规模性翻译引入西方工程伦理。虽然我国对于工程伦理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其成果却是相当丰厚。对于工程伦理内涵的理解，国内学者也纷纷表达出自己的见解。余谋昌认为工程伦理主要指工程师的伦理，而这里的工程师伦理，指的则是工程实践各个环节的具体实施者、操作者所应该遵循的各种伦理道德规范。据此，我们可以说，在余谋昌的观点中，工程伦理侧重于用理论学的方式研究工业活动中工程技术人员的各项行为活动。肖平在其著作《工程伦理导论》一书中指出“工程伦理是探讨社会的综合价值和价值关系以及这些价值如何实现的问题”。肖平对于工程伦理的理解，我们可以说是以工程活动为对象，探讨工程
活动的价值问题。李世新在《工程伦理学概论》一书中同样认为工程伦理是工程师团体和协会所共同制定、共同遵守的专属的行为规范。很明显工程伦理在李世新的理解中，更加侧重于制度、行为准则与道德标准。综上，虽然国内学者对于工程伦理内涵的理解各有侧重，但也存在一个共性，就是与国外学者类似，都将对工程伦理内涵的理解限定在了工程参与者个人和工程本身及其组织、制度本身这两个主要的领域。
丛杭青等认为，使用传统伦理学理论和方法来讨论，会使得工程伦理研究呈现碎片化现象和微观视角,“仅仅关注某个具体的工程案例或者伦理实践中的某一阶段而忽视了整个工程实践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与部分之间的不可分割性”。
李伯聪突破了传统国内外学者对工程伦理内涵的相对固定的理解，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角度将工程伦理进行了分类:“在工程伦理学中，工程共同体成员——
—工程师、投资者、管理者、工人、其他利益相关者——
—的个体伦理是微观伦理问题，有关企业、组织、制度、行业、项目等等的伦理问题是中观伦理问题，而宏观伦理问题则是指国家和全球尺度的伦理问题”。基于李伯聪的分类，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工程伦理内涵的传统理解仅仅停留在微观工程伦理和中观工程伦理层面。但是在工程伦理层面还有一种伦理，我们以往没有注意到，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宏观意义上的工程伦理，也可以说是国家层面、国际范围内的工
程伦理。
(二)工程伦理风险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海外投资项目面临着众多的风险，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工程伦理风险，对工程伦理风险的研究已经成为工程伦理研究的重要领域。正如潘建红等所认为的那样，工程师一种大型项目，必然会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风险，但是这种风险，除了是工程本身意义上的风险，更多的还是伦理意义上的工程的风险。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潘建红的理解中，工程中的伦理问题会带来工程风险，所以由伦理问题带来的工程风险就可以视为工程伦理风险。再如曾小春等认为工程伦理风险是一种危机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由于工程实践过程中忽视了伦理因素而造成的。从曾小春的观点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是工程伦理风险是工程活动中的主体因为违反伦理而带来的工程项目遭遇损失甚至失败的可能性。
综上，通过对两位学者对于工程伦理风险的理解的简要总结，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其对工程伦理风险内涵的理解同样限定在上文提到的微观工程伦理和中观工程伦理的领域中。
在以往的工程伦理理解中，我们通常以工程师，具体工程参与者作为工程伦理的分析对象和主要伦理责任的承担者。但李伯聪教授则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角度将工程伦理进行了分类:“在工程伦理学中，工程共同体成员——
—工程师、投资者、管理者、工人、其他利益相关者——
—的个体伦理是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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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伦理问题，有关企业、组织、制度、行业、项目等等的伦理问题是中观伦理问题，而宏观伦理问题则是指国家和全球尺度的伦理问题”。这样一种划分，使工程伦理的内涵变得更加多样且更具有科学性。因为，既然我们知道工程伦理是包含了微观工程伦理、中观工程伦理和宏观工程伦理等三个层次在内的一个整体，那么工程伦理风险也应当是包含着微观、中观和宏观工程伦理风险在内的一个整体性工程伦理。
二尧中国海外投资工程项目的工程伦理问题案例
本文主要选取了三个“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海外工程项目投资失败的案例，都存在着明显的工程伦理问题。
缅甸密松水电站是由三方合资公司进行统一规划、建设，其中包括由缅甸的国家电力部们、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和缅甸的亚洲世界公司。在密松水电站工程项目开工前，中缅两国的所有技术、法律文件均已完备并且制定了详细的利益分配方案。在这样一种条件极为有利的情况下，却出现了出人意料的波澜——
—密松水电站在建设过程中遭到了不同国家和组织的反对，并最终导致项目搁置。而这些阻止组织和人
员给出的主要原因是，如果这一工程被实施，那么它将对伊洛瓦底盆地带来诸多次生的地质灾害与风险，并且会严重危及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生命财产安全。正如诸多反对这一工程实施的国家和项目所期待的那般，不久之后，当时的缅甸总统吴登盛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宣布这一利国利民的工程全面停工。因为这一决定得到了之前反对这一工程实施的各领域、各国家的支持与称赞。
伊朗的巴赫蒂亚里水电大坝工程开始于2011年3月。在工程开始之前，伊朗和中国两国共同签署了关于这一工程的多项文件，授权中国帮助伊朗在巴赫蒂亚里河流域谷地里修建一个高难度，但是意义重大的水力发电工程。但令人遗憾的是时间仅仅过去四年,2015年5月29日，伊朗的高层领导，主管这一工程项目的能源领导人宣称伊朗的中央银行拒绝这一工程项目的融资计划，并且立马取消了与中国的合作合同，很明显这意味着伊朗单方面在没有同中国进行协商、交流的情况下就停止了在这一工程项目上与中国的合作。当涉及到取消与中国企业签订的巴赫蒂亚里水电大坝建设合同的理由的时候，马吉德·纳姆朱给出了原因：那就是中央银行对中国企业给出的关于这一工程项目的融资方案不能接受。并且指出对于工程项目的招标要始终做到“严格遵守程序”，而要遵守的第一个程序就是只能进行中央银行已经接受或者同意了的工程项目的建设，但他并未具体地指出中方的合同尤其是在程序与融资方案中究竟出现了怎样的问题。
科伦坡港口城所基于的国家是斯里兰卡，这一国际性的工程项目于2014年9月开始启动进行规划、建设。虽然科伦坡港口城这一工程项目能够给斯里兰卡政府及其二级投资开发商带来众多的就业机会，极
大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但是，如上述两个工程项目一般的命运，寄予厚望的这一项目在
2015年3月5日被斯里兰卡单方面叫停了。斯里兰卡的投资促进部领导人卡比尔·哈什姆声称，他们接到了一些有根据的指控，其内容是前政府在这一工程的规划与决策过程中存在着违反法律和危害环境的问题，即科伦坡港口城存在着忽视环境等工程伦理问题而建设工程的情况。
三个“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海外投资失败的工程项目案例，无论是密松水电站、巴赫蒂亚里水坝还是科伦坡港口工程的最终搁置、失败，从表面上看都存在着关于工程伦理的因素。尤其是宏观层面的工程伦理即在国际性、全球性的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由于当地民众借不符合伦理原则与行为规范理由而采取的抗议活动，使工程项目发生损失甚至失败。如密松水电站项目的搁浅，反对者认为中国投资的水电站的建设会给大坝下游的伊洛瓦底盆地带来很大的次生的地质灾害风险；又如巴赫蒂亚里水坝项目的失败，其反对者的理由更是包括对中国投资的工程的融资方案不满和工程的招标程序的不公平等诸如此类的很大程度上的工程伦理因素；再如科伦坡港口城项目搁置原因是存在着违反当地法律和环境保护要求的问题。这都是在工程伦理导致工程项目发生损失甚至失败的案例。
是否“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海外投资失败的工程项目仅仅是因为工程伦理及其风险的存在，还是说背后存在着更为根源性的原因?
本文认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海外工程投资失败案例中的工程伦理问题的背后是宏观性的因素。
当我们将“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工程伦理放置在宏观工程伦理这一层面时，在国际性、全球性的工程项目建设的状况不仅取决于某一国家的伦理原则与行为规范，更取决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体现在项目参与各方的政治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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弈当中。
那么“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海外投资工程项目的工程伦理风险的宏观根源是什么呢?本文认为，这个宏观根源是工程项目投资的政治风险。这将是我们下面所要进行分析的重点。
三、“一带一路”工程伦理风险的宏观根源——
—政治风险
(一)“一带一路”投资的政治风险
关于“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海外投资工程项目中所面对的政治风险的研究近年来已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主要集中在分析、探讨预防和应对政治风险这些层面上，同时兼顾着对政治风险本身的研究。遵循上文对工程伦理即工程伦理风险的内涵的分析，我们也可以从国外、国内两个角度对政治风险进行总结归纳。
对政治风险的研究，国外学者有着开始时间早，研究成果多的特点，令人值得借鉴的是“政治风险”的定义就是由美国学者首先给出的。如Franklin Root指出“政治风险主要指在国内或国外发生的并且能够引起一个国际性活动出现不同程度亏损或损失的可能性的政治事件，如战争、革命、等”。简单来说，政治风险是指由国家、政府的不良行为给企业带来的遭受损失的可能性或危险。再如Stephen Kobrin，他主张用两个层次来理解政治风险即“国家或政府的不合理干涉；所有强加给企业的政治事件，如武力行为、恐怖活动以及个人、组织的不规则活动等”。在Kobrin的理解中，政治风险就是来自由政府或主权国家的政治决策、政治行动和来自于对企业有影响的各类政治事件。又如Simon Jeffrey对政治风险的理解，认为“起源于东道国内部或外部不同层级组织的不良活动和行为对商业活动与投资造成的危机和风险的可能性”。从Jeffrey的观点中，我们也能发现与前几位学者对政治风险相一致的理解，就是起源于某个国家或某几个国家的不合理的行动与政策所造成的危机的可能性。
同时国内学者对于海外工程项目投资中的政治风险也有诸多的研究。黄河认为“国际投资中的政治风险是指由政治因素导致国际投资活动遭受危机或失败的政治事件”，这些政治事件包括第三国家的干预、政府的动荡、恐怖活动的干扰等等。再如唐鹏琪在对中国对斯里兰卡的投资中尤其是科伦坡港口建设的项目，分析了印度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对科伦坡港口的建设进行施压。印度的国家政策和中国一带一路政策的对抗，就是典型的海外工程项目投资中的政治风险的表现。又如钞鹏在《对外投资的政治风险研究综述》一文中指出的“为了维护本国的民族利益，以东道国的政策变化、资源保护、经济和政治报复、文
化差异、第三国干预、民族主义和宗教矛盾、各国内部利益集团和非政府组织的政治参与等非极端型政治风险则日益成为主流”。从钞鹏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较系统的、涵盖众多层次的对政治风险内涵的理解。再如张贵洪、蒋晓燕认为“所谓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是指由于东道国与母国(甚至第三国)政治、经济、安全等关系发生变化，东道国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性以及政策变化而导致的跨国公司跨国经营活动和价值受影响的可能性”。
什么是一带一路概念综合上述国内外学者对于政治风险的理解，我们可以从中到对政治风险理解的共性：在长时期的海外投资工程项目建设中由于东道主国或第三国的政策、政局、利益的影响而造成的对投资国企业投资失败、利益受损的可能性。
接下来，本文将分析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海外投资工程项目的工程伦理风险背后是否存在着更具根源性的政治风险。
(二)工程伦理风险的根源是政治风险
正如上文所说三个“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海外投资失败的工程项目案例，无论是缅甸密松水电站、伊朗巴赫蒂亚里水坝还是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工程的最终搁置、失败，从表面上看都存在着关于工程伦理的因素。但是除了中国海外投资的工程项目在各个建设阶段中涉及了工程伦理，更多的是因为缅甸、伊朗、斯里兰卡在当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政治事件与政治动荡。
回顾密松水电站项目搁浅时缅甸的国内、国际政治状况，我们发现其中的政治风险要比工程伦理风险更具根源性。
在缅甸总统吴登盛宣布密松水电站在他的总统任期内搁置之前，克钦民族就组织了多项抗议活动，意在阻止水电站项目工程的实施。同时一直希望独立的克钦族声称，中国建设的这个水电站工程项目会严重危及他们的生活和生命安全。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他们居住的地方，是高山地区，不会受到一些影响，倒是有可能真正受到威胁的闪族并没有太多的反对意见。参考维基解密披露的情况，美国大使馆竟然主动支持规模较大的组织和团体进行抗议活动以图阻止这一水电站项目。另外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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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本、泰国、印度在内的多国电力企业正试图抢占缅甸的电力市场。反对者认为坝址会给大坝下游的伊洛瓦底盆地的人们带来巨大的次生地质灾害威胁。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上述原因其实就是一个阻止中国进行密松水电站建设的借口，因为众多工程师在多方论证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一工程不会带来地震溃坝的风险。
密松水电站真正搁置的原因是(1)国内反动势力——
—克钦族的阻挠,(2)英国、日本、澳洲、美国等第三方国家的政治干预以及(3)中国、日本、泰国、印度
等国家利益的冲突。这些原因就是海外工程项目投资中的政治风险的具体体现。密松水电站投资失败的工程伦理风险的最终真正的根源是与该项目相关的政治风险。
伊朗当局声称，反对巴赫蒂亚里水坝由中国承建并取消协议的原因是对融资方案不满。但是，在中国与伊朗合作的多项工程中融资方式都是大体一致的，所以对于融资方案不满的说法是完全没有说服力的。中国与伊朗的合作，在融资方式上大都以人民币进行合同结算，而中国企业在伊朗以人民币进行合同结算方式已经有了许多成功的案列。例如东方电气与伊朗FARAB公司签订的发电机及励磁系统供货合同就是以人民币进行合同结算。从上述实例可以得到一个很明显的结论，那就是虽然伊朗方面声称他们不接受签订的金融协议，但伊朗单方面停止工程项目的原因却不是此方面，而是因为当时伊朗国内的政治局势问题。
在对伊朗当时局势的全面分析下，这一结论变得越来越有说服力。巴赫蒂亚里水坝协议签署时伊朗总统为内贾德。内贾德是著名的强硬保守派、“反美战士”，他在任期内无比坚定地推进伊朗核计划，内贾德上台后的社会经济政策开始向贫苦民众倾斜，因此受到了广大底层人们的支持和拥护。同时，内贾德因其保守路线而与伊朗改革派的关系不容乐观并不断恶化，在内贾德2009年连任伊朗总统后，自伊斯兰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就发生了，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并且局势动荡不已。而巴赫蒂亚里水坝协议中止的时候，伊朗总统是鲁哈尼，鲁哈尼在2013年上台后就与美国签订了伊朗核协议，而签订核协议的种种结果使得鲁哈尼在伊朗政权及民众的威望得到了极大提高。2017年5月20日鲁哈尼又获得
了伊朗总统的连任资格。从巴赫蒂亚里水坝建设的始末及与此同时的伊朗国内政治局势和外交境遇，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与伊朗的合作项目巴赫蒂亚里水坝工程建设之初和中止之时，伊朗政府经历了两任总统，并且政局动荡，同时前者反美，后者积极与美国合作。可见，巴赫蒂亚里水坝工程搁浅的工程伦理风险的根源是伊朗政府内部的动荡和国际环境的政治风险。
科伦坡港口城工程项目被迫停止的原因极为复杂，但主要还是因为斯里兰卡国内局势的动荡和不稳定。2015年1月，斯里兰卡新政府执政之后，由于该政府有着明显的与西方国家交好的倾向，导致两国之前所建立的友好关系逐渐滑坡。在随后不久的康提的佛教徒和穆斯林的严重冲突事件中，斯里兰卡国家领导者下发通知自3月6日起斯里兰卡进入紧急状态。最后这一冲突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却带来了一个难以应对的问题即斯里兰卡的反对派要求斯里兰卡政府停止科伦坡港口城项目的建设。为了缓和局势，同时也为了自身利益，斯里兰卡新政府便果断停止了科伦坡港口城工程项目的建设并给出了诸多原因。我们知道，康提事件本来是一场宗教教徒间的冲突，但这一宗教教徒之间的冲突却被斯里兰卡反对派借局势向西里塞纳总统施压，并最终导致了科伦坡港口城工程项目的搁浅。
当我们将目光从斯里兰卡的国内局势转向斯里兰卡周边，我们更能看出政治风险对中国海外投资工程项目的工程伦理风险的根源性作用。斯里兰卡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与南亚次大陆隔海相望从而成为连接亚非、沟通南亚次大陆的重要地理节点。因此，印度一直非常看重斯里兰卡，并将斯里兰卡作为自己国家战略的核心地理位置。而当面对斯里兰卡国内的动乱，印度同时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与多方面的干涉。
因此，科伦坡港口城工程项目的搁浅，不仅仅是因为斯里兰卡政府给出的原因，即涉嫌规避当地法律以及回避相关环境要求等体现在工程伦理方面的风险。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来自斯里兰卡本国政局的动荡和印度方面的政治干涉的风险。
综上所述，缅甸密松水电站工程、伊朗巴赫蒂亚里水坝工程和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项目的工程伦理只是表层现象，其更深刻的根源是工程相关的政治风险。东道主国家所提出的终止项目的工程伦理原因，如缅甸方面强调水电站的修建可能会对当地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危害，伊朗方面强调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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