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星期四
作者：郭朝先徐枫
摘要
本⽂对新基建概念、新基建与传统基建的关系、“⼀带⼀路”新基建相关研究进⾏了回顾，认为新基建对推进“⼀带⼀路”建设⾼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梳理了中国“⼀带⼀路”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新基建进展情况基础上，阐释了中国新基建助推“⼀带⼀路”建设⾼质量发展的三条基本路径。当前，中国“⼀带⼀路”新基建存在的问题和障碍主要有：受技术、⼈才、投融资、东道国政府管制等多重因素制约，海外新基建应⽤场景有限；国内外新基建的参与主体出现结构性失衡，海外新基建与国内新基建尚未形成协同发展态势；某些国家“掣肘”如“长臂管辖”“蓝点⽹络”计划等，对中国“⼀带⼀路”新基建构成威胁。最后就完善顶层制度设计、构建底层技术⽀撑体系、加强⼈才培养、健全融资⽀持体系等提出了强化新基建、推进“⼀带⼀路”建设⾼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带⼀路”；新基建；⾼质量发展
基⾦项⽬
国家社会科学基⾦重点项⽬（19AJY013）。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产业经济学）资助。
2018年12⽉，中央经济⼯作会议⾸次提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基建）概念后，新基建迅速成为全社会讨论的“热词”。新基建的内涵、范围、特征、价值、功能，以及新基建与传统基建的关系、新基建投资能不能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新基建会不会成为⼜⼀个“四万亿计划”等话题引起⼴⼤媒体和专家学者的热议，这其中暗含的前提是新基建是我国国内的事情。事实上，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已与全球深度交融，新基建不完全是国内的事情，其在中国“⼀带⼀路”建设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截⾄2019年底，中国已经与168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份共建“⼀带⼀路”合作协议，其中既包括“⼀带⼀路”沿线国家，也包括了参与“⼀带⼀路”共建的国家。在“⼀带⼀路”建设中，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最优先的⽅向，也是“⼀带⼀路”投资的关键领域和核⼼内容。⽬前，“⼀带⼀路”建设已进⼊⾼质量发展阶段，其基础设施建设应该强调⾼质量，突出新基建。在此背景下，本⽂尝试回答“⼀带⼀路”新基建的内涵，中国“⼀带⼀路”新基建的进展、存在问题与挑战，以及如何利⽤新基建助推“⼀带⼀路”建设⾼质量发展等问题。
⼀、⽂献综述
（⼀）新基建概念与内容
⼀年多来，从中央和国家历次会议与相关⽂件中有关新基建表述来看，不难发现新基建的内涵在不断丰富和完善中，从最初的5G⽹络、⼈⼯智能、⼯业互联⽹、物联⽹扩增到数据中⼼、充电桩、换电站等。⽬前，社会上和学者们对于新基建的理解和认识呈现多元化趋势，⽐较⼴泛的说法有“七领域说”“三⽅⾯说”“新技术驱动说”“新要素说”“两分法说”（⼴义和狭义）等。其中，“七领域说”和“三⽅⾯说”是最有影响⼒的两种说法。
七领
域说
“七领域说”认为，新基建包括5G、特⾼压、城际⾼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数据中⼼、⼈⼯智能和⼯业互联⽹等七⼤领域，涉及诸多产业链。
三⽅
⾯说
“三⽅⾯说”是国家发改委于2020年4⽉20⽇对新型基础设施的范围正式做出解读⽽提出来的，即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络为基础，⾯向⾼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三个⽅⾯。其中，信息基础设施包括以5G、物联⽹、⼯业互联⽹、卫星互联⽹为代表的通信⽹络基础设施，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智能计算中⼼为代表的算⼒基础设施等；融合基础设施包括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创新基础设施则包括重⼤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内容[1]。可以说，“三⽅⾯说”是新基建官⽅权威的解读。不过，国家发改委也强调，伴随着技术⾰命和产业变⾰，新型基础设施的内涵、外延也不是⼀成不变的。
“七领域说”和“三⽅⾯说”各有侧重，相同点是它们共同的主要⽅⾯，即强调“数字化”是新基建的核⼼要义，“数字基建”是新基建的重点领域。不同之处在于，“七领域说”⽐较具体，涵盖范围相对较窄；“三⽅⾯说”相对抽象，涵盖范围更加宽泛。本⽂在研究“⼀带⼀路”新基建问题时采⽤“三⽅⾯说”，但在涉及具体新基建项⽬时，主要采⽤“七领域说”来阐述，以易于把握。
（⼆）新基建与传统基建的关系
新基建并不是字⾯上理解的“新的基建”，与传统基建相⽐，其具有“质”的规定性。郭朝先等[2]认为，新基
建的重点是信息基建，核⼼是数字基建。新基建因具有新技术、新⾼度、新领域、新模式、新业态、新治理等“六新”特征，可以赋能经济⾼质量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新基建之“新”，在于它构筑起了“平台”这种新的结构性⼒量，充分发挥数字对经济发展放⼤、叠加、倍增、融合等作⽤，产⽣⽹络效应、平台效应和赋能效应，推动形成新的产业体系和产业⽣态。
新基建与传统基建的关系是讨论⽐较多的⼀个话题。李海舰[3]认为，传统基础设施⼤多局限于实体空间，重在有形连接，即“桥连接”，主要包括公路、铁路、机场、港⼝、码头、桥梁等；新型基础设施突破了实体空间，拓展⾄虚拟空间，重在⽆形连接，即“云连接”，主要包括以互联⽹为代表的新⼀代信息技术，也称“云设施”。他认为，新基建与传统基建不是相互替代关系，⽽是相互补充和相互⽀持的关系，新型基础设施不仅提升了传统基础设施的功能，⽽且放⼤了传统基础设施的作⽤。郭朝先等[2]认为，传统基建与新基建在很多时候是交叉融合的，更多时候新基建是建⽴在传统基建之上的⼀个系统，因此，处理好传统基建与新基建的关系，发挥传统基建与新基建的协同作⽤，以及不同新基建类型之间的协同，构建标准兼容、协同融合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常关键。杜国功[4]提出要辩证地看待新基建与传统基建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不是泾渭分明、彼此分割的，⽽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新基建需要依靠传统基建提供的环境、物理或条件⽀撑，传统基建需要按照新基建的标准、参数、型号、材质、温度、湿度、容量等要求“搭梁建屋”，新基建就是传统基建的“隐蔽⼯程”；另⼀⽅⾯，新科技⾰命变⾰时代的传统基建，必须借助新基建的智慧赋能、改造升级、焕发⽣机，不断实现传统基建的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络化和系统化，以提升传统基建的层次⽔平。
总的来说，新基建具有强⼤的赋能效应，如果说传统基建主要是通过规模与总量来发挥作⽤，那么新基建主要是通过质量与效率，发挥着促进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与“加速器”作⽤。正确认识新基建与传统基建的辩证关系，发挥好新基建与传统基建的协同作⽤，将更有利于促进经济⾼质量发展。
（三）“⼀带⼀路”新基建相关研究
“设施联通”是“⼀带⼀路”建设“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融通、民⼼相通）的内容之⼀，⽬前学界已有许多关于“⼀带⼀路”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的研究，但关于“⼀带⼀路”新型基础设施⽅⾯的研究还⽐较少，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带⼀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
事实上，我国提出“⼀带⼀路”倡议时，就⾼度重视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包括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造信息丝绸之路、⽹上信息之路等主张，与当前的新基建概念具有很⾼的契合度。2015年3⽉，我国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动》，提出要“共同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线⽹络建设，提⾼国际通信互联互通⽔平，畅通信息丝绸之路”。2016年7⽉颁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要“围绕‘⼀带⼀路’建设，加强⽹络互联、促进信息互通，加快构建⽹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推进‘⼀带⼀路’建设信息化发展，统筹规划海底光缆和跨境陆地光缆建设，提⾼国际互联互通⽔平，打造⽹上丝绸之路”；“合作建设中国－中亚信息平台、中国－东盟信息港、中阿⽹上丝绸之路”等建设规划。2019年4⽉，第⼆届“⼀带⼀路”国际合作⾼峰论坛在北京举⾏，提出要以绘制“⼯笔画”
的精神，⾛共建“⼀带⼀路”⾼质量发展的新征程，论坛会发布的联合公报提出：要建设⾼质量基础设施，即建设⾼质量、可靠、抗风险、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同时强调各国要借鉴国际良好实践，加强包括跨境⾼速光缆在内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电⼦商务和智慧城市，缩⼩数字鸿沟[5]。可见，“⼀带⼀路”建设⾼质量发展离不开⾼质量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是⾼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既有关于“⼀带⼀路”基础设施建设⽅⾯的研究来看，对信息基础设施等新基建内容有所涉及，但由于新基建是⼀个新提出的概念，因此，明确以新基建为主题研究“⼀带⼀路”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的研究⽬前还没有涉及。新基建是“⼀
提出的概念，因此，明确以新基建为主题研究“⼀带⼀路”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的研究⽬前还没有涉及。新基建是“⼀带⼀路”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的重要内容，并且对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强⼤的赋能效应，对于推进“⼀带⼀路”建设⾼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分析了中国“⼀带⼀路”新基建的现状和问题，以及新基建推动“⼀带⼀路”⾼质量发展的路径，提出了如何利⽤新基建推进“⼀带⼀路”建设⾼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国“⼀带⼀路”新基建现状与路径分析
当前，“⼀带⼀路”建设已进⼊⾼质量发展阶段，“⼀带⼀路”基础设施建设的⾼质量发展主要包括两个⽅⾯：⼀是建设数字化基础设施；⼆是不断加⼊新基建元素，促进传统基建项⽬转型升级。
（⼀）中国“⼀带⼀路”基础设施建设概况
2013年“⼀带⼀路”倡议实施以来，禀承“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我国对“⼀带⼀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总额逐年攀升，其中，作为“五通”重要组成部分的“设施联通”项⽬成为主要投资领域之⼀。截⾄2019年底，中国对“⼀带⼀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超千亿美元，对外承包⼯程累计完成营业额约5000亿美元[11]。据报道，2019年，中国企业对“⼀带⼀路”沿线的62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程项⽬合同6944份，新签合同额1548.9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程新签合同额的59.3%，同⽐增长23.1%；完成营业额978.8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56.7%，同⽐增长9.7%。据统计，截⾄2019年底，中国“⼀带⼀路”承包⼯程营业额1729亿美元，增长2.3%，1亿美元以上项⽬506个，增长8.4%。在此过程中，既为项⽬所在国及第三国创造了近80万个就业岗位，⼜带动我国设备材料出⼝超140亿美元，实现了互利共赢。
从投资的国别市场来看，《“⼀带⼀路”建设发展报告（2019）》显⽰：沿线国家是中国企业对外承包⼯程的主要市场，排名前10位国家分别是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挝、孟加拉国、泰国、越南、埃及和⼟⽿其。在投资主体上，由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共性和准公共属性较强、盈利能⼒低，投资规模⼤、建设周期长，并且受东道国政治经济等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抗风险能⼒较强的国有企业成为投资与建设的主⼒。商务部《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我国对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跨国公司主要包括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型国有企业。
“设施联通”主要包括交通、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合作领域，其中，中国对外承包⼯程完成营业额中，交通基础设施和电⼒基础设施两项合计占⽐⾼达60%。在交通基础设施⽅⾯，我国已经在“⼀带⼀路”沿线建成了⼀批铁路、公路、港⼝等重⼤基础设施项⽬，中⽼铁路、中泰铁路、雅万⾼铁、匈塞铁路、蒙内铁路等是其中的代表性项⽬。在电⼒基础设施⽅⾯，电⽹互联互通是“⼀带⼀路”建设的重要⽀柱之⼀，国家电⽹公司已在缅甸、⽼挝、波兰、埃及、埃塞俄⽐亚等“⼀带⼀路”沿线国家承建国家⾻⼲电⽹⼯程，与俄罗斯、蒙古、吉尔吉斯斯坦等周边国家累计建成中俄、中蒙等10条跨国输电线路。在通信基础设施⽅⾯，我国与“⼀带⼀路”沿线12个国家建有34条跨境陆缆和多条国际海缆，直接联通亚⾮欧各地；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兴通讯，在东南亚各国的市场份额逐年提升。
“⼀带⼀路”倡议提出以来，许多重⼤基建合作项⽬已落地⽣根，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名⽚，提升了中国在“⼀带⼀路”沿线国家的影响⼒。当前，区域内各国在能源、交通、公⽤事业、建筑等领域的投资建设市场空间巨⼤，但基建⾏业投资额巨⼤、建设周期长、产业链复杂，受“逆全球化”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世界经济进⼊衰退期，国际基建市场或将进⼊冰冻期，我国⾸倡的“⼀带⼀路”建设，尤其是其中的基础设施建设项⽬⾯临着巨⼤的挑战。在此情形下，通过加⼤新基建建设⼒度，⼀⽅⾯稳住“⼀带⼀路”基础设施建设基本⾯，⼀⽅⾯提升“⼀带⼀路”基础设施建设的质量。
（⼆）中国“⼀带⼀路”新基建进展情况
中国在共建“⼀带⼀路”的过程中，始终⾼度重视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的核⼼内容是建设数字化基础设施项⽬，重点是在既有基建项⽬中添加新基建元素，促进传统基建项⽬转型升级。就新基建的七个重要领域来说，中国“⼀带⼀路”建设⼯程中均有涉及，范围不仅限于“⼀带⼀路”沿线国家，还包括参与共建“⼀带⼀路”倡议的诸多国家，如巴西、东⾮、西⾮等。中国“⼀带⼀路”新基建主要项⽬建设情况如表1所⽰。
从表1可以看出，5G⽹络、特⾼压、城际⾼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数据中⼼是中国“⼀带⼀路”新基建的主要优势领域，⽽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智能、⼯业互联⽹领域则相对较弱。
⽬前，中国企业参与“⼀带⼀路”新基建主要表现为三种⽅式：⼀是中国企业为主的“全产业链”⽅式，主要是以国有企业作为新基建项⽬的龙头企业，积极竞标东道国国际重⼤项⽬。项⽬竞标成功后，通过业务分包，带动市场化的企业参与，其他企业以“嵌⼊产业链”⽅式嵌⼊、组链，形成“⼀带⼀路”新基建项⽬及其产业链。⼆是中国企业与东道国当地企业组成“联合体”⽅式，共同开发新基建项⽬。三是中国企业“业务出海”⽅式，即国内企业向东道国的市场提供带有新基建元素的设备，间接参与“⼀带⼀路”新基建开发。
（三）中国新基建推动“⼀带⼀路”⾼质量发展的路径
（三）中国新基建推动“⼀带⼀路”⾼质量发展的路径
当前，在“⼀带⼀路”基建项⽬中，新基建已具有⼀定的市场规模，未来的市场空间发展潜⼒巨⼤。从宽泛的视阈来理解，中国新基建助推“⼀带⼀路”建设⾼质量发展的路径可归纳为三个⽅⾯：
以新基建“中国标准”引领“⼀带⼀路”基建项⽬建设。在⾼铁、5G⽹络、特⾼压电⽹等部分新基建领域，中国已达到国际先进⽔平，中国标准成为事实上的国际标准。例如，由中国国家电⽹公司主导突破的特⾼压输电技术，是迄今为⽌难度最⼤、最复杂的电⼒技术，中国在世界上率先建⽴了完整的特⾼压交直流标准体系，共建⽴了包含7⼤类79项标准的特⾼压交流输电标准体系，中国特⾼压交流输电标准电压被推荐为国际标准电压，彻底扭转了我国电⼒⼯业在国际市场的被动局⾯，中国电⼒拥有了在国际市场上获得制定标准的话语权。“中国标准”成为“世界标准”，并被“⼀带⼀路”基建项⽬所采⽤，引领“⼀带⼀路”基建项⽬建设，凸显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诠释了“中国智慧”“中国⽅案”的产业技术内涵。
路径之⼀
新基建元素融⼊中国主导的“⼀带⼀路”基建项⽬。中国建设的“⼀带⼀路”项⽬涵盖新基建七⼤领域，可以说，中国新基建元素已经融合到“⼀带⼀路”国家基础设施项⽬建设中。以特⾼压设备在电⼒互联互通领域的应⽤为例，在国家电⽹公司承建巴西美丽⼭⼆期⽔电特⾼压⼯程的同时，我国普瑞电⼒⼯程公司中标并承担了换流阀及阀控设备供货，相当于为其特⾼压⼯程定制了“⼼脏”。中国新基建元素的海外应⽤
场景，还表现在应⽤⼯业互联⽹、物联⽹、⼤数据、⼈⼯智能等技术，⽀撑传统基础设施的转型升级，⽤于我国承建的“⼀带⼀路”合作园区、⼯业园配套建设项⽬等，这同时也是中国科技深度“出海”的标签。
路径之⼆
新基建元素深度嫁接“⼀带⼀路”东道国的基建项⽬。⽬前，参与“⼀带⼀路”共建的国家中，中国新基建元素已经深度融⼊各国的建设领域：在电⼒基础设施领域，我国特⾼压直流已经实现产业化，在海外市场实现了关键设备的输出，如中国西电为俄罗斯提供特⾼压输电产品；国家电⽹⼯业互联⽹领域的实践应⽤项⽬，可对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升级改造，提供精准主动抢修、光伏云⽹、智慧车联⽹、虚拟电⼚等代表新基建元素的技术服务。在通信互联互通领域，世界各国的
5G建设中，有2/3的设备需要华为提供；中兴软创（中国联通新加坡⼦公司）与泰国运营商AIS、True深度合作，提供全套技术解决⽅案。在交通互联互通领域，⾦晓电⼦参与建设了“巴基斯坦KKH⼆期”（赫韦利扬⾄塔科特路段）交通项⽬，通过⼤数据和⼈⼯智能技术赋能交通诱导系统，为出⾏提供精准可达的信息，精准预计⾏程，提升出⾏效率。路径之三
三、中国“⼀带⼀路”新基建存在的问题什么是一带一路概念
（⼀）海外新基建应⽤场景受到多重因素制约
当前，我国海外新基建由于受到技术短板、⼈才供给不⾜、投融资市场狭⼩、东道国政府严格管制等多重因素制约，应⽤场景受限。
第⼀，国内技术短板问题。⽬前我国仍处于⼯业化进程中，⼯业整体基础相对薄弱，部分关键核⼼技术并没有掌握，这对处于科技应⽤前沿的新基建产⽣不利影响。构成⼯业互联⽹和智能制造装备的重要基础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主要依赖进⼝，如新型传感器等感知和在线分析技术、典型控制系统与⼯业⽹络技术、⾼性能液压件与⽓动元件、⾼速精密轴承⼤功率变频技术等。我国⼈⼯智能与智能制造结合也存在⼀些关键技术需要破解，如多源多通道数据实时采集感知、⼤数据故障诊断深度学习、数字样机建模等关键性技术的短板问题，造成在数字化应⽤软件开发时，通常会出现数据结构的异构性。数字化的关键核⼼技术并未完全掌握，部分关键零部件和核⼼技术甚⾄依赖国外，使得我国在“⼀带⼀路”基础设施建设中，⼯业互联⽹、⼈⼯智能等只能以单点、个案的⽅式介⼊，应⽤场景⼗分有限。
第⼆，⼈才供给问题。国内新基建领域⼈才供给是否充裕，是决定“⼀带⼀路”海外新基建项⽬能否可持续拓展的关键所在。根据智联招聘统计，当前我国新基建核⼼技术⼈才缺⼝长期存在，预期2020年底将达417万⼈，尤其是信息基础设施产业核⼼技术岗位的缺⼝较⼤，即5G、⼤数据、⼈⼯智能等各领域的通⽤技术⼈才。在核⼼技术专业⼈才存在缺⼝的同时，新基建的复合型⼈才供给也相对不⾜。智能制造成功的关键⾸先在于智能制造系统和产品设计⼯艺要有机融合；其次是要⽤新技术去改造原有⼯艺，这需要既懂信息⼜懂制造的融合⼈才，⽽这些⽬前都存在⼤量缺⼝，⼈才短板成为制约国内与国外新基建
市场发展的要素瓶颈。
第三，投融资市场问题。当前，参与“⼀带⼀路”共建的⼤多数国家，仍为经济⽋发达经济体，基础设施建设资⾦缺⼝⼤是⼀个突出问题。截⾄2018年底，我国与“⼀带⼀路”沿线的64个国家和地区签订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总计865个，总投资⾦额约5029亿美元，其中50%以上项⽬为基础设施项⽬[12]。⼀般做法是，中资企业通过PPP模式参
865个，总投资⾦额约5029亿美元，其中50%以上项⽬为基础设施项⽬[12]。⼀般做法是，中资企业通过PPP模式参
与“⼀带⼀路”国家基础设施项⽬建设，东道国政府（公共部门）为项⽬发起⽅，中资企业（多为央企，但在PPP中属于私营部门）为项⽬投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共同成⽴合资公司负责项⽬的投资运营。⽬前存在⼀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例如中资资⾦占⽐⾼达60%以上，依赖程度⼤；项⽬资本占⽤率⾼，回收周期长，缺少市场化的退出渠道，尤其是私⼈部门参与投资的意愿低；部分东道国投融资软环境差，项⽬投资风险⾼等[12]，这些问题在新基建领域可能更加突出。由于当地经济较为落后导致市场容量有限，造成新基建应⽤场景受限，例如城际⾼铁、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领域，项⽬建设成本⾼、运营成本⾼，⽽当地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较低，城际⾼铁的上座率低，导致项⽬市场回报率较低，影响新基建项⽬推进。
第四，东道国政府管制问题。由于新基建往往涉及⽹络、信息、数据安全等问题，在“棱镜门”事件之后，各国普遍重视国家信息安全问题，“⼀带⼀路”国家也倾向于对新基建领域实施相对严格的清单管理制度，⼀些国家甚⾄提出“信息国产化”，旨在加强信息安全性。⽐如，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南⾮等都对电信服务设置了准⼊门槛。泰国电信市场存在技术壁垒和政府采购歧视的贸易壁垒，国外电信设备供应商或运营商若想要进⼊泰国市场，需要⾸先与泰国CAT（The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of Thailand）公司和泰国TOT（Telephone Organization of Thailand）公司合作，签订特许收⼊分成协议或通过电信经营许可证⽅式进⼊。在马来西亚，通过商业存在⽅式提供⽹络设备服务和⽹络服务需收购现有已注册的⽹络设备服务和⽹络服务提供商的股份。这些限制措施使得海外新基建应⽤场景受限[8]。每个⼈都有⼀道伤⼝或深或浅，盖上布，以为不存在。
（⼆）国内外新基建的参与主体出现结构性失衡
近期，国内各地掀起新⼀轮的新基建热潮，尤其是市场化的企业主体，参与热情⾼涨。但在“⼀带⼀路”基建领域，引领新基建项⽬“出海”的企业数量则少之⼜少，堪称“冷清”。“⼀带⼀路”建设中，新基建项⽬主要集中在国家电⽹、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建设集团等数量极少的⼤型国有企业，市场化的企业主体参与度较低，造成中国海外新基建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以及带动国内相关产业发展能⼒较弱。⽬前，参与海外新基建的企业中，除华为、中国西电等具有绝对优势的市场竞争主体以外，其他市场化企业主体仍以单点、个案的业务拓展⽅式，缓慢参与“⼀带⼀路”各类基建项⽬。
总体⽽⾔，我国尚未形成“出海”参与“⼀带⼀路”新基建项⽬的“联合舰队”，国内外新基建项⽬尚未形成协同发展的态势。在已经参与的海外新基建项⽬中，中国企业市场竞争能⼒也相对较弱，亟需加强。以数据中⼼建设为例，中国百度、阿⾥巴巴、腾讯（BAT）三家互联⽹巨头所拥有的数据中⼼服务器数量之和，不⾜美国亚马逊⼀家公司的⼀半，公司实⼒差距，导致我国企业在竞标国际重⼤基建项⽬时较难胜出。
（三）某些国家“掣肘”将对“⼀带⼀路”新基建构成直接威胁
“⼀带⼀路”建设涉及国家诸多，这些国家与我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等领域有很⼤差异，新基建特别是其中的信息基础设施，被许多国家和国际机构定义为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络、信息、数据等都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受没有参与到“⼀带⼀路”建设的国家，如美国、欧盟成员国等影响，许多国家对中国公司参与其电信基础设施建设持越来越谨慎的态度。近年来，以美国、澳⼤利亚为⾸的⼀些国家，多⽅阻挠中国参与其他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信通设备的采⽤，导致我国信息通信技术（ICT）企业不得不花费很⼤精⼒来应对这些国家的围堵和分化[8]。尤其是近年来，美国政府针对中国企业推出的“长臂管辖”，对我国信息通信企业参与“⼀带⼀路”新基建项⽬产⽣了极⼤的负⾯影响。
2019年底，美国在东盟峰会“印太商业论坛”上发布了“蓝点⽹络”计划。该计划由美国国际开发⾦融公司（DFC）、澳⼤利亚外交与贸易部（DFAT）及⽇本国际协⼒银⾏（JBIC）三⽅共同发起，其宗旨是所
谓的“统筹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将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标准提⾄⾼质量、可信赖的程度”。由于“蓝点⽹络”计划强调“全球标准”“私营企业注资”、关注“⾼质量、可持续的基础设施项⽬”，对很多发展中国家产⽣了⼀定的吸引⼒。但该计划的核⼼是对基础设施、数字化服务、采矿和⾦融服务等进⾏“评估和认证”。这⼀计划对我国“⼀带⼀路”新基建构成威胁，因为该计划宣称尊重所谓的“全球性标准”，包括对“透明、责任制、财产和资源的主权、当地劳⼯和⼈权、法治、环境以及政府在采购和融资⽅⾯的良好做法”表⽰尊重，实际上是设想以他们的标准替代中国标准，或者以他们的标准来“评估和认证”中国“⼀带⼀路”基建项⽬，为中国推进“⼀带⼀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设置障碍。
四、对策建议
（⼀）完善顶层制度设计，推进“⼀带⼀路”新基建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和智能互联⽹新时代的到来，“⼀带⼀路”沿线许多国家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从传统的交通、⽔电、能源、城市建设等“混凝⼟+钢铁”的模式转到关注国家信息和智能基础设施建设上来。与此同时，我国新基建的提出，要求提⾼对“⼀带⼀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认识，将基础设施扩展到5G⽹络、数据中⼼、⼈⼯智能、⼯业互联⽹、物联⽹等诸多领域，不仅重视基础设施物理硬件的“硬联通”，⽽且注重标准、治理等“软联通”。
⾸先，我国应加强顶层设计，从政策、资⾦、法律上予以扶持，积极⽀持我国企业“⾛出去”，参与“⼀带
⼀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例如，研究制定与新基建相关企业“⾛出去”的财税奖励扶持政策；推进与“⼀带⼀路”节点国家签订建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