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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当代世界》2021年第06期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全球治理;价值逻辑
【DOI】10.19422/jki.ddsj.2021.06.004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也是有别于以雅尔塔体系为核心治理体系的一种全新的全球治理价值观。这一全球治理方案，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际公众接受、认同，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它焕发出无与伦比的光彩，照耀着人类前行的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东西方轴心时代孔子和柏拉图关于“理想社会”构想的现代化，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真正的共同体”的具象化。从2011年中国首次提出“命运共同体”到2021年4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倡导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近10年来中国先后提出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类安全共同体、人类发展共同体、人类人文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和清洁美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系统化的理论阐释，形成了从整体到局部的理论架构，从而实现了“社会理想—治理理念—科学理论”的三段式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完善，为全球治理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指引和顶层设计。
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以共同体的存续为内在前提的，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起点。人
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在多样化社会制度中和平并存;在各国之间仍然存在利益竞争和观念冲突的现代国际体系中每个国家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其核心理念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1]这是基于增进世界人民共同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安排。
东西方轴心时代，伟大思想家孔子和柏拉图曾分别提出对人类理想社会的构想或愿景。在《论语》中，孔子提出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社会至善境界，这一思想后来在《礼记·礼运》的“大同社会”中得到进一步论证：其一，“大同社会”是“天下为公”的社会，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天下利益为天下人之利益;其二，“大同社会”是拥有社会保障的社会，男女老幼鳏寡孤独皆有“所用”“所终”“所长”“所养”，既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又拥有社会保障权利;其三，大同社会是“讲信修睦”的社会，诚信道德是良好人际关系的原则。[2]在“天下大同”这一社会发展的终极阶段，和谐有序的社会运行秩序、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修己安人的相处之道，编织了大同社会的经纬。“天下大同”基于“儒家文化崇尚和谐，倡导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3]描画了一幅人们相互交流、并行不悖、和谐共存，既珍视各自特长处、又尊重包容他人的理想化社会图景。此后中国历代学者和政治家都曾对“大同社会”进行过阐发，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太平天国的《天朝
田亩制度》、章太炎的《五无论》，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大同盛世”构想，都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资源。
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的《理想国》从人的政治生活起源出发，讨论了共同体对于人的意义：人们因为生存而聚集在一起，在共同生活中交换物资、满足生活需要。共同生活需要秩序，这种秩序即为政治制度。围绕政治制度，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在辩论中解答了什么是“个人正义”和“城邦正义”。当三个阶级的人——具有欲望的体力劳动者阶级，具有意志的护卫者阶级以及拥有理智的统治者阶级——分工合作、协调一致时，即是理想化的和谐社会。所谓正义，就是三个等级所代表的节制、勇敢、智慧的和谐统一。
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英国学者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深受《理想国》影响，在彻底否定私有制的基础上，设计出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岛国“乌托邦”，构建了公有制社会模式的雏形。启蒙运动时期，德国哲学家康德从法制的角度出发探索人类的安身立命问题，他的《永久和平论》从全球角度提出了“世界永久和平”的理念。康德“不仅从空间的意义上看待世界永久和平，而且站在世界公民的立场上将它置于世界历史之中来加以阐释”，[4]这也意味着他是从人类社会演进的角度来论述通过建立国际联盟实现国际永久和平的设想。康德强调
用外在强制的法律来约束每个人的自由行为，促使个体建立起一个合法的公民社会（国际联盟），并从两个层次提出了建立永久和平的国际法准则，即“国际永久和平的临时条款”和“国际永久和平的确定条款”。康德为未来永久和平世界设计的国际法基本准则，标志着他已经从柏拉图对人类理想社会构想走向了对理想社会的制度安排。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启迪了德国学者哈贝马斯、美国学者罗尔斯、法国学者勒维纳斯等人的世界公民理论、正义理论、从民族国家走向世界大同理论等。
中西方对于理想社会的愿景，都离不开对共同体的思考和阐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中，梳理了人类的三种共同体，“自然的共同体”（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本源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以物的依赖或资本的依赖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共同體）和“真正的共同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共同体）。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两位伟人基于人类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共同体思想，充分体现了他们对于未来社会物质生产和生活实践特征的判断以及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
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在其著作《共同体与社会》中正式研究了共同体这一概念，认为共同体是指人类体生活中一种有机的生活形态，它是与社会和机械的公共生活相对立的生活形态。在滕尼斯看来，基于亲属关系、邻里关系和友谊，人们缔结了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5]滕尼斯关注的焦点在于从社会改造的角度提出对现实批判的理论参照系，显然滕尼斯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的影响。就共同体本身而言，滕尼斯所指称的共同体只是一种小范围的共同体，仅存在于族或国家之中。
20世纪80年代，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陷入危机，社主义在西方兴起。社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来源，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深化到历史发展进程之中，认为共同体是人类历史进程的最终阶段。在社主义者看来，共同体是一种具有情感联系和共同信念的社会结构，在当代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真正的共同体往往存在于种族和宗教团体之中。[6]社主义者的关注点停留于抽象的政治哲学范畴，视政治自由为追求目标，认为应该对共同体有更多尊重，以此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与马克思主义关注共同体中人的主体性不同，社主义者停留于人能动的生产力对于社会秩序的作用，忽略了人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作用。
什么是一带一路概念 历史车轮滚滚前行，人类对共同体的向往有增无减，其中蕴含的是人们对和谐共存、自由发展的理想社会的美好追求。虽然各个时期的共同体理念拥有不同的表述，但是其核心内涵却始终如一：在以共同体为生活方式维系人类生存发展这一点上具有相对稳定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基于全球化发展的现实，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新的历史条件下人类构建共同体要求的回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呼应了东西方对理想社会的共同追求，照应了新时代全球格局的历史性变化，对维护世界的繁荣发展具有重大和深远意义。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全球性问题和挑战日渐增多，全球治理的需求日渐凸显，全球治理的主体也不断扩展。“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从这两点出发应对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性挑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主线。
19世纪中期，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后，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发达国家构建了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全球经济贸易体系，国家和政府间组织共同参与全球治理。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治理的魁首，利用其科技、军事和文化优势，建立了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美式全球化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除了国家和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也成为参与全球治理的新主体。
21世纪以来，世界政治格局加速转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推进，国际科技竞争愈演愈烈;世界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竞争持续加剧;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全球话语主导权竞争日益激烈。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凸显国际合作的缺失：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等全球合作机构的协调作用有限;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中心的全球健康治理框架也乏善可陈;新形势下，世界各国重新回到国家主义框架下。[7]在全球性突发事件及传统安全问题面前，往昔以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为核心价值的全球治理体系举步维艰，迫切需要进行改革以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形势。
与此同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征更加凸显。在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中，中国也完成了从百年前远离全球治理到改革开放后逐渐融入全球治理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转变。中国不仅主动应对全球性问题和风险，而且积极为世界贡献智慧和方案。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通过举办一系列主场外交活动，搭建新的国际合作平台，展现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设置议题引导全球治理方向，中国正从全球治理的“参与者”逐步转变成“引领者”。2013年，中国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迄今已与138个国家、31个国际组织签署合作共建“一带一路”文件，举办了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从2013年的1.04万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1.34万亿美元，7年间累计总额超过7.81万亿美元。[8]2014年，中国倡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促进亚洲区域的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建设，迄今该行已有103个成员。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积极作为，一是设立新冠肺炎危机恢复基金，对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的公共和私营部门机构提供快速融资，目前该基金规模已达130亿美元;二是在中国金融市场发行熊猫债券（初始规模为100亿元人民币），所募资金将用于该行的相关项目融资特别是其设立的新冠肺炎危机恢复基金支持的项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恢复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同时也是打造全球共同发展实践平台的有益尝试。
2017年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已被写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以及部分其他区域性组织的有关文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载入联合国不同层面多份决议，[9]一定程度上体现为一种全球意识，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共同价值规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8年5月，《光明日報》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提出“思想理论本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只有千千万万人的社会实践，才能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近10年来，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在“一带一路”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发展、与各国人民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通过全球实践检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理性和科学性，确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科学理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于用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和难题，它的立足点是全球化，价值追求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实现路径是共商、共治、共建、共享。[10]
2020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上合组织要弘扬‘上海精神’，携手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人文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多实践探索” 。2021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倡导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国以上述“五个共同体”回应了人类面临的紧迫问题，针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之问交出了答卷：在实践层面上，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举措，积极践行共同体
理念、深化共同体实践;在理论层面上，将“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理念概括化为“五个共同体”，通过体系化的理论架构形成了从理想社会到抽象理念，再到系统理论的三段式演进过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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