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小说二十年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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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21年第10期
摘 要：阿来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从事小说的创作，但学界对阿来小说的研究可以说是直到2000年《尘埃落定》获茅盾文学奖才真正起步。此后学界对这个来自汉藏文化交汇地的作家愈发关注。将阿来小说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与分析，可以發现，学界对阿来小说的关注主要集中在藏区主题、认同主题、现代性主题、历史主题、生态主题及其叙事艺术上。这些论者对阿来小说中叙事主题的分析呈现出愈发细致深入的特点，通过综述，以期推动阿来小说的研究。
关键词：阿来小说;研究综述;叙述主题;叙事艺术
1959年，阿来出生于一个叫马塘的小村庄。马塘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区马尔康
市，是一个多民族交融的地区，多民族文化共同孕育了阿来。“1982年，时年24岁的阿来发表了诗歌《振响你心灵的翅膀》，从此踏上了漫长的文学旅程。”[1]从1982年到1984年，阿来一直从事诗歌创作。1984年，阿来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红苹果，金苹果……》。1998年，经过数年沉淀与数次出版风波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2000年，《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文学界开始真正关注这个来自汉藏文化交融地区的藏族作家。
粗略统计，研究阿来小说的相关论文有900余篇，硕博论文60余篇，少量学术专著。持续关注阿来文学创作的学者有梁海、陈思广、贺绍俊、曾利君、白浩、丹珍草、张学昕、余宏、徐新建、徐其超、徐美恒、伍宝娟、吴义勤、吴道毅、王妍、彭超、刘大先、栗军、李康云等人。从《尘埃落定》出版到现在已经过去二十多年，阿来的创作活力不减。先后创作了“机村六部曲”、《》、《瞻对》、“山珍三部曲”、《云中记》等作品。学界对阿来的关注也一直热度不减，2014年，陈思广等学者主编《阿来研究》，预示着学界对阿来的研究更为系统化，曹顺庆在卷首语称阿来把弱势文化推向全球公共领域，完成了藏族文学表意功能的转化。[2]对学界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有助于阿来小说研究的进一步展开。
总体来说，学界对阿来小说的研究呈多角度，全方位发展的趋势。无论从理论的深度，还是广度，都不乏洞见之作。“大多是一般性的评论文字，且大都局限在对《尘埃落定》的研究上”[3]的情况已随着学界对阿来小说研究的不断深入大有改善。但在对阿来小说的叙事主题、叙事风格等的研究更为深入的同时，学界仅局限于研究阿来长篇小说的弊病仍然存在。阿来创作有不少中短篇小说，这些中短篇小说在其叙述艺术的构思与思想体验的深度等角度并不亚于长篇小说。对这些中短篇小说的忽视，是目前阿来小说研究的遗憾。
一、叙事主题研究
阿来认为，无论采取何种形式，作家创作都是在表达作家自身对社会的观察、对人生的体验，以及对世界的判断。因而，文学是内容的问题，而不是形式的问题[4]2。在这样的创作观念的指导下，阿来对所书写的主题分外深思熟虑。学界对阿来小说中叙事主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藏区书写、认同、现代性、历史、自然生态等方面。
（一）藏区书写主题研究
作为成长在藏族文化背景下的作家，阿来对西藏的书写带有明显的依恋与反思。学界对
阿来笔下的藏区书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二个方面，一是研究阿来的小说创作与藏族民间文化的关系，二是分析阿来对藏区的反奇观化书写。
任容历数了阿来的创作过程，认为阿来的创作体现了对藏族民间神话、民间故事、民间传说、民间诗歌的借鉴与再创作。在再创作的同时，融入了现代人的现代体验，写出了传统精神的消逝[5]。张旻昉也认为阿来对民间的传说、歌谣等进行了借鉴。同时，他认为阿来将笔下的自然景物审美化，并融入民俗意味，从而构建具有民俗风味的审美意境，并将藏族地区特有的仪式，如祭祀、占卜等，以文字的形式固定在文本之中，使之成为藏区特有的民间记忆[6]。
丁增武认为，阿来对“真实的”西藏的书写，是对扎西达娃等作家笔下充满神性与奇幻彩的西藏的一种消解，这种消解是基于阿来全球化视角下的科学认知。但并不存在一个普世的文明，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本真，因此阿来对西藏的书写，其实也是一种想象[7]。阎浩岗则认为，阿来的小说虽然对藏族民间神话、传说进行了借鉴，但在进行再创造时，有意的消解了其中的神秘感，并通过对藏区乡村生态、官场生态、普遍人性等的书写，弱化了西藏与内地、世界之间的隔膜[8]。李艳认为，阿来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和语言塑造了他想象中的西藏[9]。
向世界展示真正的西藏文化，对西藏的奇观化书写进行祛魅是阿来一直以来书写的目的，因为他所要揭示的就是东方主义与消费主义遮蔽下的西藏。研究者深入分析阿来笔下西藏的反奇观化书写对于作家进一步调整书写策略是有益的，但若陷入阿来笔下的西藏是否就是真实的西藏这样的本质主义之争的漩涡中则得不偿失，更应探寻阿来小说中的反奇观化书写的意义与价值。
（二）认同主题研究
目前学界关于阿来小说中的认同主题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民族/国家这一维度，另一个则是藏文化/汉文化/全球文化维度。关于民族/国家，杨柳认为，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藏族地区面临中心/边缘，现代/传统，全球/地方的抉择困境。阿来这些藏族作家在这样的困境中成长，对民族认同产生了焦虑，而他们的创作则是抒发自己内心的焦虑，并通过对历史，地理，民间文化的书写寻求民族认同[10]。曾利君认为，阿来采用“非母语”的汉语写作，书写嘉绒地区的风土人情与历史变迁，其中既有对族的关注，也有强烈的国家认同。在阿来的笔下，族与国家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并行不悖的[11]。
詹静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分析阿来的小说，她认为，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存在强势文
化对弱势文化的侵占，而藏文化作为弱势文化，存在被异质化的倾向。阿来的小说创作体现出对藏文化的依恋，同时也体现出对藏文化发展方向的思考[12]。顾军霞认为，阿来的写作是努力重回无文化、无意识形态的写作，他通过对嘉绒藏区的历史重写与宗教仪式的书写，将这些固化成藏族的民间文化。同时，作为在汉藏文化共同熏陶下成长的作家，阿来试图探寻融合汉藏文化的途径与可能性[13]。杨艳伶认为，阿来的小说创作并不仅仅是藏族文化的呈现，而体现出儒、道等多种文化的融合[14]2。
阿来作为穿行于汉藏双重文化的写作者，首先能感觉到的就是文化归属的混乱感。选择了一种身份，就意味着背叛另一种身份，因而阿来的创作自然流露出在夹缝中写作的孤独感。学界对阿来创作中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关注与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以文化主体的身份审视作为他者的“双族别”作家以及藏族文化。审视本身并不存在偏颇，但是将自身视为文化主体，而将“双族别”作家或藏族文化视为他者的心态是值得反思的。正如阿来所说，中国知识分子到今天仍用后殖民理论，机械、片面的言说所谓的“身份”，而不去追问这种理论的现实根由和意识形态背景，是非常遗憾的[15]3。
（三）现代性主题研究
阿来一直致力的是书写西藏这片蒙昧之地艰难的苏醒，同时反思以现代文化面貌自居的强势文化与被视为弱势文化的藏族文化之间的关系[16]。学界对阿来笔下现代性的关注也恰恰集中在这两个方面，一是从阿来对现代性的书写出发，探析阿来对现代化席卷藏区的矛盾态度。何胜莉认为，阿来的小说写书写了藏区人民从被动融入现代化到主动融入现代化的过程，在书写这一过程时，阿来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渴望现代化能为藏区人民带来便利，另一方面，对现代化自身携带的金钱、利益至上致使人性迷失的弊病深恶痛绝[17]。施战军认为，阿来的时间观念不是现代的线性时间观念，批判现实主义与边地书写不足以概括阿来的创作。[18]
二是从现代文化的角度切入分析阿来小说中的现代性，吴道毅认为，阿来的小说对中国当代的曲折历史展开追问，并以自身敏锐的眼光发现，当代历史之所以曲折，是因为中国当代历史是以追求现代性为目标的，但在追求现代性的同时，将传统与现代相对立，割裂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造成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挤压，导致藏族民族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断裂。因而造成人性的迷失[19]。
（四）历史主题研究
王研、傅守祥等人认为，阿来的小说着眼于历史发展转型时期，书写在这一历史转型过程中，藏区人民主体意识的觉醒与阵痛，对当下的文化转型具有借鉴意义。伍宝娟认为，阿来的历史叙事呈现出圆圈式叙述结构[20]。赵宏维、王俊等人着重于分析阿来小说中历史叙述的特征，赵宏维认为，阿来小说的历史叙事，融入了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体现出了阿来对藏文化的眷恋[21]。王俊认为，阿来小说的历史叙事具有民间化、偶然性、荒诞化的特质[22]。
吴雪丽另辟蹊径，跳脱出民族、国家、现代性的维度，将阿来的书写放置于精神史与村庄史中，她认为，阿来的小说构建了藏区乡村的历史与记忆[23]。同时，她认为，阿来的历史叙事陷入个体特殊性与历史普遍性之间，导致对笔下人物出现扁平化的现象，在对历史厚重感的描摹时将历史简单化了，在叙述历史“大声音”与民间“细雨”时出现，回避了“大声音”，出现另一种的一元叙事[24]。顾广梅从叙述策略入手探寻历史重建的难度，发现阿来在重建民族历史过程中对线性时间的反思与怀疑，发现阿来所传达的“更小文化单元存在的意义和更小部族认同的艰难曲折”。[25]
（五）自然生态主题研究
2015年，阿来先后出版了“山珍三部曲”，即《蘑菇圈》《三只虫草》《河上柏影》，以蘑菇、虫草、柏树这三种植物作为叙事的线索，展现消费时代中藏区的历史变迁与人性变革，揭示消费时代下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直接带动了学界对阿来的生态文学观及其小说中生态书写的审美特征的研究。虽然阿来一直以来都关注生态文明，但此前这些关注大多集中记录在中短篇小说中，如发表于1990年代的《已经消失的森林》《银环蛇》《狩猎》等等。但学界对阿来的中短篇小说缺乏问津，因而与其他叙事主题的研究相比较而言，对阿来小说中自然生态主题的研究兴起相对较晚。
邓志文认为，阿来的自然生态观本质上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他认为，阿来小说中对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描写，对自然万物的灵性书写，都表现出了阿来对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相处的期盼[26]。余忠淑同样认为，在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阿来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通过文本细读，她认为阿来主要关注人与自然土地生态问题以及乱砍滥伐下人与自然森林的问题[27]。汪树东认为，阿来浸润在藏文化的生态智慧中，书写出了藏民们在消费文化冲击下对自然认识的变迁。表现出了对人与自然关系急剧恶化的担忧，呼吁重回人与自然和谐状态[28]。周晓艳认为，阿来对自然生态的描写融合了苯教万物有灵的思想与佛教悲天悯人的情怀，具有诗性美与情感美[29]。王传颂认为，阿来的生态书写具有“非常典型的存在论美学
的意味”。[30]
二、叙事艺术研究
阿来不仅执着于“写什么”，而且执着于“怎么写”。他对叙事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联尤为关注，在叙事艺术上几乎每一部都有创新，也因而学界对阿来小说叙事艺术的整体研究较少，主要是以每一部作品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叙事艺术的探析。
白浩 （一）对阿来小说叙事艺术整体特征的研究
周曉艳认为，阿来游走于历史与民间，部落记忆与集体记忆，汉藏文化之间，在叙述上形成了流散叙事的特点[31]。梁海认为，阿来小说的叙事美学呈现出普遍与特殊的融合，从循环叙事到空间叙事的转变[32]。胡立新认为，阿来的小说叙事采用诗意的叙事策略，多重叙事视角，颠覆叙事逻辑，营造了一种诗意的氛围，颠覆了传统叙事[33]。张弛则认为，阿来小说中的诗意美感来源于对语词、语音、修辞等的融合运用[34]。黄英认为，阿来小说的叙述具有激情忧伤的特[35]。王晓东称阿来的书写是“诗意的现实主义”。[36]孙化显认为，在阿来的小说中，隐形图像的建构依赖于小说语言修辞的视觉性基础，同时，情节叙述
的在场性使小说具备了图像在场的直观体验。且小说文本展现的音乐听觉效应与小说内涵的情感紧密相连[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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