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为平
在当代，我国学界对地域与文学关系的关注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西部文学、东北文学、江南文学、湘楚文学、三晋文学、东南文学、陕西文学等众多地域文学命名的成立及相关研究成果的取得，极大地扩展了当代文学的研究视域，显示了中国文学内在的丰富多样性，也深入探析了地域文化对文学巨大的影响力。与此同时,“西南”作为一个历史上较为稳定、明确的地域指称，有着自身鲜明的地域特，但是由于其远离中原的偏僻地理位置，迥异于主流文化的少数民族异质文化形态，以及政治经济的长期滞后等因素，却迟迟未能获得研究界的更多关注和重视，在其身份认定及形态描述上仍处于亟待深度“开发”的状态。
事实上，在上世纪80、90年代出现的西部文学热潮中，西南文学曾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和研究。当时研究者们对“西部”的范围指向存在明显分歧，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西部仅指传统的西北地区，具体包括“
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青海、甘肃两省为主体的游牧文明覆盖区。”①而持广义论者则认为西部应涵盖西北和西南，范围涉及“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②然而，在后者的研究中，普遍存在着以偏概全、重西北而轻西南的鲜明倾向。如在陈国恩的《当代中国西部小说的地域文化内涵》、吴矛的《地域文化视阀下的西部文学两种叙事模式》等文中，不论是描绘西部文学风貌、特征，还是具体作家作品列举，都呈现一边倒的“西北文学”特。这种偏差的出现，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西部不论就地理空间、行政区划还是文化与审美属性而言，都不是一个统一的存在，而是在不同区域内具有其各自不同的特性”,③也就是说，西北文学与西南文学实际上是两种在面貌、性质、个性、气质等诸多方面异大于同的地域文学，将二者一并纳入西部文学的考察视域，并非是一种妥当、科学的划分方法———至少从地域文学的视角来说如此。在这种“大西部文学”的构架里，西南文学虽名义上归属于西部文学，实际上却是被
46DOI院10.16551/jki.1002-1809.2018.04.011当代作家评论 2018年第4期
①②
③丁帆主编:《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第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白浩、李婷:《西部文学的主体危机与大西南文学的美学自立》,《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袁盛勇:《重识新疆文学及其当代意义———以闻捷、王蒙等人的新疆创作题材为中心》,《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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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或无意遮蔽了，未能呈现出其本真面目。
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并大力倡导“大西南
文学”①的概念，从相关描述中可看出，这一命题更多是依托国家行政地理区域的划分,
以区域学术资源的整合为目标追求,②并非是一种学理性的、纯粹的地域文学概念，难免有所偏离地域文学研究的轨道。
那么，何为地域文学?中国文学地理学
会会长曾大兴认为，只有“从某个特定地域
产生的、具有该地域的自然和文化特征的文
学”,③才能称为地域文学。西南地区不论是在地理环境还是历史渊源、民族传统、文化形态等诸多方面均有高度同质性，具备诞生地域文学的基本条件，而西南众多的文学书写也不约而同地带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烙印，是西南地域文学确实存在的有力明证。
一
关于“西南”的范围所指，在学界存在着
不同的理解，大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大”
和“小”之别。“狭义的西南，即今天的云南、
贵州、四川、重庆的行政范围；广义的西南，再
将西藏和广西包括进来。”④“‘大西南’概念中比较稳定的行政地理范畴是传统的云、贵、川，重庆由四川划分出来以后就成为云、贵、川、渝。但既然是‘大’西南文化地理概念，就应该将广西、西藏纳入其中。”⑤上述各种观点，均有相应的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行政地理学等理论支持。而从地域文学研究的视野出发，应以文化作为识别地域范畴的标准，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凸显一定地域的文化个性。正如严家炎所说:“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通过区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而起作用”。⑥而文化本身又是内涵多样的,“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特定文明形态的外化，它不仅受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生产方式的制约，
而且也与它相对应的民族心理和宗教信仰等意识形态息息相关。”⑦考古发现证实，西南地区是我国最早的人类发源地，自古以来生活着众多的少数民族，形成了与中原文化大为不同的极具异质彩的文化氛围；同时，西南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也自成形态，有别于中原广袤平原地区、西部游牧圈等区域。这些因素构建起西南独特的文化生态系统。
以此为参照，文化意义上的“西南”大致包括传统意义的云、贵、川、渝及广西与贵州、云南交界之地，这是一个典型的以山地半山地稻作与旱作混杂(包括少数山地中的平原地区)为特征的农耕文明文化圈。“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⑧以山地农耕为主的文明形态决定了西南地区的主要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而且，该区域处于日本学者命名的“照叶林文化带”的核心地带，也涵盖了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多民族文化融合交流区域———“藏彝走廊”的绝大部分地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这片区域在地理状貌、历史渊源、民族传统、文化形态等诸多方面具有高度相同或相似之处，是一个有着较稳定的内部文化结构的传统文化区域。西南文学正是孕育、生长于这样的文化土壤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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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③④⑤⑥⑦⑧2015年，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在成都联合举办的首届大西南文学论坛正式提出“大西南文学”的命题，地域范围涵盖云、贵、川、渝、藏、桂六省(市、区)。
首届大西南文学论坛上成立了大西南文学研究所。研究所主任刘敏指出,“大西南文学是一个跨区域、跨学科合作的大概念”。
曾大兴:《地域文学研究的成绩与不足》,《世界文学评论》(高教版)2016年第1期。
翟国强:《先秦西南民族史论》，第1页，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
朱寿桐:《简论大西南文学及其离散形态研究的学术意义》,《文艺争鸣》2016年第7期。
严家炎:《〈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理论与创作》1995年第1期。
丁帆主编:《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第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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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会形成自身与众不同的面貌、气质和风
味，是一种个性十足的地域文学。
地域环境对文学的影响早已为人们所认
可。如刘世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说”:“北方
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
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尚
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
虚无，故所作之文，咸为言志抒情之体。……
声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制。”①所谓“妙舞起齐赵，悲歌出三秦”,“骏马秋风塞
北，杏花春雨江南”，体现的正是不同地域所
形成的不同文学风格、气质。从地理形态来
看，西南地区主要是以云贵高原、四川盆地、
川西高原和横断山脉为骨架构成的，地形地
貌大起大落，形态多样，域内高山、峡谷、河流
密布，在山峦、水流的纵横切割下，坝子、山
地、丘陵及少数平原交错分布，地势多奇崛险
峻。李白的《蜀道难》形象逼真地状写了西
南自古以来地势的险恶及交通的不便。这样
的生态环境，既是西南文学中极为普遍常见
的景描写，也往往赋予作品一种峭拔硬朗
的独特风骨。
在现代文学史上，艾芜是最早出描写
西南独特自然环境的作家。代表作《南行
记》是根据1920年代他在川滇、滇缅一带漂
泊流浪经历写成，其中的环境描写是一大亮
点。在书中，从川滇交界如牛卧伏的莽莽
山，到滇西的悬崖绝壁、湍急水流，滇缅交界
绵延无尽的原始丛林，尽悉进入笔下，烘托出
一种肃杀、严穆的氛围，与作品中同情下层劳
动人们苦难生活的悲悯情怀相得映彰，营造
出一种别样的艺术效果。“像病了的水牛,
一条条躺在荒漠的天野里,———这就是云南
东部的山呵，可怕的山呵。”②“桥下凶恶的江水，在黑暗中奔腾着，咆哮着，发怒地冲打崖岸，激起吓人的巨响。两岸蛮野的山峰，好像也在怕着脚下的奔流，无法避开一样，都把头尽量地躲入疏星寥落的空际。”③后一段文字逼真描写了高原深山峡谷中绝壁兀立、江流汹涌的险峻景致，同时也衬托着在这样
环境中讨生活的野猫子、老头子、鬼东哥等下层民众生活的艰辛和强悍的生命力。
对于作家而言，这种“在场感”过于强烈的环境不仅是外在的观察、写作对象，更会内化为一种认知世界的特殊方式。诗人于坚曾回忆幼年随父亲到农场劳动，在看到大自然如同在自己面前展开了一幅斑斓壮丽的画卷时，诗人刹那间“意识到我生活的世界是位于一个高原之上”,“我的爱情在这时觉醒了，我知道我会永远热爱这个美丽的世界，为它活着。”④多年来于坚文字里强烈的山水自
然倾向由此可见端倪。出生于千里彝山的彝族作家纳张元则喜欢写山也擅长写山，极写山的各种形态:“千里彝山，枯瘦如柴”,“整座彝山瘦骨嶙峋”,“似卧牛、如睡狮、像走蛇，一座座奇形怪状的大山挤在一起，构成了连绵起伏，蜿蜒曲折的千里彝山……”⑤大山既是作者对世界最刻骨铭心的记忆，而大山所代表的乡土社会也成为他日后走出大山之后观照生活、审视文明最基本的参照物。
不仅是本土作家，西南独特的地理环境、风物，也会给曾与这片土地有过交集的外来作家留下深刻映象，不知不觉地赋予他们的作品一股特别的高原气息。沈从文独爱高原的云，细细描摹其千变万化的形态；冯至在高原林中小屋及周围的鼠曲草、尤加利树等植物身上寄托生命的哲思；杨梅、宝珠梨、缅桂花、干巴菌、鸡枞等特产是汪曾祺念念不忘的高原味道；老舍笔下出现过西山、苍山、滇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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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④
⑤
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刘师培史学论著选集》，第203页，邬国艺、吴修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③ 艾芜:《南行记》，第14、40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8。
于坚:《棕皮手记》，第16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
纳张元:《彝山纪事》，第9、48、16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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洱海等高山和湖泊的影踪；在王小波、阿城、叶辛等一批曾在西南当知青的作家的作品中，边地山川景物衬托着时代的荒诞和苦难。
“山被直着劈开，于是当中有七八里谷地。大约是那刀有些弯，结果谷地中央高出如许，愈进峡口，便越低。森森冷气漫出峡口，收掉一身黏汗。近着峡口，倒一株大树，连根拔起，仿佛谷里出了什么不测之
事，把大树唬得跑，一跤仰翻在那里。峡顶一线蓝天，深得令人不敢久看。一只鹰在空中移来移去。”①这是阿城《遍地风流》中极精彩的一段景物描写，文字精炼之至，不过寥寥数笔，将高原深山峡谷的景象状写得栩栩如生，一股坚硬的高原气息扑面而来。
当然，在传统文化语境中,“西南”一词并不仅仅意味着一个相应的地理区域，它还有着较特殊的内涵。从人文历史的视角来看,“西南”作为一个地域指称由来已久，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及文化指向。“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首次以正史的形式提到西南，此后《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等史书亦多有记载，西南遂成为一个特定的地域称谓，其含义在历史上也基本一致：其一，地理方位；其二，民族含义，指相对于中原汉族的少数民族；其三，政治文化内涵，在国家“大一统”观念中,“西南”意味着一种“化外之境”，是相对于中原主流文化而存在的一种边缘文化形态。
这样的边缘文化意识必然渗透在西南文学的创作中。在现代新文学诞生的历程中，西南文学首先是以一种迥异于主流文学的边地“异质彩”吸引人们的关注。蹇先艾的《水葬》《在贵州道上》等小说，散发着浓郁的边地彩，深得鲁迅赏识:“他所描写的范围是狭小的，几个平常人，一些琐屑事，但如《水葬》，却对我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贵州很远，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②马子华也是早期西南新文学的重要代表，茅盾曾专门写了《关于乡土
文学》一文评介他的《他的子民们》，茅盾指出:“描写边远地方的人生的作品，近来渐渐多起来了;《他的子民们》在这一方面的作品中，无疑是一部佳作。作者似乎并不注意在描写特殊的风土人情，可是特殊的‘地方彩’依然在这部小说里到处流露，在悲壮的背景上加了美丽。”③鲁迅和茅盾都同样注意到了这些来自西南边疆的写作者笔下的“异质”彩;“老远”、“远”、“边远”、“特殊的风土人情”等言辞，体现的不仅是地理空间的遥远和地域文化的差异，显然还包含着早已凝固成型的主流文化对边地文化的审视视角。
正如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所说“外省就是外省，巴黎就是巴黎”，由于历史上长期被隔绝于主流文化之外，一种微妙的边缘化、“外省”意识在西南文学中普遍存在。郭沫若在《巫峡的回忆》中很典型地表达了这种边地意识:“我如今就好像囚在了峭环绕的峡中———但只要我一出了夔门，我便要乘风破浪!”④成都在西南地区属于与中原文化交融程度最高的城市，但在巴金“激流三部曲”中，觉慧、觉民等觉醒的知识青年依然对内地充满向往。在《家》的结尾，觉慧在大哥的支持下乘船前往上海，这样的结局让小说在沉重中突现光明和希望。无独有偶，茅盾在小说《虹》中也设置了一个类似的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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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4期 当代作家评论
①②③④阿城:《峡谷》,《遍地风流》，第9页，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8。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研究》，第11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茅盾:《关于乡土文学》,《茅盾全集》第21卷，第2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郭沫若:《巫峡的回忆》,《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卷，第39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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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进步的女主人公梅行素经过抗争，终于
乘上从成都开往上海的轮船。当轮船经过夔
门，随着视野的开阔，梅行素感到自己正由曲
折窄狭的路进入广阔自由的天地。这样的情
节所包含的内蕴是双重的：显在层面表现的
是革命青年的追求和进步，隐性指向的则是
边地与内地的隔阂与差距。
在当代，西南边地与内地差距依然存在,
这种差距的重点已明显从文化层面转移到物
质领域，文学比较多地书写经济大潮中依然
贫困落后的乡土生活场景，写打工潮中乡土
家园的破败。冉正万1998年发表于《人民文
学》头条的中篇小说《奔命》较早地表现了边
地农村大批劳动力涌入城市，留下老弱病残
苦守家园的悲凉现实。夏天敏获得“鲁迅文
学奖”的小说《好大一对羊》描写地方官员刘
副专员为了帮助结对子帮扶的德山老汉一家
脱贫，专门给他们买了一对外国进口的高级
山羊。乡里、村里的干部都要求德山老汉必
须把羊养好，而这对珍贵的外国山羊不仅需
要吃嫩草、黄豆面、红糖水、奶粉等上等食料,
还需要定期给它们洗澡、补钙，在严寒的冬季
要保持室内恒温。这对原本一贫如洗的德山
老汉一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就为了养这
对羊，一家人不仅倾尽所有，德山的小女儿还
为此丧命。小说运用黑幽默的反讽手法,
以一个“人不如羊”的故事，刻画了一幅乌蒙
山区滞塞、贫困、肮脏、毫无亮的沉重生活
白浩画面，反衬出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大时代
里边地落后、窘迫的生活场景。
少数民族的异质文化书写是考察西南文
学时必须关注的另一个重要维度。西南地区
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多元一
体，多源一体，多维立体，奇异古朴”的民族
文化特征,①各民族丰富的史诗、神话、故事、民谣、节日、风俗以及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文
化心理等，自然而然地渗进字里行间，形成一
种浓郁的“西南味道”。
公元1524年，杨慎因大礼议案被贬云
南，当他历经千辛万苦从京师抵达荒僻的戍
谪地永昌卫(今云南保山)时，对当地的奇异
风光和习俗甚感新奇，文字也陡然呈现奇幻
彩:“蒲塞重关峻，兰津毒草低。枝寒鸩鸟
下，花煖杜鹃迷。淜环蜮射渚，畷入象囲畦。
莹角髦牛斗，斑文筰马嘶。缅书涂贝叶，僰照
燧松梯。”②再看50年代初随部队进入西南并自称“我甚至可以毫无愧地把自己看成
是半个云南人”③的冯牧，在其后的创作中始终钟情于边陲的奇山异水和民情风俗，各种足以令他者咋舌称奇的少数民族生活画面在他的散文中俯拾皆是：马帮在泉水旁的林边草地上过夜，赶马人烧起篝火，用小陶罐煮着浓茶，用新竹筒在火堆上烧饭，一边唱着高亢的山歌；依旧保持着原始生活习惯的苦聪人在原始森林和岩洞里的生活……
地域民族文化对“外来者”的影响尚且
如此明显，本土作家自不必说，民族意识、民
族文化犹如血液般渗透进他们的文字与思想
里，尤其是少数民族作家最为明显。不少作
家直接从少数民族文化中获取创作灵感、素
材、滋养，壮族作家韦其麟的成名作《百鸟
衣》就取材于广西壮族民间故事，用壮族民
歌形式进行叙述；苗族作家苗延秀的代表作《大苗山交响曲》《带刺的玫瑰花》，包玉堂的《虹》等作品均是根据民间故事改写而成。类似的事例在西南少数民族作家中较为普遍，他们的作品很自然地烙上了鲜明的民族印记，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彩。少数民族作家还往往有意无意地在作品中张扬鲜明的民族意识，比如吉狄马加，关注当代西南诗歌的读者应该不会忘记80年代诗人“我是彝
86 当代作家评论 2018年第4期
①②③李子贤等:《多元文化与民族文学》，第17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13。
杨慎:《恩遣戍滇纪行》,《升庵集》，第36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冯牧:《我的三个故乡》,《冯牧文集》第5卷，第369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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