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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滟
【摘 要】作为口传文学的《牛郎织女》传说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地域、民族等方面的不同,故事在保留了同一个母题的主要的情节要素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发生了一些变异。本文通过汉族《牛郎织女》与布依族的相关传说《重然的故事》进行比较,分析《牛郎织女》在黔西南布依族地区本土化的过程中,其传承与变异往往是以相互渗透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既有对汉族传入文化因子的保留,也有对本民族文化因子的吸收,在内容和形式上也被布依族人民加以改造和创新,使之成为布依族文化的一分子,才得以在布依族民间流传至今的。
【期刊名称】《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7(033)006
【总页数】6页(P74-79)
大众汽车是哪个国家的品牌【关键词】牛郎织女;布依族;变异性
【作 者】隆滟
休闲服饰品牌【作者单位】[1]甘肃农业大学人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I276.3
《牛郎织女》传说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中历史最古老、流传最广的一个，它的历史内涵也最丰富，承载着中华文明和社会发展的丰富文化信息。它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勤劳、真诚、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良好愿望和反对门阀制度的进步思想；同时它从西汉时代开始即同我国的风俗节令结合在一起，在少数民族中也有广泛的传播和较大的影响。汉族的《牛郎织女》故事流传到布依族民族地区后，布依族人民根据本民族的地理环境、生活习俗、心理特征、审美等予以部分的加工和丰富，并与当地特有的地理环境、独特的物产和古老的风俗结合，使得这一传说呈现出丰富性和多样化，并且往往借着时间和空间上的自然流动，成一种民族文化的多变而丰富的总体。本文重点以黔西南布依族的相关传说《重然的故事》①与汉族的《牛郎织女》进行比较，以揭示同一母题的民间故事在民族间的传承与变异。
《牛郎织女》传说，最初只是出现在产生于西周末年《诗经·大东》中，“……维天有汉，鉴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皖彼牵牛，不可以服箱。”在这首诗中，虽然把“牵牛”、“织女”、“天汉”同时提到，但还看不出有后来《牛郎织女》传说中的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男耕女织”是我国经济基础中最基本、最重要的部分。并且，广大农民在种种剥削下把有地可耕、有丝可织、粗得温饱视为生活的理想。在这种情况下，隔河相望的牵牛、织女便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配偶，想到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从此，牵牛(即后代所谓“牛郎”)成了农民的化身，织女虽然还保持着贵族的名义，但实际上成了封建社会农民家庭“半边天”的象征。因此，约从春秋初期至战国初期，随着奴隶制的趋于崩溃，封建社会因素的扩大，自耕农的增加，人们联想到普遍存在的男耕女织的家庭状况，从而给“牵牛”、“织女”两星所象征的形象赋予了新的身份，使他们成为广大男女农民的代表。而且战国时代已有了牛女分离，在天河过桥相会的情节，在汉末，乌鹊架桥的情节也已经形成了。这是《牛郎织女》传说的基本人物与基本情节的形成期，也大体形成了悲剧的情调与忠贞爱情的主题，这些都是《牛郎织女》传说最基本的情节单元。
近代以来，随着反帝反封建思潮的兴起，《牛郎织女》由民间浮出口传文学的水面，被文
人、学者、民间故事家从各个方面进行解读。普遍流传在众口头的《牛郎织女》故事情节(尽管有些细节在汉族各地大同小异，如仙女沐浴情节，有说织女洗澡，有说织女洗衣；造成天河阻隔的原因，有说是王母娘娘划的，也有说是织女自己划的，有的甚至说是牛郎自己划的；喜鹊搭桥的原因，有说是喜鹊传错旨，王母娘娘惩罚它们去搭桥的，有说是喜鹊受到感动，自愿以身填河为牛女搭桥的等等)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异。但是，无论情节如何变异，都离不开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基本情节单元。反封建、反对旧礼教和反对门阀制度的主题不断得到突显的时期。传统牛女故事的主题是：反对父母之命、反抗礼教、主张男女青年婚姻自主的。
刀剑封魔录外传上古传说汉族的牛郎织女传说在布依族民间流传过程中，尽管在布依族民间，故事变成了《重然的故事》，牛郎兄弟俩也有了明确的名字“重容”和“重然”，牛郎的孩子也有了名字“芙蓉”和“牡丹”，甚至在故事结局的情节上出现了很大的差异；但因为出自同一个母题故事，它继承了牛郎织女传说的思想、主要人物形象和基本情节：
(一)主题思想的传承：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执着和对自己幸福婚姻的追求仍然是传说叙述的中心和重心。
(二)基本情节单元的传承：《重然的故事》同样也中融合了两兄弟型、毛衣女型、难婿型等民间故事的类型，故事情节异常丰富。主要情节单元有：
1.男主人公是放牛郎，有一哥哥，且家贫，与哥嫂分家后，与一老牛相依为命。
2.男主人公在具有神力的老牛的授意下，在天上七个仙女下凡洗澡时，窃取第七个仙女的衣服，并与之结婚。
3.后来，织女回到天宫。
4.牛郎挑担上天寻妻，天公(玉帝)或王母强烈反对。柏莱雅适合什么年龄
(三)人物形象的传承：《重然的故事》中，人物形象同样有正反两面。正面人物是追求自由幸福的重然、织女；反面人物是阻止、破坏别人幸福追求的王母一方。
民间文学的存活方式是口传心记，没有固定的文字形式。因此，口头文学的特点决定了民间传说的变异性。民间文学的变异性，指在流传过程中民间文学作品从形式到内容的各个方面，包括语言、情节、人物、甚至主题都会发生变化。因为民间文学在口头流传过程中，
没有固定的版本。民间文学的集体性决定了其作者是大众，任何个人都不拥有其著作权，谁都可以随意改动，故其流传的过程也就是变异的过程。此外，民间文学作品所处的文化背景(主要是时代、地域、民族等因素)的不同，会使作品有显著的差异，造成作品的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汉族的《牛郎织女》传说正是如此。它在黔西南布依族地区流传过程中，往往是以相互渗透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在布依族《重然的故事》中,既有对汉族传入文化因子的保留，也有对本民族文化因子的吸收，在内容和形式上也被布依族人民加以改造和创新，使之成为布依族文化的一分子，并得以在布依族民间流传至今。因此，布依族的《重然的故事》，除传承了汉族牛郎织女传说的思想、主要情节外，还存在着如下明显的差异：
(一)七夕因子明显减弱，已无王母划天河和鹊桥相会的情节。
长三角地区包括哪些城市布依族《重然的故事》中，牛郎、织女与王母斗争的结果，不像汉族民间的牛郎织女传说那样只得到一年一度在七夕短暂的一次相会，重然(牛郎)在老牛的帮助下，追到天宫，虽然经过千辛万苦、甚至生死考验，但重然在追求自己幸福中，表现了异常的智慧和勇敢，在织女的帮助下，躲过了王母的暗算和迫害，终于获得了大团圆。故事的最后说：“从此，这一对勤劳的夫妻，带着阿蓉和阿丹，男耕女织，过着幸福的生活。”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异呢？笔者认为，汉族很早进入封建社会，汉族人民长期受封建思想影响，青年男女的婚姻，一方面讲究门当户，把门第关系看作是议婚的先决条件，哪怕是已经定婚，一旦男女双方的门户发生了改变，解除婚约的比比皆是，这在中国古代许多有关才子佳人的文学作品中多有描述；另一方面汉族伦理观念比较深，认为只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才是合理的，否则，是天理不容的。在这种婚姻制度和伦理观念支配下，汉族人民不可能想象身份悬殊的牛郎和织女最后是可以结合的，他们只能被代表封建势力的王母划出的天河分割两岸。天帝虽然最后允许牛郎织女每年在七月七日会面一次，但心里头还是不愿意的，不然，以他的神力，为什么不同时给他们以渡河的方便？当然，汉族人民对这样的悲剧性结局也不愿意接受，于是借助想象，给牛郎织女安排了七夕鹊桥相会的情节，一方面寄托他们的精神追求和美好愿望，并在心理上、情感上获得了最大的满足；另一方面，强化了故事反对封建家长制、追求自由幸福的主题，从而使故事获得了不朽的生命力。于是，七夕鹊桥相会的情节是我国汉族劳动人民在上千年的时间中由无数人共同创造、加工、补充、提炼而成的，并且随着传播范围的逐步扩大，最终成了汉族普遍流传的牛郎织女故事的一个重要情节单元。
布依族《重然的故事》中，重然(牛郎)上天寻妻，虽然历经艰难险阻，但故事中并无王母
划天河、鹊桥相会等情节，牛郎一家最终获得了永久性的团圆。故事中七夕因子明显减弱，笔者认为有两种原因。一种原因就是布依族“服务婚”风俗在故事中的遗存。说明，女婿在女方家住了一定的年限后，经受住了岳母对自己是否有主持门户、养活妻儿能力的考验。所以就可以回自己的家过日子。另外一种原因就是，这个故事以大团圆的方式结尾，反映了布依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民族性格在追求幸福婚姻生活上的体现。历史上的布依族，住在深山老林，生活相对比较封闭，刀耕火种，捕鱼狩猎，为了求得生存，他们同自然和传统势力的斗争，从来没有间断过。如布依族神话传说《报老多采青石盖天》《茫耶寻谷种》《三兄弟水》等均反映了布依族先民不屈不挠地与大自然作斗争的情景；布依族人民自宋代起，历朝都有反抗封建统治阶级剥削压迫的农民起义斗争，在近代史上，又进行过反对外国教会，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民族。正是这种富于反抗的民族精神，使得布依族青年男女在追求自由爱情的道路上，能够出其不意地排除层层障碍，战胜种种困难，达到自己的目的。再加上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民斗争的胜利，牛郎织女的故事流传到这个民族地区后，故事的结局由汉族的牛郎织女每年只在七夕相会一次的结局变成大团圆的喜剧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因为布依族人民在改造世界的实践斗争中改变着这种神力的操纵，《重然的故事》中，重然和七仙女的
不屈不挠终于战胜了神力无穷的王母，突破了天人界限，得到了王母的承认，经过了严峻的考验，美满的夫妻终于团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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