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语规范和汉语跨文化传播问题
陆俭明
提要：语言的变异是绝对的，语言规范是相对的。规范语言一打破规范出现变异一形成新的规范，如此螺旋形发展，这正是语言发展的轨迹$因此我们必须树立“动态规范”观，而面对全球开展的汉语教学，更需持有这种“动态规范”观，这才更符合、更有利于汉语教学的发展$有鉴于此，有必要明确提出“大华语”的观念。正确认识与处理好汉语教学和文化教育的关系，这跟确保汉语稳步而健康地走向世界关系极大。语言是载体，语言教学不可能不伴随文化教育。但文化教育在语言教学中是伴随性的，不能喧宾夺主。汉语教学中所伴随的文化教育，应该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样的文化教育才真有成效$中华文化最后能否有效地传播，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取决于国际上各个国家和各国人民是否需要；二是取决于文化自身对海外各国是否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三是汉语自身的良好形象$
关键词：语言规范动态规范观大华语观念汉语教学伴随性文化教育汉语国际形象规范化工作汉语教学
一通用语规范问题
语言的变异是绝对的，语言规范是相对的。规范语言一打破规范出现变异#形成新的规范#打破规范出现变异……这正是语言发展的轨迹。这里先不妨举个实例，请看下面的例子：
(1)他不停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例(1)里的“走来走去”，运用传统的分析思路很容易将它分析为由“走来”和“走去”这两个“动趋式”构成的连动结构。可是下面例(2)里的“吃来吃去”呢，传统的分析
：
(2)吃来吃去，还是黄瓜馅儿饺子好吃。
例(2)里的“吃来吃去”在意思上与“走来走去”大不相同。我们显然不能再按传统的分析方法将它分析为“由'吃来'和'吃去i 这两个'动趋式'构成的连动结构”，因为现代汉语里根本就不单独存在“吃来”和“吃去”这样的说法。“吃来吃去十VP”就是一个变异句法格式，也就是刘大为(2010)所说的“修辞构式”。刘大为所说的“修辞构式”里的“修辞”，用的不是传统意义上“为了某种修辞目的而采用某种修辞手段”这一含义，而是泛指在交际过程中由各种因素致使出现“大量不典型、非常态、使用受到一定情境局限的句法结构”。“吃来吃去十VP”这样的格式实际上是由“走来走去”这种原有的语法构式通过隐喻并仿造发生变异而演化出来的一种“修辞构式”。具体如下：
(3)走来走去#看来看去#考虑来考
"本文根据作者在“第三届国家语言战略高峰论坛”2015年12月10日12日，南京大学)上的报告改写而成$
中国语言战略
虑去#吃来吃去
它被泛化而且为H1财频使用，例如:
(4)  a.喝来喝去还是龙井茶对我的口味。
I挑来挑去还是那条裙子最好看。
C.住来住去最后还是觉得住乡下最舒服。
E听来听去我还是最喜欢《梁祝小提琴协奏曲》。
7穿来穿去还是那件衣服穿着舒服。
=吃来吃去没有一个菜好吃的。
g.扒拉来扒拉去没有一个姑娘合老太太心意的。
在频频使用中逐渐固化为从“走来走去”演化来的一种新的语法构式"V来V 去十VP”。这一构式的构式义是，
“在行为动作所能涉及的诸种事物中，反复掂量，或主观认为要数某事物较为/最为合意，或主观认为哪个都不合意”。
语言中的这种语法变异情况是各种各样的。下面仅是举例性的列举：
故意多次重复某些词语，亦起强调作用，随之模仿并逐渐泛化$①例如：
(5)学习，学习，再学习！(这个问题需要)考虑，考虑，再考虑！
(6)成功的必要条件，第一是勤奋，第二是勤奋，第三还是勤奋。
故意省略，并逐步泛化。例如：
(7)a.我们用电话联系#我们电话联系
I明天电邮告诉你|中文写中国"
(8)  a.赶时间写论文赶写论文赶论文
I倒卖火车票#倒火车票#倒票|抛售股票#抛股票
(9)a.你看你的书#你看你的
I.他咳嗽他的
(10)"他眼睛怎么红了？
“看电视看得眼睛都红了。#看电视看得#看电视看的”③
功能扩展并逐渐泛化。譬如动宾格带语，：
登陆诺曼底|称霸武林|出口大米|聚焦雾霾
外语或方言句法格式的渗透。例如：
(12)来自西南边陲的我丨从来默默无闻、一向低调的他(受外语影响所致)
(13)洗洗干净丨问问明白丨研究研究
(来)
(14)知不知道？丨学不学习？#干不干净？丨漂不漂亮？(来自南方方言和西南)
改变词序。例如：
(15)a.用大碗吃#吃大碗$|用这把刀切#切这把刀$
I这个箱子用尼龙绳捆#这个箱子捆龙
改变搭配规矩，并逐渐泛化。最典型的，一是“被X”构式的出现，二是“很N”构式的出现。例如：
(16)被自杀丨被就业丨被苗条丨被教授丨被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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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很农民丨很德国丨很女人丨很阳光……
隐喻并仿造，然后泛化。例如：
(18)a.走来走去#看来看去#考虑来考虑去#吃来吃去
b.还是黄瓜馅儿饺子好吃。|喝来喝去还是燕京啤酒爽口。
上面所举的“修辞格式”，大体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虽与原语法构式在形式上有变化，甚至在意思上也略有不同，但基本上“未触动原语法构式的认知基础”，一至四小类就可视为这种情况；另一种是不仅触动而且可以说大大动摇了原语法构式的认知基础，五至七小类便属于此种情况。
李宇明教授在最近的一次报告中说“要注意发现、解决交际中的语言问题”(李宇明,2015)。发现、研究、分析“修辞构式”的产生也应属于李宇明教授所说的考察研究范围。从中也可以看到，我们必须建立动态的规范观。任何语言结构，其规范程度取决于普遍接受程度，普遍接受程度越高，规范程度也越高。规范化工作不是要让语言学家根据主观意志来作规定，说哪个是规范的哪个是不规范的；而是要让语言学家通过调查研究来指明并确认某种新出现的变异说法的普遍接受程度。李宇明(2003)早就指出，语言规范同语言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理论上说，正确的语言规范应有利于语言的健康发展，健康的语言发展能够促进语言的规范，有利于语言规范化工作。但是，在具体操作中，语言规范很可能与语言发展发生矛盾。语言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变异，这包括不符合现有语言规范的现象，但这些可能恰巧是语言新的生长点之所在。因此，规范不是静态的，更不是千秋不易的金科玉律，而应该是动态的，应该要多一些柔，性。沈家煩也指出，语言文字的规范工作要讲究一个度，语言的规范统一和变异多样是辩证的统一，不能过分突出一面而忽略另一面。晁继周(2004)也认为，语音标准不能定得过死，应该体现刚性和柔性相结合的原则。刚性原则指的是字、词读音要有统一的标准；柔性原则是指说普通话的人某些实际读音的*不合#该有g变通。
以上三位先生的话都是针对国内汉语言文字规范工作来说的。我想对于面向全球开展的汉语教学更需持有这种“动态规”观#更合、更有利汉语学的
展。有鉴于此，所以2005年我在南京大学举行的“第三届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明确提出了“大
华语”的观念。
所谓“大华语”，是指“以普通话为基础，而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可以有一定的弹性、有一定宽容度的全球汉民族/全球华人共同语”。将“大华语”这一概念引入汉语教学中有好处。
首先，有助于增强世界华人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有助于建立和谐的华人社会。我们知道，中文/华文一直存在着，而且今后也会长期存在着。中文/华文之所以会长期存在，这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第一个因素是，广大华裔和华侨同胞对中华民族的情结，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第二个因素是，作为中文/华文大本营的中国的不断强大与发展。可以预测，随着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不断发展，并逐步跃居世界的前列，中文/华文将会继续存在并进一步发展。但是，正如上面已经说过的，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而且会受到地域的语言、文化的强烈影响，因此海外中文/华文我的通话必会在着一定的差异。在各华人社区开展的汉语教学中，我们一方面还是强调汉语教学要以
中国语言战略
普通话为规范标准，同时提出“大华语”概念，承认作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在规范上可以有一定的弹性，允许并承认中文/华文的规范资格。这样做，既坚持了我们的原则，又尊重了他人，这对建立全球范围和谐的华人社会无疑会起到无形的积极作用$其次，更有助于推进世界范围的汉语教学。我们知道，开展汉语教学的目的“是为世界各国修建通向中国的友谊之桥——汉语桥”。在国际上广泛开展汉语教学，
必然带来汉语教师不足的问题。如何解决好海外汉语教师不足的问题？从长远看，大量派出志愿者汉语教师的做法绝非上策。世界上一些主要语言的外语教学（如法语教学、英语教学、西班牙语教学、俄语教学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语言走向世界的标志有两条：一是该语言在其他国家开展的语言教学能逐渐列入这些国的基础教育范围；二是各国从事该语言教学的教师逐渐实现本土化，特别是初中级语言教学阶段由当地本土的教师来教这种语言。显然，汉语真要走向世界，重要的是要努力培养当地本土的汉语教师。现在在汉语学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是，所谓汉语教学“国别化”问题。汉语教学“国别化”之说本身没什么不对，但必须明了，（一）有了“普适化”才能有真正的“国别化”，也就是说某种语言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国别化”得建筑在该语言的“普适化”的基础上$（二）也只有当海外的基础汉语教学基本上都由当地汉语教师来承担时才能真正实现汉语教学的“国别化”。然而，当地汉语教师的培养，无论怎么努力，当地汉语教师的普通话水平都难以达到普通话的规范标准，多少会带有一定的所谓“洋腔洋调”。难道我们可以因为他们的普通话水平没达到普通话的规范标准而不让他们来教汉语？语学的历史实诉我#当
地本的来在、在用在语法上不完全合乎规范标准，其教学效果一般都超过由外语母语国派来的教师。汉语教学也将会是这样。而这些本土的汉语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也会不断提升普通话的水平，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使汉语教学不断推进与发展。
提出“大华语”的概念，也是有事实根据的$
其一，海外华语、港澳台中文跟我们的普通话有差异。众所周知，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而且会受到地域的语言、文化的强烈影响。海外华人长期跟所在国的人民生活在一起，这就不能不受到所在国语言文化的影响；又由于他们与中国境内人员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较少联系与接触，他们所说的中文/华语虽然跟中国本土的普通话是一脉相承的，是基本一致的，但不可避免地会跟普通话有所差异；同样，港澳台虽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港澳台同胞与大陆同胞也曾长期隔绝，互不来往，而他们与他国来往密切，这也不可避免地使他们所说的中文/国语会受到各种外来语言的影响，而跟我们的普通话会有所差异。这大家都很容易理解，不用我们在这里举实例说明$其二,2000年10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这就立法规定了普通话的法律地位：普通话为汉民族共同语，为中国国家的通用语言。从20世纪50年代起，国家坚持推广普通话，几十年来在各级语委的努力下，现在普通话的普及率已达到70%以上。④但是，真正能讲一口完全符合标准的普通话的人很少很少，估计不会超过1%；即使是北京人也不一定讲的都是标准的普通话。我国各地绝大多数人讲的普通话，即使是汉语教师所说的普通话，大多都带有一定的方音，只是有的人多一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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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少一点$换句话说，中国境内各省市的普通话也有这样那样的差异。
全球通用语言有几种
以上所说的两个事实，是不可忽视、不可否认，也不必回避的事实。因此，汉语教学，无论是语音、词汇教学，还是语法教学，要不折不扣地完全按普通话标准来要求，事实上难以做到。譬如，在语音教学上，且不说儿化、轻声难以严格要求，就是3尾和3诃尾（特别是在高元音情况下），3s-4和3$-］系，也难以完全严格遵照普通话标准要求加以区分。一般都是在理论上知道该怎么区分，但实际说话时，往往不加区分或难以区分，如“因”和“英”、“私”和“诗”。在词汇上，想要规定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不能说“侍应生、搭客、太空人、电单车、救伤车、冲凉、巴沙、组屋……”，非得说“服务员、乘客、宇航员、摩托车、救护车、洗澡、菜市场、楼……”，也是根本办不到的，因为这些都是当地华语里的常用词语、基本词汇。在语法上，在普通话里，选择问句各选项之间，决不能用“或（者）”，可是在新加坡华语里，在选择问句各选项之间用“或（者）”连接是极平常的事，请看：
（19）遇上你是我一生的对，或错？（林秋霞《想飞》，点线出版社，1993年，63页）（20）他们是真的没有丝毫不舍？或者是那份憾然的别情已经被瀚然的人潮冲淡了，淹没了？（梁文福《最后的牛车水》，冠和制作出版，1988年，15页）
（21）此时该是得意？或是羞愧？［《吾土吾民创作选•小说（上）》，《南洋商报》，1982年，146页］
（22）现在究竟是回到了乡下或是被卡在半路，还不知道。（《联合早报》1995年6月3日副刊21版）
新加坡华语如此，台湾中文也是如此。可是例（19）—（22）里的“或（者）”“或是”在普通话里，都得换说成“还是”。我们能硬性作出“选择问句内各选项之间不能用'或（者）'”这样的规定吗？当然不能，而且即使规定了实际上也办不到。语言这个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原先看着不规范的说法有可能逐渐为大家所接受。例如在语法上原先都认为“干不干净、知不知道、学不学习”是不规范的说法（这都是南方某些方言和东南亚华语的说法），可是现在都已进入了普通话，为大家所接受，而且认为这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面对上述实际情况，在世界范围内开展汉语教学所教的汉语/中文/华文应当是规范的汉语、汉字，汉语教师要努力以普通话规范标准为标准；另一方面我们又允许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可以有一个偏离普通话规范标准的容忍度。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取法乎上，宽容其中”。当然，在实际教学中如何掌握这个“度”，要靠教学单位和广大汉语教师进一步研究，要靠广大汉语教师的智慧和教育艺术。在我看来，一个外国的汉语学习者，如果他既能讲一口比较标准的普通话（即使带点洋腔洋调），书面上能写比较漂亮的汉语，又能听懂看懂各地带有不同方音、发生某些变异的汉语/中文/华文，那他的汉语该算是高水平了。说实在的，这不是一个低要求，而是一个很高的要求$我想，教学目标和实际要求之间，可以有一个可容忍的$
二汉语跨文化传播问题
汉语教学具有双重性质""它既是一个事业，又是一个学科。这十年来，汉语教学作为一个事业，发展很快；作为一个学科，发展缓慢甚至出现某些倒退现象。关键问题是不注意科研导航，过分强调文化教育
与文化传播。我们认为，正确认识与处理好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