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所谓“成熟民主国家”的周期性“折腾”，政局动荡具有暂时性与可控性，如日本、韩国、印度等。
二是所谓“转型国家”的“阵痛”与“反复”，政局动荡具有中期性、常态性与较大的不确定性。其多处新旧体制转轨期，由于“民主”体制不健全、“移植”民主“水土不服”、旧体制惯性强大、军方与财阀等既得利益集团长期坐大等，致使腐败滋生、当局缺乏权威性，乃至不时发生与“倒退”，周边国家政局动荡多属此类。其中，中亚的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乌兹别克等五个“斯坦”均系从“前苏联”解体而来，体制上不同程度带有“前苏联”痕迹，哈、塔、乌三国政权“新老代际问题”突出，土新总统尚在摸索。而吉尔吉斯斯坦自从2005年在西方大国策动下爆发“”以来，“复制”西方“民主”，“革命后遗症”不断发作。
三是所谓“地缘支点”国家的政局“波动”乃至“震动”，包括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与朝鲜，这五个国家均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西方又将其界定为所谓的“问题国家”，认为其政局演变具有长期性、突发性与高度不确定性。
统观周边国家政局动荡，究其根源，内因是主要的，但外因也不可忽视。
什么是金融危机首先，国内政治日趋“两极化”与深陷“民主困境”。周边多个国家均已形成以两大主要政党为首的“两大阵营”和朝野对峙僵局，如泰国的“保守派”与“亲他信”势力等，对立双方分庭抗礼、长期相持不下，以致政争
不已。而“民主化”更使得周边一些国家政府权威下降，“政治生态”呈现为“弱政府、强社会”的失衡状态，反对派力量壮大，非政府组织活跃，反政府活动盛行，“街头政治”司空见惯，内耗不止。
其次，国内经济社会分化严重，国际金融危机激化社会矛盾。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趋于尖锐，各种弱势体以暴力或非暴力手段激烈抗争。金融危机严重冲击周边国家经济发展，致使经济大幅下滑、失业问题严重、社会动荡加剧。吉尔吉斯斯坦此次政局动荡，其主要原因就是经济发展出了问题。
再者，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势力与部族民族矛盾作祟。西亚、南亚、中亚与东南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三股势力”，“基地”组织与“塔利班”等在此具有长期肆虐的“土壤”。
同时，西方大国加大介入诱发乱局。美国奥巴马政府全球地缘战略“聚焦”亚洲，改采软硬兼施的“巧实力”，将“反恐重心”东移南亚，大举增兵阿富汗，对巴基斯坦一再实施“越境打恐”
，以所谓“大中亚战略”极力整合中亚与南亚，加快“重返”东南亚，重点威慑伊朗与朝鲜。尤其是，美国利用反对派、非政府组织与互联网等，继续在中国周边地区推行所谓“民主”，致使周边多个国家跌入“民主陷阱”，陷入“民主乱象”，难以自拔。
周边国家政局动荡对中国和平发展带来一系列严峻挑战：一是其“外溢效应”危及中国的边疆稳定与安全，尤其是中亚、南亚与西亚不稳恐将冲击中国的地缘“西线”，“三股势力”又将蠢蠢欲动，中国的“西部
大开发”与西部安全将面临新的复杂考验；二是西方大国等趁虚而入，浑水摸鱼，侵蚀中国和平发展的地缘依托带；三是影响中国对周边地区的经济“走出去”战略，海外利益保护压力增大；四是对中国的周边外交带来新挑战，兼顾“维权”与“维稳”的难度加大，中国外交“不干涉内政”原则面临“中国责任论”的冲击；五是影响周边区域合作进程，掣肘亚洲经济一体化。
面对复杂的局面，中国需要不断强化“周边是首要”的意识，加快制定“大周边”战略，统筹周边外交与沿边地区的发展稳定，有效化解周边动荡风险，妥善因应大国地缘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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