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散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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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走向世界》 2013年第41期
    撰文/吕途?插图/黎青
    前段时间有两个世界知名的人离婚了，普京和她老婆，默多克和邓文迪，让我们惊叹。连爱情都如此不靠谱，那生意伙伴就更别提了。
    哥们式合伙，仇人式散伙，这是中国的生意伙伴们最常见的聚散模式。中国人受儒家传统观念“仁义礼智信”的引导，相信“性本善”，创业之初，合伙人以感情和义气去处理相互关系，合作双方了然于心的所谓“君子之交”。仿佛一旦付诸字据，就落了下乘。企业做大后，制度变得重要，利益变得惹眼，于是“排座次、分金银、论荣辱”，合伙人不是剑拔弩张内耗不止，就是梁山英雄流云四散。
    《中国合伙人》的原型新东方教育集团的真实故事远比电影要复杂得多纠结得多。最早新东方学校是个杂乱无章的大摊子，一块大牌子底下搁着一个体户，学校老师如同地方诸侯割据、各自为政，互相挤兑攻击，抢课程、抢学生，对新东方品牌产生了负面作用。后来俞敏洪慢慢把权力重心从“地方诸侯”手上收
默多克与邓文迪离婚回“中央”，对学校进行股份制改造，结果是安抚了这个又得罪了那个，最后核心团队辞职的辞职、栽赃的栽赃、跳槽的跳槽、另起炉灶的另起炉灶，争权夺利到了白热化程度，最终以王强、徐小平淡出新东方收场。
    新东方三大佬，到万通六兄弟，再到联想柳传志与倪光南、真功夫内斗、国美之争等，江湖义气、不合理的股权设置、利益分配不平衡、合伙人角转变、理念冲突、功高盖主是中国式拆伙的一些关键词。大家一无所有时，都是梁山上的108将；一旦名气、权力和财产全有了，就不想带对方玩了，开始互相提防、算计，直至裂痕产生时，厚黑学就粉墨登场，这时候又人人都变成了“岳不”。
    浸淫在传统小农思想和性本善思想的中国人，老祖宗们就做出了很不好的散伙榜样。从刘邦到朱元璋，无一不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创业时兄弟相称，功成后赶尽杀绝。功高盖主的韩信、徐达、刘伯温，都是这种中国式散伙的当事人。没辙，那时候封建社会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没有什么可以约束君主的行为，一拆伙就是赶尽杀绝。
    墨子的工具思维倒是在国际上通行，他主张性本恶，认为人一旦离开监督就会干坏事，是工具的思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认为应该用制度和流程剥夺一切人的特权，于是，在契约精神和制度约束下的合伙，则要显得规矩、稳定许多。美国有很多大型企业拥有持久而稳定的合伙人关系，比如说Google的两位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和保尔·艾伦等，而这，正是契约和制度的正面教材。
    起自草莽，野蛮生长，兴许这要归咎于一种文化自觉——江湖进入，规则退出，但这种双输的文化，也该洗心革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