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谣的“返城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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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声·观察》 2017年第9期
3月，新民谣代表人物钟立风推出了新改编的民谣单曲《武汉这些天一直在下雨》，就像前段时间走红的赵雷的《成都》，触及了一座城市的情感内核。
一波民谣的“返城高峰”，正在形成。
从东北的丢火车乐队、内蒙古的九宝，到新疆的楼兰盒子、青海的野狼、四川的声音玩具、西安的马飞，再到海南岛的伟大科学家、宝岛台湾的四分卫，似乎每一座有故事的城市，都已被民谣歌手“圈地”。
用民谣书写的城市乐章，散发着“一方水土一方人”的灵气，牢牢地抓住了听众情感的“归属地”。这让民谣不像一座城市的标签，倒更像是拴在标签上的那根线。由它串联起来城市的过往，连接着现实通往未来的路。
“高产”城市的特质
自媒体人王登科将30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民谣歌手、乐队的1500首歌曲中出现的城市进行了梳理，北京和上海是最受青睐的两座城市。
北京是现代文明与历史交融的复合体。这里既有赵雷在《北京的冬天》中“北京的冬天太冷/我没有足够的衣裳过冬/北京的冬天太冷/我不到足够的食物/北京的冬天太冷/我如何温暖你我的爱人”的苦涩感受，也有钟立风《南锣鼓巷》里“一个风里奔跑着的孩子/在歌声里摇摆/黄昏的大街上/洒满了夕阳”的历史沉淀感。
上海则因其金融都市的海派文化，孕育了《再见文汇路》《上海三月》这样的浪漫气息浓郁的情怀作品。同样是兼具节奏快、压力大的现代生活与极其光鲜的城市历史，海派民谣里有阿肆《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中上海女孩繁忙生活里的感性心思，也有戴荃“这上海/无人来/往事已故此景谁还在”这样的老上海腔调。
从城市发展进程的角度来看，北京与上海能够得到民谣歌手的垂青，一方面是因为发达的音乐市场聚拢了更多的音乐人才，老城丰富的人文环境作为音乐创作的温床，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感情抒发的对象；另一方面，两座城市都有着不可否认的生存高压感。“文章憎命达”，坎坷的追梦之路让怀才不遇的音乐人平添了许多忧愁与慨叹，也放大了平凡生活中的幸福与感动。这些客观条件带来了民谣创作最可贵的独立精神。
赵雷让成都走红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将北京模式下的民谣创作风格，移花接木地挪用在了成都身上。赵雷身为一个北京“土著”，他的创作基因里写满了对北京复杂的爱与恨。成都的出现，不过是换用了一个本体，全国各地多版本改编《成都》的风潮印证了这一点。
地域文化成就“二线”城市
优秀的民谣歌手感知着一座城市多元的地域文化，由此描绘出民谣本身特有的地域性彩。在北京、上海之外的许多城市和地区，还保留着极其深厚的地方曲艺文化。
来自西北地区的野孩子乐队，作品中融合了陕北信天游、宁夏青海的花儿、陕西的秦腔三种音乐形式，《黄河谣》是他们极具民间特的代表作品，“唱响一支黄河谣/家里面下雪的时候/走出了家/走出了兰州/两脚还在雪里头”有着苍凉雄浑的情怀；成立于兰州的低苦艾乐队，作品紧紧围绕黄河边上的兰州城展开，代表作《兰州，兰州》描摹了“从此寂寞了的白塔后山今夜悄悄落雨/未东去的黄河水打上了刹那的涟漪”的文艺派西部城市的情结。
相当多的民谣作品诞生于兰州，所以有人赞叹：西北是中国民谣的根，兰州是西北民谣的魂。
发迹于黑龙江哈尔滨的二手玫瑰乐队，将东北地方戏二人转与民乐和实验性摇滚风格融合，代表作《仙儿》在二人转“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嗨嗨”的唱腔中，隐隐映射出东北萨满教的神秘气息；出生于贵
州省毕节地区织金县的尧十三，作品里回荡着西南地区风格鲜明的贵州方言，作品《寡妇王二嬢》使用了平白的生活用语，“二嬢二嬢，我给你讲我家饭杂实香，我阿妈削个洋芋捡点芫荽烩个油酸汤”，仿佛重现了织金县的男子求偶的画面。
用民谣书写一座城市的记忆，更多来自创作者的个人经历。这在音乐细分市场日渐繁荣的今天，足以唤起一个体的感知。一个歌手一把木吉他的入圈门槛，使民谣吸纳了各行各业、形形、身份各异的乐者与听众。
无论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还是在兰州、银川这样的并不发达的城市，民谣正在向城市的心脏不断靠近，它描摹了最真实的众生世相。民谣歌手李志的《热河》，仿佛在用纪录片的手法回顾着南京：“热河路就像/八十年代的金坛县/梧桐垃圾灰尘/和各式各样的杂货店/人们总是早早的离开/拉上卷帘门/在天黑前穿上毛衣/点一根烟”。当摇滚与朋克释放着年轻人的冲动、愤怒和激情时，民谣正是用这样轻柔直白的字句，解读描述着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
民谣里的“诗和远方”
在城市民谣势头正盛之时，民谣界似乎也在逆势而动，涌动着一股“去都市化”的暗潮。南北方、理想、姑娘，构成了当下热门民谣的三大主题。而承载着这类意象的城市却不是北京这样的一线都市，也不是西北或东北地域文化特鲜明的二线城市。“去都市化”的主战场集中在丽江、大理、台湾的九份、
淡水这样的“小众”情怀爆棚的袖珍型地区，以及山川河流、不知名的乡镇、村落。
丽江和大理虽然在行政区划上是市级城市，但它们作为民谣里的抒情对象，却集中体现了人们对“远方”的向往。
郝云的一首《去大理》，用“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笑过/又不知为何/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向城市生活发问。陈绮贞的《九份的咖啡店》，则以“这里的景像你变幻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份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换来了乐迷对九份的倾心。而以《泸沽湖》《西湖》《淡水河边》《卡拉巴比的海》为代表的花草民谣，又以简约美学打开了民谣在大城市之外的纯净回归。
“生活在别处”仿佛就是民谣与城市一衣带水的情愫土壤。在异乡客与城市文明冲击的音乐表达中，民谣对现实的唱述开始扎根在远方理想的泥土里。从兰州、成都、银川、石家庄、郑州到没什么名气的白银、安阳、尼勒克小镇，从丽江、大理到乡间小径、森林大海，民谣的情感中心开始向祖国的四面八方扩散，冥冥中暗合了“逃离北上广”这一现实选择。
在每一首指向城市的民谣中，都无一例外地描摹着一个或明或暗的“好地方”。它们消解着城市人内心深处的焦虑，在“诗与远方”的感召下，为疲惫的都市生活增添一抹希望的彩。其中的深意更像田园派诗人陶渊明用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描绘的田园生活。在历经了世事的纷扰之后，才有了“结
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恬静心态。民谣之于山水田园，终究绕不开城市文明的积淀内核。
当民谣与城市紧紧相连，在音乐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坚守地域文化的阵地、坚持为生活发声，或许才是民谣书写城市的不竭生命力。民谣歌手马融就曾在成名曲《赤脚的孤儿》里这样表露自己的初心：“我是一个赤脚的孤儿/曾在无数个黑夜里你对我说/如果有一天我改变了/就会像你说的那样/忘记。”
阿肆 摘编自2017年4月27日《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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