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1983年首届现场直播形式的春节联欢晚会在中央电视台正式播出，央视的“春晚”成为引领中国城市音乐新走向的媒介，但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春晚”歌曲题材的选择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音乐文化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央视“春晚”在追求“收视率”的同时并没有置自身的意识形态性质于不顾，流行音乐自身的发展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弱化了。中国城市音乐的发展导向，一度受到央视春晚的牵制。
[关键词] 央视 春晚 1983 城市音乐 走向
20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开展深入，中国社会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国门的打开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各类家电涌入中国大陆，电视机逐渐普及，音像制品也成为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日益凸显其在音乐传播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往往偶然的举动也极易演变为标志性的事件。
改革开放之初，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成为引领中国城市音乐新走向的媒介。中央电视台具有春晚性质的“迎新春文艺晚会”，自1979年除夕开始播出。1983年，首届现场直播形式的春节联欢晚会在央视正式播出，开创了中国内地电视综艺节目的先河，从此，其巨大的影响力开始彰显，春晚在演出规模、演员阵容、播出时长和海内外观众收视率上，均成为世界传媒史上的一个奇迹，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春晚所演出的曲目一度成为当年流行的风向标。中央电视台后来逐步推出的综艺类节目如综艺大观、春节戏曲晚会、春节歌舞晚会、各部委春节晚会（如公安部春晚、文化部春晚）、以及国庆、五一、中秋、元旦等各种节日综艺晚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且带动了全国各地省、市、县地方电视台综艺类节目的制作和播出，在促进了各类综艺节目创新的同时，也促进了音乐传播方式和音乐观念的发展。
李谷一成为1983年春晚正式登台的第一位歌手，她的一曲《乡恋》给无数观众和听众留下深刻印象。1979年，中央电视台制作了长江系列片，其中，《三峡传说》中有作曲家张丕基创作的女声独唱《乡恋》，表现的主题是汉代美女王昭君对三峡故乡的思念之情，由当时已经略有声名的歌手李谷一演唱，配乐上，作者运用了在当时的中国音乐界尚属少见的架子鼓、电吉它、电子琴等所谓“洋派”的乐器。1979年12月31日晚8点，中央电视台播放了《
三峡传说》，《乡恋》一歌也随片播放，一下子流行开来。1980年1月1日，上海《文汇报》刊发的评论中说《乡恋》优美动听，随即，北京电视台就将其制作成“每周一歌”进行播放，这首歌很快就红遍中国的大街小巷。与时代的歌曲“高、快、响、硬”的时代特点相比，《乡恋》则是“郑绪岚低、缓、轻、柔”，人们似乎到了久违的有审美美感的音乐。《乡恋》被誉为中国内地流行歌曲的开山之作。早在为电影《小花》配唱插曲《妹妹哥泪花流》、《绒花》和为电影《泪痕》配唱插曲《我心中的玫瑰》、《擦掉吧，伤心的泪》时，李谷一就大胆创新地尝试将西洋歌剧和我国古典戏曲中曾经使用过的轻声和气声唱法，巧妙地运用到现代歌曲上来。这一突破，使我国的歌坛立即为之耳目一新，像一股清新的风吹荡着人们束缚已久的心扉，那舒缓的轻声和颤动的气声让人们感受到从未有过的艺术享受和感情共鸣，开创了中国通俗音乐的先河。
《乡恋》播出之初，一度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成为改革开放之初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事件之一。1979年的时候，当时有人认为港台“流行歌曲”的演唱有可取之处：“一是词曲作者注意了抒情特点；二是演唱以唱情为主，吐字清晰；三是伴奏的表现力丰富，值得借鉴。”[1]但是，持有不同意见的人认为，《乡恋》的作曲采用了探戈舞曲的节奏，演唱又使用了港台音乐的“气声”唱法，这是“靡靡之音”，是“黄歌曲”，更有甚者，是将李谷一与台湾歌手邓丽君
相提并论，称其为“李丽君”。 《乡恋》一度被列为禁播歌曲，被认为这种唱法不正经、走了板，离经叛道，不符合社会主义艺术规律。在中国经济与文化发展的新时期，人们的新旧观念、新旧隔阂、新旧矛盾、新旧分歧，统统在这首歌曲上爆发了。批评者称之“完全是毫无价值地模仿外来的流行歌曲”；“很像目前海外歌星们演唱流行歌曲的路子”，甚至上纲上线，“同那里的咖啡馆、酒吧间、歌舞厅、夜总会等等资本主义社会的娱乐生活是一个味道”。除了这些限于艺术范围之内的争论外，有些人更是广泛地延伸，把社会上出现的嗽叭裤，港式头和青少年犯罪等等，都与李谷一的歌声连到一起。更有甚者，有评论者搞形式逻辑的三段论证，把轻音乐、港台音乐和靡靡之音无间奏地连到一起；把抒情歌曲、流行歌曲和黄歌曲无间奏地连到一起。特别是1980年4月间，音乐界人士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音乐界一位负责人点名批判《乡恋》，而且说得很具体：词和曲的问题都不大，毛病就出在唱法上。这位负责人还告诉作曲家，如果人重唱，可以开放绿灯，同意在电台和电视台上播出。一首歌曲承担如此文化使命之重负，世所罕见。李谷一在演唱之初也没有想到她的新的演唱方式会被上升到意识形态的争论中去，但如潮的批评并没有左右观众与听众的欣赏能力，相反，却促使更多人关注到这首被称为“靡靡之音”的歌曲上来，这也是特殊年代特殊社会所产生的特殊文化现象。
1983年，中央电视台直播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观众热线高密度点播禁曲《乡恋》，广播电视系统的领导吴冷西部长，只得冒着风险，咬牙同意李谷一在全国人民面前演唱这首“黄歌曲” ，而当时李已经演唱了《春之歌》、《问声祖国好》、《一根竹竿》、《年轻的朋友》和《知音》5首歌曲，演出《乡恋》，可谓众望所归。《乡恋》终于在春节晚会得以“正名”，被喻为中国内地流行歌曲的“开山之作”。可见，到1983年，用音符体现政策，用旋律区分路线的观念，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头脑。总的看来，关于《乡恋》的争议和讨论大都是停留在观念上的，争论的焦点是允许不允许流行音乐存在的问题，衡量的标准也多以道德标准为主，在流行音乐日益商品化的现实前，舆论界对其施加的影响日益减弱。[2]
1983年首届直播春晚，从此“春节联欢晚会”成为春节除夕夜必不可少的一道“文化大餐”， 同时也造就了无数艺人的大红大紫。歌曲类节目除了李谷一的演出，还有胡松华演唱的《勤劳的比帕尔》、《马铃响，玉鸟唱》，郑绪岚演唱的《牧羊曲》、《大海啊，故乡》、《太阳岛上》，刘晓庆演唱的《绒花》、《盼红军》等。春晚的成功举办，对于流行歌曲的推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中华读书报》上的一段评论说：“严格地说，20世纪80年代初，李谷一、朱逢博、苏小明和程琳都承担着社会批评。虽然邓丽君、刘文正等人的歌曲正在席卷内地，但流行歌曲仍然不是社会音乐文化的主流。当时最走红的词曲作家
是王酩、王立平、谷建芬、张丕基等人，音乐上更多的还是对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抒情众歌曲传统的继续和拓展，虽然歌词上增强了抒情性，但手法上基本也还是延续了从田汉到乔羽的传统，歌颂祖国、民族、时代和劳动的题材占了极大部分。”
1984年春节，中央电视台联欢晚会首次邀请了香港歌星张明敏和奚秀兰，分别演唱了《我的中国心》、《垄上行》、《外婆的澎湖湾》和《阿里山的姑娘》、《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天女散花》等歌曲。这些歌曲中的爱国情怀成为其登堂入室的重要理由。作为国家级的中央电视台，在一年中最重要的节目时间段——春节除夕夜中把港台演员请到舞台上演唱，使我们认识到：“一方面，港台歌曲大有爱国者与健康者，并非良莠不分的黄老虎；一方面又昭示着这样一个信号：从此以后，优秀的港台歌曲可以在中国大陆的舞台上正式登场、传唱，满足人们蓄积已久的审美期待。”[3]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适应了这一形势需求，成为当时除了国歌之外，几乎所有国人都会唱的一首歌。
《我的中国心》创作的时代背景，被描述成：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教科书时，公然篡改侵略中国的历史，激起了香港词作家黄沾的愤慨，于是他和王福龄共同创作了《我的中国心》。但事实上，据张明敏自言，1979年，台湾校园民谣非常火，香港永恒唱
片老板邓炳恒认为，在香港出版国语唱片也许是个好的选择。1980年，和撒切尔夫人开始会谈，讨论香港的回归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邓炳恒开始为张明敏策划新的专辑，到了因为写粤语歌而当红的黄沾，请他写一首国语歌，于是黄沾写出了《我的中国心》，后由王福龄作曲。1982年，《我的中国心》出版，并没有像公司预想的那样走红，销量不高，社会反响也平平。香港人开始称张明敏为“爱国歌手”，当时这样的称呼带有讽刺的意味。[4]
但是，令张明敏和发行者意料不到的是，1983年，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开始正式会谈，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1984年央视春晚，邀请张明敏演唱《我的中国心》，该曲唱响之后，中国人的爱国情怀空前高涨，海外赤子眷恋祖国的深情与民族自豪感。该曲歌词被认为表达了海外游子对于祖国的赤子之心，观众发给中央电视台的信件有数麻袋之多。《我的中国心》得到了当时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对《我的中国心》倍加赞赏，他亲自抄歌词学唱，还提出“什么叫‘流行歌曲’？概念要弄清楚”的问题。[5]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看完晚会还指示把晚会重新编排对台对外宣传，在一段时间内，中国驻外使领馆招待客人，放映的就是这台晚会的录像带。[6]《我的中国心》因央视春晚的演出而爆红，除了此曲应景当时的政治环境之外，还与中央电视台春晚强大的影响力有关，成为传播
媒体影响社会文化的一个经典范例。
也正是在1984年，流行音乐得到了电视媒体和主流媒体的承认，特别是中央电视台《九州方圆》栏目的开播，将流行歌曲有了官方称呼的定性，即通俗歌曲。1985年以后，政府相关文化政策制度的出台，则进一步推动了流行音乐的发展。198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了文化部《关于加强城市众文化工作的报告》，报告指出：“长期以来，由于受‘左’的思想束缚，往往把文娱活动看成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轻视娱乐，甚至否定娱乐。至今有一些地方仍不敢放手开展娱乐活动……”强调必须“清除‘左’的思想影响，纠正轻视娱乐活动，轻视知识传播的倾向”，要求“城市众文化事业单位要搞好以文为主的多种经营，增强自身发展能力”，以形成“亦工亦艺”、“亦商亦艺”、“亦农亦艺”的多种经营途径。[7]1986年，中央电视台全国青年歌手大赛上开始设立通俗唱法比赛项目，当年，韦唯和毛阿敏获奖。1987年底，文化部所属的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联合中国音乐家协会《人民音乐》编辑部和河南《流行歌曲》编辑部举办了全国通俗歌曲研讨会，在理论上第一次正式承认了流行音乐的地位。
可以这么说，流行音乐可以作为中国思想解放的成果，也是思想解放的催化剂。我们回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市音乐形态，可以通过它感受当时中国人思想和情感的心灵历程，
并且在可见的未来，继续感知它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映照。尽管1983年以后春节联欢晚会至今仍是影响最大、观众人数最多的文艺晚会，至少在20世纪以前，春节联欢晚会也是新的一年音乐流行的风向标，对人们音乐生活的影响深远，但我们需要注意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春晚”歌曲题材的选择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音乐文化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据相关研究，20世纪央视春晚中的歌曲题材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 歌颂故乡： 如《乡恋》、《故乡的云》、《春光美》、《常回家看看》、《山路十八弯》等， 早期尤其如此。（2） 歌颂祖国： 如《我的中国心》、《公元1997》、《七子之歌》等， 《十五的月亮》、《血染的风采》、《保卫祖国》等歌颂军人的歌曲也可以划入此列。（3） 歌颂进取、奉献精神：如《送给你明天的太阳》、《爱的奉献》、《众人划桨开大船》、《手挽手心连心》等。（4） 歌颂爱情、友谊： 如《冬天里的一把火》、《思念》、《像雾像雨又像风》、《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同桌的你》、《牵挂你的人是我》、《温情永远》等。[8]从中可以看出，主旋律是“春晚”演出的主流，这说明，央视“春晚”在追求“收视率”的同时并没有置自身的意识形态性质于不顾，流行音乐自身的发展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弱化了。中国城市音乐的发展导向，一度受到央视春晚的牵制。
注释
[1]任志萍：《谈“流行歌曲”》，《北京音乐报》，1979年8月30日第2版。
[2]陶辛主编：《流行音乐手册》，上海音乐出版社，1998，页184。
[3]耿文婷：《中国的狂欢节——春节联欢晚会审美文化透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页23。
[4]北京文网：http：//pub.beijingww/1593/2008/12/19/291@75606.htm ，《身在他乡游子的爱国之心——我的中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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