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借曾国藩的四种筹资方略
121用科学态度评说曾国藩的四种筹资方略
徐汉峰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孝感 432000)
摘 要：清代名臣曾国藩使用拍卖功牌、挟富捐资、征收厘金、盐务充饷四种方略筹集资金，用心维持湘军运营，力图保存湘军实力，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今天，应该用科学的态度评说曾国藩的筹资方略，从曾文正公的筹资方略中吸取精华，去其糟粕。
关键词：拍卖功牌；挟富捐资；征收厘金；盐务充饷；筹资方略。
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乡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他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1] 他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下，采用特殊的筹集方略筹集资金，不得不令人叹为观止。值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
行的今天，应该用科学的态度评说曾国藩的筹资方略，从曾文正公的筹资方略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一、拍卖功牌、见利而动
（一）历史事实
1、差办功牌：1854年，曾国藩说：冯树堂前有信来，要功牌一百张，兹亦交魏荫亭带归。时隔数月，曾国藩在给澄候、温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的信中谈到“部监各照已交朱峻明带归矣。冯树堂要功牌百张，又交魏荫亭带归。”[2]从前后两封信可见曾国藩在经营功牌。
2、出卖功名：1856年，“曾国藩向户部打报告，请颁发2000张执照给黄冕，其中监生（捐出身、做官资格）1000张，从九品（不入流官）800张，封典（荣封父祖、家庭）职衔（虚职）200朱铁张，筹集资金700余万两白银，作为曾国荃吉字分公司的经营费用，所得银两都到直属总督的粮台报销。”[3]
3、东征筹资：1860年，曾国藩利用朝廷兴师北上的机会，抓住人心，进行筹资。“湖南有身
份的人听说曾国藩要带精锐之师北上，人心认为这是申明大义之举，立即带了25000两银子，作为北上之师的犒赏，并借此机会设立东征筹资局，还得到朝廷的‘批准’。”[3] 利用人民渴望太平的愿望进行筹资。
4、卖官融资：1870年，曾国藩与湖南布政使徐有壬商定筹资方案就是卖官，“出钱80千者，给予九品官的资格，以次增加，捐款至160千者，给予六品官的资格，并约定军队与地方五五分成”，“只须盖布政使或巡抚大印就可以印刷功牌，这种东西用之不竭，将来如果源源而来，只不过多刷数百张，至巡抚处借印即可。”[3] 这就是曾国藩利用政府行政资源，见利而动筹集资金。
（二）点评
1、历史背景：曾国藩集团“转战5000余里，财政拨款极为有限，曾国藩只好像乞丐一样到处化缘。”这个“到处化缘”就是拍卖功名，拍卖官职，拍卖人民众的向心力进行筹集资金。
2、历史意义：“天下事运之以才力，而成之以财力。若财力不裕，则才力虽宏，无所用之。”曾国藩认为干大事需要人才，更需要钱财。若有人才，但无钱财将一事无成。即谋事在
人，成事在钱。曾国藩对东征筹资局所解巨款，称其谓：“大旱之雨，严雪之炭。”用这种筹资方式筹集资金用以维持湘军运营，保存湘军实力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3、弊端：拍卖功牌，拍卖官职，见利而动的筹资方式容易引起滥卖文凭、滥卖官职，引起各级官员从中渔利、层层搜刮、民怨沸腾。所以，谣言、上书等恶性事件连绵不断，破坏了政风、民风。
4、措施：1865年，曾国藩向朝廷打报告，力主撤掉东征筹资局，重新树立曾国藩集团在家乡人面前的信誉。可见曾国藩有谦抑退敛之意。
5、现实意义与策略：以拍卖功牌筹集资金的方式在封建社会里尚且需要中央政府的“批准”和地方官员的“配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今天，这种筹资方式在某些行政部门和单位均已采用了变通方法，但必须得到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方可执行，否则，属违法违纪行为，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二、挟富捐资、缓解眉急
（一）历史事实
1、善言劝捐：“曾国藩在家乡采用‘劝捐’方式筹资，但一些不爱出钱的富户不为所动。”[3] “吾在江西，各绅士为我劝捐八九十万两白银，未能为江西除贼安民。”[4]而感到内心不安。
2、以酒劝捐：曾国藩为了能够筹集资金，“不顾理学大师的脸面，托绅士下乡苦劝，各县绅士来衡州的时候，他都要亲自宴请酒席，但只筹到五千余金，仍是杯水车薪。”[3]
3、强行摊派：“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的亲家，最初认定陶家捐银三万两，但后来陶家只许诺捐银三千两，而且迟迟不兑现。”[3]
4、建祠捐助：1845年，“杨江要求为祖父杨键（贪官）在家乡建立祠堂，曾国藩以牺牲个人降职两级为代价，”使“杨江当即捐助两万白银，还说等大老板批准后再捐五万两。”因为“杨江带头捐款，其他官绅也不再袖手旁观，一下子捐了十万余两白银。”[3]这点钱虽然不多，但总算解了燃眉之急。
5、募捐筹资：“黄赞汤大力张罗，在乡绅之中很快募得白银十万两，彭寿颐也募来白银三万两。”[3] 曾国藩在乡绅中大兴募捐活动筹集资金。
6、迪庵捐银：1858年湘乡捐建忠义祠，“所奉谕旨前已寄归，迪庵捐银二千两已付归，交朱铁桥手。余捐银千两，拟于九弟归时寄银五百，明年再寄五百，俟择能手修理也。”[3] 曾国藩利用兴建忠义祠堂的名义向庙宇派捐筹集资金。
（二）点评
1、历史背景：曾氏集团属半官半民企业，属于国家鼓励支持的项目，但是国家财政部门根本没有钱可以拨给曾氏集团，于是郭嵩寿对曾国藩说：“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在朝廷财力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如果靠财政拨款，很长时间都没有指望，因此必须采取新的措施。”这个“新的措施”就是掏富人的腰包。
2、历史意义：掏富人的腰包是缩小穷富不均的良策，所得资金能为军队“雪中送炭”，解决“燃眉之急”，保存湘军实力。
3、弊端：在未立法或立法不健全的情况下，容易“得罪朋友与官绅”，从而使自己受到降职两级的处分，真可谓害人害己两不利。
4、措施：曾国藩觉得向富人摊派的办法实在行不通，所以曾国藩多次为一些贤德或有功之
人奏请封赏或代写碑铭之类的颂扬文章而进行筹集资金，但这也是一种不得已而违之的措施。
5、现实意义与策略：以劝捐方式筹集资金在今天仍然可以运用；摊派方式筹集资金要在法令、法规、政策许可范围之内进行；募捐方式在今天仍然可以使用，而且还是一种很好的筹资方略，但必须到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履行相关手续即可。
三、征收厘金、筹措军饷
（一）历史事实
1、征收商税：1853年之后，曾国藩尝试通过征收商业税（厘金）来筹集巨额资金，“曾国藩让彭寿颐负责在南康设总局，在各县设了10几个关卡，出手便抽得数千厘金。”[3] 利用征收商业税行为筹集资金。
2、人事变动：曾国藩采用人事变动，“在4年的时间里向江西粮台解银700余万两，月解厘金数额渐渐达到和超过江西牙厘总局初建时的水平。”[3] 可见税收额度可观。
3、隔省抽厘：“广东厘金初办时，曾国藩要求每个月要筹到资金十六万两白银，广东厘金仅解达七批，按月计算不过三万两白银，曾国藩经过斗争，使广东厘金收入转旺，每月总额渐渐超过十四万两白银。”[3]终于取得满意结果。
4、撤消局卡：由于东征局有采办芒硝，拆屋挖墙之事，所以曾国藩为主撤消东征局。1861年，在“安庆即将拿下时，因无钱受阻，黄冕立刻运到七万两白银，人心即刻稳定。后来曾国藩弟弟曾国荃率领精锐部队进驻雨花台，每当万分危迫之时，曾国荃只要有所请，黄冕就无不立时交付银两，但风言风雨较多。随后，曾国藩自作主张裁撤筹资局。”[2] 避免闲言碎语。
5、赴援受厘：1861年，曾国藩说：“吾家一门受国厚恩，不能不力保上海重地。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可得厘捐六十万金，实为天下膏腴。吾今冬派员去提二十万金，当可得也。”[2]曾国藩为力保上海防务安全，并从上海得到了一笔丰厚的筹资。
在《曾国藩全集（家书）》中，自1853年至1866年14年时间，涉及“厘金”事务的家书就有46封，[2]涉及的事务有：设置厘局、厘卡，物征收厘金人才，制定办厘章程等等，且厘金种类繁多，厘金方式且广，厘金数额多寡不限。
（二）点评
1、历史背景：由于曾国藩“刚到江西地面，就四处受困，水师要重建，陆师要大幅度调整，还要随时准备迎接太平军石达开的挑战。”加之朝廷拨款有限，故不得已而为之。
2、历史意义：“病商之钱可取，病农之钱不可取”，自古以来，军租就是今日的厘金，“钱武肃征榷最重，而其兵甚强，其民亦不甚怨，”可见征商胜于征农。
3、弊端：由于东征筹资局在湖南厘金之外再加抽半厘，加重了劳动人民的经济负担；造成国家部队与地方政府为“利”而争的局面，破坏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也破坏了军民团结、军政团结。
4、措施：曾国藩为了严厉禁止官员中饱私囊现象，然而选择一两种大宗货物，如烟土、丝绸、茶叶之类的货物而征收税款，而将老百姓的负担全部裁掉，这样做下去，不但不会少于原来的征收数额，而且还比原来的税收增加了两倍多。
5、现实意义及策略：自2004年起，中国政府实行的免征农业税这一壮举，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种田征粮”的历史使命，政府实施以工代农的做法：征收工业税、免征农业税，不难看出，
此做法与曾文正公的减轻商民的负担，选择一两个大宗货物征收税款的做法如出一辙，[4]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
四、盐务充饷，筹措军饷
（一）历史事实
1、盐务设想：1855年曾国藩认为“盐务充饷是一件大好事，惟浙中官商多思专其利”。[2] 因“饷源已竭”所以，他打起了干盐务的念头。
2、盐务见利：1855年曾国藩认为“盐务之可以筹饷者有二端：一则四月间奏请浙盐三万引，现在陆续运行，大约除成本外，可获净利十万两；一则于江西饶州、吴城、万安、新城四处设卡，私盐过境，酌抽税课，大约每月亦可得银万余两。若此两岸刻期办齐，则明年军饷竟可无虑。”[2] 曾国藩已从盐业买卖中得到成功，从中赚得净利十万两白银和每月抽税一万余两饷银。
3、盐务有道：在1862年，曾国藩用一定的盐务理论指导盐务活动：“有专完灶丁之盐价，每
斤完盐价二三文，不纳院司之官课五六文者，谓之私盐。”即产盐地要防止偷税漏税现象；“亦不许川粤闽各贩侵我淮地。”是地方保护主义所采用的保护措施，防止外销者抢夺财源；“无论贼卡官卡，到处完厘，是谓抽散厘也。”企图规范税收市场；“售于江西者，在安庆每斤收十四文，在吴城每斤收八文，此所谓明贩收总税也。”[2]强调税率标准要一致；在1863年，“运盐护照业已刻好，较第寄来之式更为周详，兹付一纸备查。”曾国藩亲自设计营业执照；在1863年“西岸盐务摺将金之刊本章程十六条改为八条。”曾国藩对盐务规章制度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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