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铁日益严峻的交通拥堵问题却在提醒着我们，一味贪大求大的城市发展模式已呈现出种种弊端。显然，交通的拥堵只是一面镜子，折射出的是面对汽车与人口激增带来的交通堵塞、环境压力，中国许多城市并没有做好准备。比道路更缺乏的是我们在公共政策、法律规则、城市文明等软件方面的捉襟见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不仅是一个美好的理想，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也更应成为城市的发展理念。中国在城市化的进程中，需要以更大精力、更高智慧应对拥堵等棘手问题，积极破解城市发展的深层次矛盾。
“中国的城市化出现了明显的大城市化特点，城市发展战略上没有作出结构的调整，总是摊大饼、不断扩张。”汪玉凯说，由于我国的城市化没有能够自然地走向城乡一体化，城乡之间没有能够实现高度的融合，城乡的资源没有实现自由流动，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人们肯定不断涌向大城市。中国的基础设施还不均衡，大城市基础设施完备，而中小城市欠账太多，人们不得不涌向大城市。大量外来人口进入大城市，城市的原住民生活必然受到影响。在这个过程
中，社会保障没有能够及时跟进，不仅外来人口的生活舒适度不高，大城市原住民的生活舒适度也在降低。
生活质量应主导城市发展。过去30年我国主要是关注大城市的发展，如今到了要发展县域经济、加快中小城市发展的时候了。前集中在大城市的一些产业，现在完全应该调整到中小城市去，弥补县域经济的历史欠账。现在大城市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我国还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解决就业问题，靠生活成本日益升高的大城市已经不可能解决这些劳动力的就业、生活问题，中小城市才是主要的渠道。大城市要用产业淘汰的方式来进行产业布局的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的是大量低端的劳动力，已经不再适合大城市，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更适合在大城市集中。如果大城市能够提高注册企业的门槛，就能够有效地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问题。 不仅如此，调整城市的考核指标体系也势在必行。
越来越严重的拥堵，是中国快速走向城市化所面临的空间冲突、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的缩影——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交通规划与管理的困境，也不仅仅是一个城市规划与管理的问题，更是一个我们如何规划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的严峻课题。 透过拥堵，我们看到大都市正面临发展模式的艰难抉择:一面为求规模之“大”向外层层“摊大饼”，一面却为治堵、环保、地价飙升伤透脑筋;
透过拥堵，我们看到城市功能布局严重失衡:学校、医院、图书馆等重要公共资源聚集于城市中心，一边是人们千方百计挤进城里，一边是他们对拥挤的交通叫苦不迭。透过拥堵，我们看到城市规划较之现实的滞后性:先是人口、土地与交通规划的先天不协调，后是为弥补先天缺陷下足猛药，却仍旧疗效不佳……
对此，建设部一位负责人就直言不讳地指出:“有的城市在城市定位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上不切实际，大大超越了经济发展阶段和资源及环境的承载能力，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标准，随意扩大城市人口和建设用地规模;有的城市在总体规划修编工作中，仍将宽马路、大广场、CBD、会展中心等作为规划的重要内容。”
——毋庸讳言，偏面追求城市的规模已经成为一些地方政府显示政绩的闪耀“亮点”!
中国正处于快速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如何科学布局城市发展，正确处理城市化、城镇化问题，实际上关系到我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整体战略，关系到科学发展观在城市化进程中如何落实。有关专家指出，目前中国城市过分追求规模，这就需要国家从宏观层面进行布局调控，比如对不同城市实行梯度划分，不适合大规模发展的城市就应因地制宜、突出各地特，一味地贪大求大只会带来越来越多的“城市病”。 “越来越多的城市选择‘摊大饼’，当城市
规模不断向外扩张之时，新的社会问题又开始出现——由于区域布局的局限，城市周边的卫星城往往只具备居住、购物、休闲等功能，人们要寻好的就业机会仍然不得不涌向城市的中心地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朱铁臻对外沿扩张的城市发展模式十分担忧。
不仅是就业机会带来的问题。今天，北京每天有1000余所小学的门前及其道路上，由于接送孩子造成交通拥堵;数万家商店占用交通设施，其中包括便道、行人通道、天桥甚至道路……如果城市功能区布局不能有质的改善，学校、医院、商场、文化场所等社会公共资源的分布不能均衡设置，城市扩张带来的必将是更严峻的交通问题和社会问题。
这也提醒我们，交通问题不仅是交通规划的问题，是城市总体规划布局问题，更是城市公共资源如何合理分配的问题。
城市病的问题有很多，包括交通、堵车以及种种生活压力。对于交通、堵车等基础设施和规划上的问题，通过一定时间的发展和政府的重视，是容易得到改善的。但和硬件对应的是，一些软性的城市问题却难以解决。
一步分析城市病背后的各种因素，可以看到城市病背后是经济发展模式和各项社会制度亟待
改革、完善。譬如高房价，背后牵涉到土地制度、财税体制等多个原因。大部分的社会财富被少部分体拿走，这其中也包括通过土地出让获利的各地政府。所以，遏制房价，必然要遏制政府的逐利倾向，而现行财税制度以及事权格局，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才行，而非简单地行政调控可以做到。如果继续进行简单的行政性调控，遏制房价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相应的，城市病的各个成因，其实背后都有类似的逻辑。无论是社保、教育还是社会福利……归纳起来，都涉及到社会领域的深入改革，而最终都绕不开政府职能的归位，中立地裁决、管理各项社会问题。无疑，解决以上问题有赖于加快社会领域的改革，这从根本上要求政府职能尽快转型。
城市本该让生活更美好，但是，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的幸福感却在一点点地流失：一边面对着更优质的资源，一边却倍感享受资源之艰难；一边被城市之外的人所羡慕着，一边却承受着城市生活的种种压力。于是，在生活问题和难题频出时，“幸福”的城市人终于发出了“幸福在哪里”、“幸福了吗”的疑问。尽管他们也自知这城市依旧让他们喜爱，但是他们已经确定无疑地感受到了城市患上了一种病。
这种病就是城市病，这种病看似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症状：当人口和资源集中到一
个城市时，各种问题必然因为这种集中而出现。如果我们把城市看成是一个承载能力有限的系统，就必须承认这个系统存在超载的可能。而超载的结果就是，每一个生活于这个系统中的人都有一种被挤压的感觉。因此，城市病症出现时，我们需要引起的第一重反思就是，在城市设计与发展时，应该注意到城市的容量与大小，应该注意到城市是一个生活的地方，从宜居的角度去策划城市，设计城市，建设城市。
当然，由于资源的集中有利于效率的最大化，因此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出现一些大城市、特大城市也是不可避免的结果。所以，在面对城市病时不能因噎废食，把城市化一棒子打倒，而是应该到城市化与城市病的界限，达到既实现城市化，又不致出现城市病的程度。这是城市病应该引起的第二重反思。
要想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对城市化有更为合理的理念和设计，如果说第一重反思是把城市当成一个系统，那么第三重反思就要把这个系统分成若干子系统，以合理的设计保证这些子系统都是健康的完善的。简单地说，就是城市建设中不能存在短板，硬件和软件的建设都应该跟上。
而城市病之所以出现，还与城市这个系统和其他系统之间的关系不协调有关。比如，大城市
与小城市的关系，大城市与农村的关系，这种并未达成和谐生态的关系，导致了系统之间的关系是紧张的——越来越多的资源和人力不断涌入，而且是单向流动的，单向流动的原因，在于大城市集纳了太多资源。
社会由很多城市和乡村构成，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城市病的出现既与大环境有关，又与本身的发展有关。这种复杂的原因决定了城市病的治愈是一个系统的过程，而且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同时，有一点也是可以确定的，即使治愈城市病的过程再复杂，其基本的药方只有一个，就是以人为本，从人居的角度去打造城市，而不是其他的标准。只有如此，城市化的过程才不会误入歧途，城市病的治愈才能有一个真正的起点。（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