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一果 毛佳佳
【导 读】本文通过对《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文化研究》等刊物的考察，梳理２０２０年我国媒介文化研究的整体发展状况，并认为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以饭圈亚文化、媒介化空间转向、短视频为代表的视听文化、社交媒体文化、数字化的审美鸿沟等议题颇受关注。也正是在数字技术的驱动下，我国当代媒介文化不断发生裂变，新的审美形态和文化认同在数字技术的介入过程中不断得到重构和发展。
【关键词】数字技术 媒介化生存 文化裂变
２０２０年，我国学者在媒介文化领域内针对多个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笔者通过查阅《文化研究》（辑刊）、《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大学》《探索与争鸣》《文艺研究》《人民论坛·学术前沿》《新闻记者》《中国图书评论》《电影艺术》，以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化研究》等期刊２０２０年的目录及文章，对２０２０年媒介文化研究的总体情况进行扫描后发现，以饭圈亚文化、媒介化空间转向、短视频为代表的视听文化、社交媒体文化、数字化的审美鸿沟等是２０２０年媒介文化研究关注的主要议题。在数字技术的驱动下，我国当代媒介文化不断发生裂变，与此同时，新的审美形态和文化认同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得到重构。
一、粉丝亚文化研究
随着我国城乡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各种新媒介的日益发达，饭圈、耽美和字幕组等网络亚文化现象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网络亚文化成为当下媒介文化研究最重要的领域之一。而在２０２０年涌现出的众多亚文化研究成果中，粉丝亚文化研究更是占据了半壁江山。
（一）饭圈文化研究
从“饭圈女孩出征”“周杰伦蔡徐坤粉丝打榜”到“云监工事件”
４９
书
界观察
“肖战粉丝举报ＡＯ３事件”等亚文化媒介事件可以看出，饭圈文化正如曾一果所说的，从“圈地自萌”走向“文化出圈”，“以多样的文化实践方式参与到更广泛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并由此拓展出新的社会身份和文化空间”。［１］《文化研究》《人民论坛·学术前沿》《探索与争鸣》等刊物都组织了“粉丝文化专题”，集中讨论粉丝文化所带来的影响。例如，《人民论坛·学术前沿》以“‘饭圈’文化的深层机理”为专题，
组织了孟威、曾一果、曾庆香、魏鹏举、田丰、吕鹏、金雪涛等学者的文章，从身份认同、社会治理和文化消费等多个角度考察饭圈文化。曾庆香在《“饭圈”的认同逻辑：从个人到共同体》中探讨了“饭圈”的认同逻辑，其中包括粉丝对偶像的他者认同、粉丝在偶像身上投射的自我认同以及在粉丝社
中获得的体认同。［２］魏鹏举的《从
“饭圈”文化看创造力经济的未来》从文化创意经济的视角发现，创造力经济给“饭圈”文化带来了无限生机，正是发达的互联网数字技术与创意经济，推动着创意领袖进入“饭圈”文化的中心舞台，“饭圈”的注意力经济模式向创造力经济模
式转型的趋势才会不断显现。［３］
《国
际新闻界》２０２０年第１２期所发表的崔凯的《破圈：粉丝体爱国主义
网络行动的扩散历程———基于对新浪微博“饭圈女孩出征”的探讨》一文，通过分析新浪微博“饭圈女
孩出征”网络爬虫数据发现，在“饭圈女孩出征”一事中，传统媒体的网络账号起到了关键性的扩散作
用，粉丝体的动员能力与扩散作
用则被高估。
［４］
学者们试图深入粉丝体内部，探讨粉丝社的组织结构、动员机制等，希冀对粉丝体祛魅，从而在主流文化与粉丝文化之间提供理性对话的可能性。而在粉丝文化研
究中，从“情感劳动”的视角切入粉丝社，探究其发展的内外动因成为研究新趋向。赵丽瑾在《粉丝社的组织结构与动员机制研究》中将“粉丝社”视为一种“自组织”结构，自组织内部的少数活跃粉丝对这一结构的形成极为关键，而活跃粉丝与不活跃粉丝数量上的不平衡则有助于组织的运行和动员；粉丝社的动员机制包括社会网络理论视野下的粉丝社的弱耦合结构、粉丝基于社会资本的考量以及
粉丝对明星的爱这一情感要素。［５］
刘
国强、蒋效妹对肖战、王一博的粉丝社进行了民族志观察，探究该
粉丝社建构过程中情感能量聚集、
形成和衰减现象的动力机制模型。
［６］
袁文丽、王浩的《依恋式守护：“饭圈化”情感的公共价值与实践逻辑》
５
９
一文认为，粉丝的“依恋”之情是饭圈化情感的公共价值所在，粉丝对偶像的依恋可以提纯到守护国家的功能维度，用于化解国家风险，因而主流媒体应挖掘亚文化的情感价值，“正视亚文化体的情感表达，利用丰富的情感资源进行舆论引导，将主流价值观嵌入话语表述中，灵活设置相关议题”。［７］宋成则将网友“云监工”、武汉“火神山”等医院建造一事视为“饭圈文化”参与社会活动的产物，“云监工”们通过对“慢直播”中各类物体命名、对直播画面进行拼贴再创作以及网络应援等一系列饭圈活动，实践着自己的情感投射、情感参与以及情感支持，“起到了表达和传播情感、释放紧张情绪、构建共同‘抗疫’的体感和身份认同等作用”。［８］杨馨的《情感劳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以Ｌ后援会为个案》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于粉丝社中的“情感劳动”加以批判，阐明粉丝身陷“明星—粉丝—媒介平台—资本”的闭环内，情感被裹挟进流量制造的机械进程。在组织化的“打投”“转评”活动中，粉丝自身其实遭受着娱乐文化工业的剥削与异化。［９］
（二）其他亚文化研究
除了粉丝文化研究外，互联网空间也诞生了其他各具风格的亚文化形态。蒋建国、赵艺颖的《“夸夸”：身份焦虑、夸赞泛滥与体伪饰》聚焦于“夸夸”这一网络亚文化新形态，指出“夸夸”的兴起满足了当代青年自我实现的需求，缓解了青年的孤独与焦虑。但同时需意识到，膨胀泛化的夸赞之词并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对于“夸夸”的过度关注也会导致公共讨论的缺失。［１０］曾一果的《网络社会的“新俗信”：后亚文化视角下的“星座控”》一文运用后亚文化理论重新阐释网络星座文化，表明青年体通过网络占星的文化实践建构了自我认同和开展日常社交活动。同时文中也指出，“星座迷”们往往是女性，这一事实反映出“即便是在去政治化的后亚文化语境中，‘星座神话’背后折射的依然是充满性别区隔和阶层冲突的身份政治”。［１１］
在网络亚文化研究中，网络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依然是关注焦点。传统的亚文化研究多强调亚文化对于主流文化的反抗，但近年来，媒介文化学术界更关注亚文化与主流文化对话的可能。王润、吴飞在《现代传播》２０２０年第２期发表的《从“御宅族”到“正气少年”：弹幕互动中的亚文化资本汇集与认同构建》便聚焦Ｂ站，借由Ｂ站视频的弹幕互动探讨主流文化与亚文化对话和联姻的可能。［１２］曾一果在《从
６９
书界观察
“圈地自萌”到“文化出圈”———社交媒介环境下“饭圈”文化的自我突破》中也强调随着媒介和文化环境的变化，以Ｂ站为代表的网络亚文化媒介平台正与主流文化开展“深度合作”。在曾一果看来，这种深度合作不是简单的“收编关系”，而是双方在新时代基于各自需要而建立起的一种多层次的对话协商
关系。
［１］二、媒介化空间研究近年来，文化研究的空间转向趋势是很明显的，而在社交媒体、人工智能和赛博文化兴起之后，文化研究的空间转向又具体表现为对媒介化、数字化和赛博空间的高度关注。
在这方面，孙玮的《我拍故我在我们打卡故城市在———短视频：赛博城市的大众影像实践》是一篇具有广泛影响的佳作。该文集中讨论了打卡作为一种具身化的媒介文化实践，是如何在实体与虚拟世界交汇中为人类创造一种“我拍故我在”的新型自我，“作为一种存在方式，它确认了在实体与虚拟世界双重存在的新型自我：我拍故我在。作为一种具身化媒介实践，它汇聚大众的个人印迹塑造了公共的城市
形象：我们打卡故城市在”。［１３］
不仅
如此，经由网红打卡，实体的城市也变成了真实与虚拟融合的赛博城市，“打卡将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双重感知综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新型感知。大众媒介的信息虚拟移动，转变为人与信息在
虚拟与实体空间的同时移动，由此
生成了人与空间的一种新型关系，虚拟位置与物理位置通过人的融合，交织在一起，人时时刻刻处在实体与虚拟的双重世界———赛博城市中。城市实体与虚拟网络的交织、流动，创造了移动网络社会崭新的个人与
社会价值”［１３］。孙玮以打卡城市为
研究个案，探讨大众如何借由打卡
城市的方式建构实体与虚拟交织的媒介化城市空间。在此，拍“不是对于生活的模仿，它就是生活本身”。蒋晓丽与郭旭东的《媒体朝圣与空间芭蕾：“网红目的地”的文化形成》一文也讨论了“
网红打卡现象”，该文整合了“媒体朝圣”与“空间芭蕾”两种研究视角，将“网红目的地”的文化形成过程分为媒介再现、具身接触和行动反馈前后三个阶段，并探讨了媒体叙事对游客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游客旅游时身体实践的具体意义，以及游客在媒体平台上提交的行动反馈对
“网红目的地”空间再生产造成的影
响等三方面内容。
［１４］
除却空间的媒介化、数字化和
７
９
赛博化外，像施蒂格·夏瓦在《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中所说的那样，当代文化和社会都已经媒介化：“媒介化已然成为重新探讨媒介在文化与社会中的角和影响力这一悠久却又根本性问题的一个新的研究议
程。”［１５］文化和社会的媒介化引起了
学术界的广泛关注。２
０２０年第６期的《探索与争鸣》杂志就推出了“媒介技术驱动下的人类文明：转型与重塑”圆桌论坛，从文化和文明转型的层面探讨了媒介化社会对人类的影响。陈龙在《人类会进入“算计”时代吗：开启以数据为中心的媒介文化》中，指出媒介文化已经进入了“以数据为中心的媒介文
化”。这种以数据为中心的媒介文化体现了三方面特征：其一，以数据为中心的新历史叙事模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其二，算法成为新兴媒
介文化形态传播力的核心要素。其
三，算法将推动媒介生产效能大幅
提升，但也会导致文化本身降格为
一种可供选择的商品。
王一 博［１６］
孙玮延续了其媒介化理论的思想，强调在新的媒介技术驱动下，人类已经是媒介化生存，这意味着“人与媒介的区分渐渐地消失了，长久以来外化于人类的媒介正在不断地嵌入人自身，人类将成为最终的
媒介”［１７］。彭兰也持有同样的看法，
她指出：“在人与机器的关系中，一直都是人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机器只是一种工具，而在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生物技术和其他技术发展，机器的能力将发生本质的跃进，人与机器的边界被打破，其关系也将被深刻改写。新的人—机关系或许会使今天以人主导的信息文明演化为人与机器共同作用下的‘人—机文明’，这种新文明既可能延续与丰富人类文明，又可能在一些方面偏离人类文明的既有轨道，这些偏离也可能酝酿出
风险。”［１８］李道新在《数字时代中国
电影研究的主要趋势与拓展路径》中，特别强调了数字化和媒介创新对传统影视产业的深刻影响。在他看来，“全球化与数字资本主义语境里的技术革命和媒介创新，不仅已经并仍在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人类的精神世界及其社会运作，而且已经并仍将在本体论的层面改变电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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