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释梦英《说文偏旁字源》因正林罕《字原偏旁小说》错简而作，北宋初年成书，咸平二年刊刻于石。传世本今存但少见，石刻本成为该书最直接的实物证据。书中以篆文书《说文》540部首，每字下加楷书注释，或为篆文偏旁楷定字，或为楷书注音字，后附梦英自序及郭忠恕答书。该书是一部重要的《说文》部首字样书，为建立汉字偏旁学奠定了良好基础，在汉字部件及字原发展、研究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同时，书中蕴含着较丰富的语音、文字等信息，值得深入探讨。不论传世本还是石刻本，后代学者对其体例认识不清，内容得失褒贬不一，有必要结合具体文献材料进行科学分析，客观评判，以发挥其应有的辞书史和辞书学价值。
关键词宋代梦英《说文偏旁字源》字书体例内容得失辞书史
唐代开始出现专门研究《说文》部首的字书，对后世汉字部件及字原研究产生较大影响。唐李阳冰之侄李腾《说文字原》是最早利用《说文》偏旁部首探究字原的著作，惜其已亡佚。
其后，后蜀林罕撰《字原偏旁小说》三卷，《郡斋读书志》后志（以下简称《书志》）卷一《英公字源》条引郭忠恕评价曰： “今点检偏旁，少晶、惢、至、龟、弦五字，故知林氏虚诞误后进，其《小说》可焚。”表明此书缺点甚多，宋人已现批评之声。宋代释梦英撰《说文偏旁字源》（以下简称《说文字源》）一卷，又称《篆书说文目录偏旁字源》《英公字源》《梦英字原》等，《书志》引郭忠恕谓“梦英因书此以正林书之误”。该书是一部重要的《说文》部首字样书，为汉字偏旁学的建立奠定了良好基础，在汉字部件及字原发展、研究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同时，书中蕴含着较丰富的语音、文字等信息，值得深入探讨。由于后代学者对其体例认识不清，内容得失褒贬不一，有必要结合具体文献材料进行科学分析，客观评判，以发挥其应有的辞书史和辞书学价值。
一、 梦英及《说文字源》之成书
梦英未见传记传世，史籍也缺载其信息，因此只能靠零星资料了解其生平。姜聿华（1992： 319）记“梦英为北宋初和尚，人称英公大师、宣义大师，又号卧云叟，南岳人”。明《书史会要》云：丛的偏旁部首 “释梦英，号卧云叟，南岳人。与郭忠恕同时，习篆，皆宗李阳冰。”英公喜篆文，《书志》云： “梦英通篆籀之学。”他深得阳冰笔法，有“阳冰死而梦英生”之誉，
《说文字源·梦英自序》云： “自阳冰之后，篆书之法，世绝人工，唯汾阳郭忠恕共余继李监之美，于夏之日、冬之夜，未尝不挥毫染素，乃至千百幅反正无下笔之所，方可舍诸。及手肘胼胝，了无倦。”同书《郭忠恕致英公大师书》云： “飞杯容许于醉狂，结社不嫌于心乱。共得阳冰笔法，同传史籀书踪。”这些记述表达了二人通过艰苦卓绝的书法艺术实践而继承阳冰书风，复兴篆籀的追求和决心。凭借保留下来的碑书真迹如《篆书千字文》《十八体篆书碑》等，可窥知梦英篆文书法所达到的艺术水准，有助于科学认识《说文字源》的书写内容。
梦英篆写时儒所刊定《说文解字》之540部首，撰成《说文字源》一书，每字下以楷书注释，其中偏旁字注音系由梦英、郭忠恕共同完成。（何山 2015）回顾北宋乾德五年（967）《十八体篆书碑》，刊刻内容除时人赠英公之诗作外，还包括《说文字源》所收载的郭忠恕致英公大师之书函，由此可推断，《说文字源》完成时间不会晚于乾德五年，路远（2008： 512）据此将成书时间定为北宋初年，可从。书中所附自序及郭忠恕答书，表明了英公撰作此书的基本意图： 一是纠正林罕《字原偏旁小说》之错简，二是自序所谓“使千载之后，知余振古风、明籀篆，引工学者取法于兹也”之初衷。因此该书作为重要的偏旁类工具书，对探究汉字构件及字原的渊源关系、演进规律及篆体书法等都大有裨益。
二、 《说文字源》版本及体例
（一） 版本情况
《说文字源》在流传中形成传世本和石刻本两个版本系统。前者《书志》后志卷一、姜聿华（1992： 319）等古今书目提要类著作均有著录，或未提及版本情况，或言是书今存，但版本情况不详。后者有不同题名，如《梦英说文字源》《说文偏旁字源碑》《宋梦英偏旁篆字》《说文偏旁字源并自序及郭忠恕答书》《偏旁字源目录及郭忠恕书》《偏旁字源》《宋六书偏旁》等。宋代以来的金石书如《宝刻丛编》卷七、《宝刻类编》卷八、《石墨镌华》卷五、《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十二、《关中金石记》卷五、《陕西金石志》等均以跋尾形式著录，《八琼室金石补正》（以下简称《八琼室》）卷八七、《金石续编》卷一三则采用碑文移录加跋尾的形式著录，这种据原刻文字转录而形成的文本称为石刻移录本。
各题跋内容主要是对其篆楷书法、字原分部与次序、篆字异形、注释体例、音读错谬等进行分析说明。石刻著录书都将该碑刻立时间标为北宋咸平二年（999）六月十五日，与建碑时间一致。关于勒石地点，梦英《自序》云： “今依刊定《说文》，重书《偏旁字源目录》五百四十部，贞石于长安故都文宣王庙。”明赵崡《石墨镌华》等记《宋梦英偏旁篆书》
在西安府学，碑原石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随着历史的变迁，文宣王庙与西安府学实现了主体功能的转换，所幸的是，《说文偏旁字源碑》得以保存下来，成为该字书最直接的实物证据。另有拓本行世，以北京图书馆金石组（1989： 2）《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38册所收碑拓为佳。由于传世本难以见到，石刻本《说文字源》就是可资利用的直接研究材料。
（二） 内容编排体例
《说文字源》内容板块包括篇首、说文字原目录和梦英自序等，学者们对整书内容编排体例认识的分歧主要是注音体例。如清毕沅《关中金石记》认为“《说文偏旁字源》于每字下各注一音”，姜聿华（1992： 319）亦认为“每字下皆附音释”，其说均有违事实。细考碑拓540个篆文偏旁下的楷注文字，其体例实分三种情况： 一是以通行楷书转写对应的篆书字原，共有312字（作者按： 《八琼室》跋尾认为“ ‘包’下注‘’误多一‘音’字”，故本文未将此例纳入注音范围）。如“”下书“角”，“”下作“乃”等。二是楷书注音字，共计225字（作者按： 因“辵”“舁”下的注音字泐蚀难辨，故本文实际统计分析了其中的223例）。标音者采用了两种注音方法： （1） 直音法，共13例（如篆文“癶”下注“音拨”，“覞”下标“音耀”等；或省“音”字，
如“誩”下注“竸”，“”下注“乖”）。（2） 反切法，共210例（如篆文“廾”下注“巨恭”，“爨”下注“七乱”等）。（3） 既以楷书转写偏旁字原、又加楷字注音的共3例（篆文偏旁“乚”“”正下方为对应的楷书转写字，左边分别书“于谨”“胡米”反切注音；偏旁“甾”下为楷书“”字，当为《说文》古文“”的楷定字，右边注音切“方九”）。因此，《说文字源》并非每字注音，而是有选择性的。搞清内容体例是进行相关研究的前提。
（三） 石刻移录本文字问题
碑石易风化，文字易泐蚀，加之字形辨认或存偏差，碑文转录中文字错误难以避免。核之《说文字源》碑拓，《八琼室》卷八七、《金石续编》卷一三两石刻移录本的楷书注文均存在误录、缺脱等问题，现分类校补如下。
1. 误录形近字。碑拓篆文“（廴）”下本为楷书反切注音“弋忍”，《唐韵》《广韵》该字读作“余忍切”，两种反切的切上字音值相同，所切字音相合；只是原碑“弋”字稍泐，但仍可明辨；《金石续编》录作“戈”，字形不一，切音也不合，形近而误。碑拓“（朿）”下注“千赐”，拓本“千”字清晰，《八琼室》录作“于”。“（）”字下“牛巾”之“巾”《八琼室》录作“巿”，亦系形近误录，反切读音也随之不合于被切字。这样的情况两书共有近20处。
2. 避讳改字。碑拓“（）”下注反切“丘於”，切上字《八琼室》《金石续编》均未照录原刻“丘”，而录作“邱”，虽读音相同，但字形有异。乃因清代避孔丘讳，遂加构件“阝”于“丘”而成“邱”字。
3. 误辨微泐字。碑拓“（太）”下有注音字“他”，反切下字稍泐，右边明显为构件“页”，左边只留部分痕迹，较难确定是何形体。《八琼室》《金石续编》均录作“頞”，但其音韵地位与被切字有较大差异，同《广韵》“大”之徒盖切、《集韵》他盖切等也不吻合，证明释读有误。细审字形，其左部残留笔画走势非构件“安”，而与石刻“亥”的写法非常接近，根据碑刻文字书写规律和整字轮廓，我们认为“”实为“颏”字。“他颏”“徒盖”“他盖”三反切所表声韵相同，与被切字“太”的读音完全一致。《说文字源》所拟字音实质是通过同音变换韵书反切上下字而得。文字泐蚀残损乃碑刻文献的常见现象，也是文献整理的难点所在，需要结合碑刻学、文字学、书法学、语音学等相关知识，综合分析，理性判断，方能得出正确结论。
4. 录作碑文原字的异体字。碑拓“殺”字下注反切“所扎”，切下字拓本清晰作“扎”，《八琼室》录作“札”。古代写本文字构件“扌”和“木”常讹混不分，《八琼室》为摹刻本，亦循此通例。故“札”为“扎”字异体，两者语音相同。
5. 文字缺录。碑拓“倝”字下注反切“工安”，其中“安”稍泐而基本可识，《八琼室》《金石续编》均缺录，当补。拓本“麤”字下本有反切注音字“七吾”，而《八琼室》《金石续编》均只录作“麤”，脱录注音字，与原刻不符。
6. 文字讹刻。拓本“囪”字下注反切“义江”，而《广韵》为楚江切或仓红切，《集韵》为初江切或麤丛切。碑刻与韵书反切上字不同，所切字音声母迥异，背后原因需探究碑拓切上字“义”。调查简化字源，张书岩（1997： 84）认为“義”简作“义”最早出现于元抄本《京本通俗小说》，刘复、李家瑞（1930： 128）《宋元以来俗字谱·十三画》引《通俗小说》等“義”字下录简体“义”，其产生时代明显晚于《说文字源》。从语音层面看，“义”与“囪”声母不同，故碑文“义”并非简体“義”字，而应为“叉”的讹刻字。“叉”讹作“义”文献早见用例，黄征（2005： 38）浙敦026《普贤菩萨说证明经》： “尔时普贤菩萨即从座而起，整衣长跪，叉手前白佛言。”又： “毗楼勒叉天王献佛白银钵。”写卷两处“叉”字均作“义”。碑石字形讹刻现象时有发生，是由石质载体、书刻方式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给字形识别增加了难度，碑刻整理时需仔细审辨。《说文字源》“义”为“叉”的俗字，“叉江”切音与“囪”的读音完全吻合。《八琼室》《金石续编》“囪”字下均照录碑拓而作“义江”，跋尾中未加考辨，使问题依旧，欠妥。
不论文字误释、漏录还是其他问题，都改变了字书文献原貌，导致信息失真，极不利于材料的研究和利用。因石刻本系研究《说文字源》的常用文献源，故我们补正其已有著录成果中有关文字的缺误，可为学界提供完整准确的研究材料。
三、 《说文字源》之价值
《说文字源》作为现存较早的专门研究汉字偏旁的字书，不仅在传承《说文》部首研究之成果、补正前人研究之缺误、弘扬篆文书法之艺术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文字、语音、字词关系研究等方面有特殊而重要的价值。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