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刊号C N61-1499/C2020年11月（下）
约为1毫米的涂抹痕迹，可能表明在白灰层表面处理中使用了类似于抹子的工具。”[1]（图5）由此可以看出，远在4000多年以前，远古先民们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于居住环境的美观、舒适等方面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李文杰指出，大溪文化中墙壁和屋面上抹泥所用的工具应是木质的泥抹子，F22︰91屋面红烧土块上留有细密的平行线状的纹理，是用工具（抹子）刮抹泥料的痕迹。有时甚至不用工具，直接用手抹泥，F30︰46屋面红烧土块上留有一道道明显的手指抹泥痕迹。[2]
dilireba因此，泥抹子这种简单的工具，在人类建筑史上，发挥着自身无可替代的功能，不仅抹出了美观平整的居住面和墙面，也为壁画的形成，作了基础铺垫。
2.泥抹子的形制
在新时期时代，陶泥抹子多为长方形，老虎山和芦山茆遗址出土陶泥抹子，在抹背用泥条进行加固和装饰，并且捉手部位呈空心柱状，应该还有其他辅助工具安装在空心柱中，作为捉手使用；河南地区出土的陶泥抹子，捉手呈桥梁状，似陶器的耳部，
《金瓶梅》第七十九回“我说恁大年纪，描眉画鬓儿的，搽的那脸倒像腻抹儿抹的一般，干净是个老浪货!”
这里的腻抹儿，即泥抹子，这是文献资料记载中与现代各地方言中对泥抹子这种抹墙工具最接近的称谓，其余较多出现的称谓，有杇、镘、抹子等。
杇，《说文·木部》：“杇，所以涂也。”其器用木，故作“杇”。说明了木泥抹子的存在。《论语·公冶长》：“粪土之墙不可杇也”，杇作动词用，引申为涂抹工具，当为木质涂抹工具。此外还有与“杇”有关的记载，如韩愈《圬者王承福传》：“杇之为伎，贱且劳者也……丧其土田，手镘衣食……视时屋食之贵贱，而上下其杇之佣以偿之。”这里，杇引申为一种技能，镘，则是工具。镘，《尔雅·释宫》“镘谓之杇”，《说文·金部》：“镘，铁杇也。槾，或从木”，说明镘是铁质的泥抹子。在居延汉代遗址发掘简报中，称木泥抹子为泥镘，应加以区别。此外，居延汉代遗址和悬泉置遗址，均出土有木抹子，在汉代、金代和明代均出土有铁泥抹子，因此，这也与文献资料相吻合，互证了泥抹子的发展历程。
历史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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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天寿年十二状”字样了解到，该文书的抄写者是一位12岁的小学生卜天寿，抄写时间是“景龙四年三月一日，就是公元719年，抄写者的籍贯是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表明在1200多年前，在大一统的格局之下，新疆吐鲁番地区学校教育体制和中原地区一样完备，覆盖到乡里，足见当地对教育的重视，而《论语》则是学生们学习的主要课本。文书书写工整，但字里行间透露出稚嫩的气息，而且还有一些错别字。该文书还附有卜天寿写下的诗句：“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鹹池(嫌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落日西山夏（下），潢（黄）河东海流。人（生）不满百，恒作万年优（忧）。”这些小学生书写的文字里，虽然有些错别字，但生动活泼、情趣盎然。这里的“义学生卜天寿”，表明卜天寿上的是当地的私立学校，这些民间私塾教育，是唐朝官办教学的有力补充，扩大了教育的覆盖面，说明当时学校教育在吐鲁番得到了普及。
《唐景龙四年卜天寿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有很高的文献研究价值，其年代比敦煌写本《论语郑氏注》早180年，并且这几篇都是过去未曾发现或未曾完整发现。另外，《唐景龙四年卜天寿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对研究郑学也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1964年阿斯塔那27号墓出土10件纸质文书残卷，其中包括4件《论语郑氏注》残卷：第一件存166行，包括《雍也》、《述而》、《泰伯》、《子罕》、《乡党》五篇；第二件存95行，也包括《雍也》至《
乡党》五篇；第三件存50行，包括《雍也》、《述而》二篇；第四件存40行，为《雍也》篇。这四件郑注内容重复，笔迹不同。据第三件末记“高昌县学生贾忠礼写”、“学生李会藏写”推断，这些纸质文书是老师布置的课后作业，文书中出现的贾忠礼、李会藏等学生，认真完成了老师布置的作业。
另外，阿斯塔那27号墓还出土了一件《论语》对策残卷，是研究唐代科举考试内容的重要文献。在这批文书中，由高昌县学生贾忠礼的《论语》手抄本，是其中一页，[3]长24厘米，宽25厘米。该页采用正书小楷，书写工整，文字清新秀丽，由此可知唐代吐鲁番的汉字书法艺术达到较高水平。专家们推断，高昌县学生贾忠礼上的是一所官办学校，而非私学。
1966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阿斯塔那360号墓中发现纸质文书10件，[4]其中一件是《论语郑氏注》残卷。文书正文共存墨书27行，内容属《论语·公冶长篇第五》。起于“不欲人之加诸我”句的“欲”字，止于“子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句的“日”字。残卷文字表明，除第十行的注文分属于二片而可互相连接外，其余各片之间由于剪裁均有不同程度的断缺。考古人员在阿斯塔那360号墓发现的一件户籍文书中写的“开元二年（714）二月”，为《论语郑氏注》残卷的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不知什么原因，阿斯
1967年，吐鲁番阿斯塔那85号墓共出土1件纸质文书残卷，就是古写本《论语郑氏注》“公冶长篇”。该文书收录于198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吐鲁番出土文书》10本书中的第九册。
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那184号墓出土10件纸质文书，其中《论语郑氏注》出土时残损不一，经工作人员拼合，存95行，包括《雍也》、《述而》二篇。该文书收录于198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吐鲁番出土文书》10本书中的第八册。
综上所述，吐鲁番不同墓葬发现的《论语郑氏注》残卷，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境内出土的重要文献，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对新疆乃至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唐朝是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巅峰时期，由于统治者重视教育，因此教育非常之发达。隋朝开始实行的科举制，到了唐朝更加完善，使中央到地方都十分重视教育。唐朝承袭了隋朝的教育体制，在中央设置国子监、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各州、县、乡镇都设有相应的教学建制。到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府州县学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并形成相对完备的制度。唐代私学也比较普遍，既有名士大儒的传道授业，也有村野启蒙识字的私立小学，《礼记》、《左传》，《诗经》、《周礼》、《仪礼》、《易经》、《尚书》、《孝经》、《论语》都是教学用的重要书籍。从出土文书来看，唐代吐鲁番不仅有政府管理设立的学校，而且也有私塾教学。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多件《论语》，其中大多为官、私塾教材课本学生抄本，说明唐代西域虽然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带，但依然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郑玄是东汉时期的经学大师，他对《论语》的注释文本《论语郑氏注》，在研究《论语》中占有重要地位。《论语郑氏注》南宋以后就失传了，研究上也比较薄弱，而上世纪以来吐鲁番出土的《论语郑氏注》
残卷，无疑填补了文献缺少的不足。吐鲁番发现的这些《论语郑氏注》抄本残卷，以及吐鲁番发现的许多汉文文书和其他历史文物，充分说明吐鲁番地区在北朝至唐朝时期不仅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就同内地一致，在学校教育体制和教学内容上，与中原内地没有区别。
注释：
[1]荣新江、李肖、孟宪实.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概说.文物，2007.2
[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唐景龙四年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说明.文物，1972.2
[3]深圳博物馆编.丝路遗韵——新疆出土文物展图录.文物出版社出版，2011.162
[4]柳洪亮.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360号墓出土文书.考古，19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