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社区生态旅游（CBET ）减贫逻辑起点
贫困是当今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尖锐问题与现实难题，受到普遍关注和重视，脱贫与反贫困作为社会进步重要标志，已成为国际社会新时代共同目标追求。从世界银行数据来看，2010年全世界约12亿人处于极度贫困状态，生活费不足1.25美元/天。其中，印度有全球1/3贫困人口，是贫困问题最严重国家[1]。得益于各国减贫战略有效推进，自20世纪90年代，世界减贫实效取得重要进展，若按照每人1.9美元/天标准测算，世界极端贫困人口已从1990年18.95亿人下降至2015年7.36亿人，贫困发生率从35.85%
下降至10.0%（见图1）[2]。但2015年世界银行统计的164个国家中，仍有43个国家贫困发生率超过18%，14个国家贫困发生率处于9%~18%，其中，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南亚地区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减贫形势最为严峻。
基于此，为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消除农村贫困，多样化减贫策略和反贫困机制在各国陆续提出建立。其中，社区生态旅游（Community-based Ecotourism ，简称CBET ）作为产业扶贫主流方式，成为世界反贫困机制的重要战略之一。生态旅游扶贫思想出现在20世纪60、70年代，学者提出可通过发展旅游业减少贫困发生率，建立生态旅游与贫困人口内在联系[3]。CBET 发展模式是边远乡村旅游空间开发与可持续发展重要实践战略，重点聚焦于欠发达地区生物多样性、社区权益与经济发展有效结合，本文从社
区主导发展理论出发，以南非社区生态旅游（CBET ）扶贫为实践个案，重点考察社区生态扶贫做法、成效与变社区主导、旅游反贫与乡村振兴实践
武小龙彭雯婷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苏南京211106
摘要：社区生态旅游（CBET ）是世界反贫困的重要战略之一。从社区主导理论出发，研究南非偏远村
落CBET 减贫模式发现，CBET 社区参与中南非主要有NGO 引导型、企业主导型、社区主导型三种典型模
式，“多主体协同”是未来南非乡村社区减贫发展基本走向。本质上，社区参与模式主要以赋权社区为核
心，通过经济赋权、社会赋权、政治赋权、心理赋权等方式，为村民参与乡村减贫提供合法渠道，通过塑
造社区共识和内在凝聚力，创造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减贫一致行动与实践框架。与南非社区主导型扶贫模式
不同，中国扶贫进程是在“强政府（主导）—强社会（参与）”框架下推进，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居民
参与”扶贫治理共同体是中国未来乡村振兴本土化智慧方案。
关键词：社区主导；乡村反贫；社区生态旅游；乡村振兴；治理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805(2021)01-0029-08收稿日期：2020-12-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共生式发展’的治理机制创新研究”
（16CZZ027）；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12批特别资助（站中）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城市利益让渡’的治理机制研究”（2019T120421）
作者简介：武小龙，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城乡基层治理。
——以南非偏远村落CBET 减贫为个案
第19卷第1期
19(1):29~36
2021年2月February 2021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9卷迁逻辑，对CBET 社区主导本质、CBET 中利益相关者角定位、协作机制及CBET 发展趋向等问题作理论阐释，尝试建立社会力量参与乡村社区减贫治理的理论框架，为全球乡村减贫以及新时代中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提供经验参考。
图1世界贫困率与贫困人口数量（1990—2015年）
二、社区主导反贫：参与式治理分析框架
（一）农村扶贫治理：分析进路与研究动向
中国自2013年提出“精准扶贫”思想以来，引发学者广泛研究，目前学界关于“精准扶贫”问题已形成诸多成果。从研究视角上看，呈现多元化解释性特点，如探讨预见式行动视角下精准扶贫机制（识别、帮扶、管理与考核）优化问题[4]；组织分析视角下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表海”现象[5]；国家治理转型视角下农村扶贫资源分配问题与精英俘获现象[6]。在研究方法上，应用案例分析法和计量研究法较多，如陈辉和陈晓军调研T 省Y 县和M 县，分析农村精准扶贫中的形式主义问题[7]；杨均华和刘璨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回归分解方法检验农村脱贫影响因素和贫困发生率差异性[8]。在实践策略上，李小云等指出中国40
年减贫路径是国家主导下（自上而下）共同治理过程[9]；吴新叶提出精准扶贫需“上下互动”，“自下而上”缺失配合会遭遇扶贫治理困境[10]。在研究动向上，学者提出有必要将“社会力量参与”作为减贫与反贫困重要路径，“社区主导”是提高扶贫效率和改善扶贫效果有效实践机制[11]。综上，目前关于政府主导的行政治理扶贫已形成丰富理论积累，深入阐述了精准扶贫中贫困户识别、资源分配、政策执行、扶贫形式化、扶贫决定因素及建档立卡和“争贫”问题。另外，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减贫作为新聚焦点和实践增长点，受到学者广泛关注，但社会主导型扶贫机制尚未形成完善的理论框架。沿此思路，本研究旨寻求进一步突破。
（二）社区主导理论与乡村反贫困的逻辑关联
社区主导发展（Community Driven Development ），亦称社区自主型或社区驱动型发展，该理论来自20世纪50年代赋权思想，核心理念是通过赋予社区组织及成员发展决策权、组织管理权、资金使用权以及日常监督权等，凝聚社会力量并促进社区一致行动，形成社区减贫长效化与可持续性发展机制[12]。随着社区主导发展理论不断完善和实践应用，巴西、南非、菲律宾等地实施社区主导减贫项目，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社区主导实际效用，亦被认为是有效解决乡村贫困实践策略之一。从理论内涵来看，社区主导发展理论包含三个层面涵义：第一，社区边界与主导本质。在社区主导型发展模式中，社区通常指农村地区享有共同公共服务且具备共同生活条件的村落，社区角通过赋权手段，从传统依附型、旁观者、从属者转变为引导者与决策者，并在社区发展中更加注重提升社区自我能力和贫困人口可持续性发
展[13]。第二，社区主导两个维度：赋权与平等。赋权可规定社区成员和组织责任和义务，增强社区事务治理参与贫困人口数量（百万人）每日生活费低于1.9美元的人数每日生活费低于1.9美元的人口比重1894.822000
180016001400120010008006004002000199019952000200520102015
年△◇◇◇◇◇◇◇◇◇◇◇◇1877.54△△△△△△△△△△△1703.191728.551609.891352.191223.231090.64908.4735.86804.23963.0115.7413.7318.0920.7525.6528.6329.433.8738.8512.811.210.0贫困率（%）4035302520151050△◇··30
武小龙等：社区主导、旅游反贫与乡村振兴实践——以南非偏远村落CBET 减贫为个案第1期度；平等主要是兼顾社区边缘体实际利益，将贫困人口、“老弱病残”体等纳入救济与资源再分配范围。第三，社区主导治理方向：有效合作。通过社区治理中多元利益相关者（政府、私人部门、NGO 、居民）关联协作，共同推进社区减贫与可持续发展。故社区主导发展论与减贫之间的内在关联，为乡村社区减贫治理提供有效分析框架。
三、南非乡村反贫困案例呈现与CBET 策略
（一）CBET 南非发展：背景与共识
在南非，尽管早期政府对扶贫工作大量干预，但贫困仍是社会最大威胁，从统计数据看（图2），南非偏远地区贫困人口重点集中在0~17岁未成年人和65岁以上老年人，如何帮助其解决贫困和生活保障问题尤其迫切。自1996年起，社区生态旅游（CBET ）作为具体减贫行动方案而被关注，因CBET 在农村地区可为不同背景、技能和经验主体创造广泛创业就业机会。2001年环境事务与旅游局推出“减少贫困计划”，试图探索可持续旅游工作，减少南非极端贫困社区的数量，实践过程中，生态旅游区周边村民通过从事提供住宿、饮食等服务性活动，不自觉地参与到社区旅游之中，并随着生态旅游区活动不断丰富，村民参与度不断提高，CBET 模式逐渐形成。故社区参与对CBET 至关重要，一方面，CBET 在乡村社区经济发展中得到普遍认同；另一方面，乡村社区在受益的同时，又增加了社区村民充分减贫信心和知识能力。
①数据来源：根据南非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而得。
图22006—2015年南非贫困人口年龄分布①
（二）CBET 减贫实践：从“引导”到“参与”
从南非CBET 减贫过程来看，主要是三种典型模式：一是NGO 引导为主的探索阶段，注入社区旅游开发理念，引导社区参与和村民增收；二是企业主导为主的参与阶段，为社区旅游发展引入经济与文化资本，增加旅游供应与发展基础设施；三是社区主导为主的稳固阶段，实现游客量增长与社区自主开发。
1.探索阶段：第三部门（NGO ）引导型模式。NGO 引导型模式是南非CBET 社区减贫第一阶段，即注入旅游开发理念，主要是在第三部门推动下促进社区CBET 发展与反贫困治理模式。最初，旅游业对南非偏远村落社区村民而言是一项陌生活动，居民从未将手工艺、自然景观、有机农业等与村落生活关联，更未将其视为重要的脱贫开发资源。在乡村社区极其贫困背景下，一些非政府组织（如农业合作组织）工作者及国外志愿者团队，逐步进入南非偏远贫困村落，提出发展社区旅游理念，促进村民增收与社区经济多样化。一方面，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团队推动自然保护区与农业生产相结合；另一方面，志愿组织者作为访客获得免费住宿和餐饮，社区与NGO 之间“主客关系”使村民对社区旅游开发理念认同感显著增强。
南非莱克加拉梅塞自然保护区是NGO 引导社区发展典型，其中，南非非营利性组织——微小企业互助协会（SEDA ），在社区减贫与引导居民参与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引导社区村民有序参与。如□2006年2009年2011年2015年○○○○○○○○△△△△△
△△
△◇◇◇◇◇◇◇◇□□□□□□66.370.373.477.566.863.760.158.657.355.255.15147.142.14553.650.353.443.342.240.4495064.755百分比（%）82
76
706458
52
46
400~1718~2425~3435~4445~5455~6465+南非旅游
□43.242.3年龄（岁）··31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9卷SEDA 提出建立私人自然保护区，即非官方划定、村民自发划定保护区，有数百名村民被吸纳在此私人保护区长期工作，其交通、餐饮、文化娱乐等问题都得到解决，生活条件改善激发了村民持续参与的积极
性。另一方面，SEDA 主导当地村民承包保护区中灌木修剪、杂草清除等工作，私人保护区建立后村民与SEDA 关系更加密切，对SEDA 的认同感也日益增强。同时，私人保护区保护当地野生动物，为当地社区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2.参与阶段：第二部门（企业）主导型模式。企业主导是南非CBET 社区减贫第二阶段，即引入资本、增加旅游供应与发展基础设施。探索阶段虽注入旅游开发理念，但尚未成为村民可持续增收方式，由于缺乏外部资本注入，多数偏远村落对旅游开发仍停留于构思层面，未真正实践，故企业主导模式逐渐出现。
一方面，外部企业拥有制度化运营方式且经济资本雄厚，可为乡村社区旅游业的发展带来经济文化资本，包括专业知识、社交技巧、语言技能及规范化制度。另一方面，社区旅游开发商品化过程需循序渐进，企业会对社区村民展开系列培训，增强村民在旅游市场获益的经营能力和知识能力。南非偏远村落拥有丰富旅游资源禀赋，但社区村民缺乏现代化国际视野，难以保持盈利和持续经营，故通过培训可使社区旅游开发从第一阶段“主客模式”向“产品—服务模式”转变[14]，高质量服务逐步成为新需求。南非斯皮尔酒庄是企业主导典型之一，由于当地社区村民缺乏资本，该酒庄资助建设大量基础设施，帮助社区开发生态旅游，创造大量劳动密集型经济活动，当地村民可从事基础设施兴建或维护工作，包括道路修建、围栏建造和桥梁新修等。伴随基础设施完善，社区内铺设供电网络并引入公共汽车，建立培训中心，开展教育和培训计划，使村民开拓有益于社区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活动，探索社区潜在旅游机遇，如挖掘草药、打造乡村丰收节等。
3.稳固阶段：社区主导型模式。社区主导模式是CBET 发展第三阶段，即实现游客量增长与社区自主开发。在NGO 引导及企业主导下，逐步形成以社区为核心的主导发展模式。社区主导型CBET 减贫模式主要由社区村民自主开发，在自觉参与和主动融入理念下，实现经济增权、社会增权、心理增权甚至政治增权，村民在旅游发展项目决策、方案拟定、管理监督、利益分配及游客住宿、餐饮等方面，均做到实际参与并形成相对均衡利益共享与可持续发展的自治机制。
最典型为穆加迪和巴拉比内自然保护区。一方面，推动社区历史文化与CBET 有效结合，打造社区体验
式旅游。如村民通过房屋出租形成地方餐饮规模化经营，推动社区特美食餐饮产业建立。另一方面，将社区历史文化融入旅游纪念品设计。如将“穆加迪雨女王的传说”和“马篷古布韦失落王国遗迹”等悠久文化历史元素融入旅游产品中，提高旅游纪念品价格和文化价值。以民族舞蹈、传统服饰、与游客共舞等方式吸引游客参与，增加游客兴趣、体验感及对社区文化的认同感。此外，制作销售手工艺品亦是社区村民参与减贫的有效方式，如编织地毯、木刻等，可为社区家庭增加收入，创造就业机会，通过对社区村民就业技能再培训，帮助妇女、老人等补贴家庭收入。
四、南非CBET 社区参与及其乡村减贫内在机制
（一）CBET 社区参与：赋权、认同与一致行动Arnstein 参与者阶梯理论指出（图3），赋予权力是较高层次参与水平与行动力[15]。参与目的是权力再分配，使社会以更为公平方式重新分配利益和成本[16]。在本质上，南非CBET 社区参与模式以赋权社区为核心，赋予社区村民参与社区生态旅游的计划权、决策权、监督权、管理权和资金使用权，为其参与乡村减贫提供有力合法性渠道，是一个从“无参与、被动参与”转向“主动参与、实质参与”的过程。研究指出，为了使南非地方社区有知识和信心，需赋予其权力，使其对旅游业形成一定控制[17]。该做法使村民能以主人翁地位主导命运，把控社区发展方向，增强社区村民积极性和主动性，有效激发社区发展内生动力。同时，社区村民提升CBET 实践和社区认同感，从而形成内在社区共识和凝聚力，创造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减贫一致行动力。赋权渠道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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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小龙等：社区主导、旅游反贫与乡村振兴实践——以南非偏远村落CBET 减贫为个案第1期一是经济赋权。经济权利是社区村民最关心的基本权利，引导社区村民经济收入多样化发展，如出租房屋、售卖手工艺品、任职于社区周围自然保护区等。通过CBET 经济赋权，社区经济获得稳定增长，许多家庭因此得到可持续性经济来源，多数村民家庭房屋、水源等基本生活保障大幅改善。但在CBET 发展初中期，此赋权存在些许不足，创造工作多为低水平低层次，村民缺乏必要知识和工作技能。
二是政治赋权。政治权利是社区参与CBET 的根本，建立社区委员会，设计社区合理政治结构和议事程序，赋予村民一定话语权、管理权、参与权和决策权，为社区弱势体提供可发声平台，使诉求疑虑得到有效反馈，为各方主体公平利益分配提供制度基础。但受部落权威者地位和威望影响，少数乡村社区发展初期可能出现村民被排除决策之外的状况。
三是社会赋权。通过加强教育培训供给，为妇女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一定程度上，CBET 有利于当地社区经济发展、生态稳定、社区凝聚力、家庭和谐和个人幸福指数提升，如建造培训中心、改善道路条件等。但随着经济发展，新观念冲击村民传统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利益至上”成为部分社区村民新追求，传统美德遭到一定程度漠视，各利益主体为利益最大化，竞争、嫉妒、攀比陆续呈现[18]。
四是心理赋权。通过对村民精神改造，以精神共同体塑造重建社区文化自信[19]。如通过组织各类活动
丰富社区精神生活，增加社区村民信任感、认可度和参与积极性。村民认同社区文化历史会极大程度提高其自尊心，接受教育培训机会亦增多，同时，弱势体乐于参与到手工艺品制作销售中，不仅增加其收入，更提高社会价值。但在社区资源利用方面，资源破坏逐渐成为南非乡村社区现实问题。
图3公民参与阶段与八大层次
（二）CBET 利益相关者：合作管理与联动共治
权利赋予和让渡使各利益主体形成平等参与、合作与联动共治关系，实现更高效公平的物质资源分配、知识共享及实现自身发展。在旅游规划方面，Haywood 指出社区参与是所有利益相关者（地方政府官员、当地公民、建筑师、开发商、商人和规划师）共同决策与成果共享过程[20]。故社区生态旅游发展需各主体共同努力，在理念定位、旅游规划、事务决策、产品设计等方面形成有效参与和善意合作。从南非乡村社区CBET 实践经验看，某些社区CBET 合作程度和凝聚力较高，少数存在严重冲突。利益相关者涉及主体主要包括：第一部门（政府组织）、第二部门（私营组织）、第三部门（非政府公共组织和社区村民）。总体上看，政府部门是监督者、调控者与引航者，私人组织是促进者与影响者，第三部门是参与者、表达者与落实者。各利益相关者角定位、利益诉求与具体职责见表1。表面性参与、被动性参与
（信息单向流动）
主动参与、实质参与
（双向互动）
授权公民控制
占有资源和行政控制合作安抚咨询
拥有当权者赋予的权力与当权者共同决策组织意见并寻求改善公开听取参与者意见了解政府给予的信息告知
操纵
让公众支持自己政府为主参与层次与梯度低高
彻底的假参与
（无交流）
参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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