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高考3年模拟121
王一楠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
【摘 要】 苏轼的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后赤壁赋》在宋代便具有广泛的受众基础和多样的媒介表达，但“赤壁三绝”获得经典地位并非一蹴而就。两宋时期，文本传播的过程中存在三重张力，且其带来了赋与词在传播时间上的差异。这三重张力，其一存在于苏轼的文本特性与当时的文坛环境之间，其二存在于作者、读者的传播意志与多元艺术媒介之间，其三存在于作者受皇权主导的政治声誉与实际文化影响力之间。作者、媒介与政治塑造间的互动关系揭示了经典文艺作品生成过程的复杂系统性。
【关键词】 苏轼；赤壁赋；跨媒介；传播
文学史的积累使得怀古咏史文学在唐代进入了空前繁荣的阶段，也为作为历史遗迹的“赤壁”从物理空间到文化空间的递迁创造了条件。纵使存在着延绵千年的地点论战，“赤壁”在指涉三国战事的基础上，仍逐渐成了一个常见的艺术主题，该主题也因此具有了相对固定的怀古叹今的文学模式和情感意涵。而使
得赤壁怀古文学达到难以逾越之高峰的，无疑是北宋士大夫苏轼的“赤壁三绝”：《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后赤壁赋》。“赤壁三绝”一方面引发了对赤壁文学主题的广泛应和，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多元媒介的流转，在其问世的940年间，形成了“一时谪向黄州去，四海传为赤壁图”（张之翰《赤壁图》）的独特艺术景观。
经过时间的淘洗与现代性的祛魅，“经典”是如何在众声喧哗之中成为“经典”的，其原因并非自明。深入考察“经典”问世初期的文本接受、作者形象以及其与历史塑造间的互动关系，以还原经典之流传情境的必要性日益凸显，而“赤壁三绝”取得其历史成就的原因，亦借由宋代经典化过程中的张力关系得以展露—它首先体现在“赤壁三绝”的文本特性与其所处文学环境的交锋中，其次体现在苏轼克制的传播意愿与受众利用多种艺术媒介积极助关于老师的歌曲
中的张力新探
122艺术学研究 2022年第6期
[1] 王兆鹏、郁玉英：《宋词经典名篇的定量考察》，《文学评论》2008年第6期。
[2] 德国哲学家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 ，1833—1911）认为历史研究的根本愿景是充分、全面地理解自己的研究对象，他坚持人本主义导向，认为“归根结底，在历史的任何一个关节点上产生某
种影响的，都是存在于人类本性的核心和宽泛的历史生活所具有的普遍脉络之间的互动，而且，存在于生命本身和历史之间的最根本的联系，就是这种互动”。这一观念对当代历史研究影响深远。参见[德]威廉·狄尔泰：《历史中的意义》，艾彦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32页。[3] 苏轼撰，王松龄点校：《东坡志林》卷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页。[4]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八，清乾隆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5]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五十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册，第1569页。
推的矛盾上，最后体现在强权意志对苏轼的接受与苏轼的实际文化影响力的错位中。
虽然已有学者通过定量统计的方式计算出历代词选对“赤壁三绝”的选择总数、点评量与唱和量，为验证其突出的文学地位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数据[1]，但“赤壁三绝”施加于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影响其实并非一蹴而就地产生的。在“作者—读者”的授受关系之外，诸多环节和媒介的存在，使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成为一个复杂的系统性事件。比之试图寻文本与意义之间精确的对等关系，或者不假思索地接受统计数字带来的科学结论；深入系统的过程，以其尽可能关注细节的中立立场，更能靠近意义的生成场域。此种狄尔泰式[2]的发生学视角既是人本主义历史研究的应有之义，亦是本文重估赤壁文本传播史中所存张力的根本动机：文学的本体指向人的生命存在，文学的周遭世界和历史空间亦如是。
一、“赤壁三绝”与文风之变
从吴国史官韦昭的《伐乌林》到庾信的《哀江南赋》，从李白的《赤壁歌送别》到杜牧的《赤壁》，历朝历代都留下了传唱甚广的“赤壁”名篇。及至北宋，在话本小说的助推下，三国旧事更从故纸堆中走到寻常巷陌。苏轼曾转述友人的言论描述三国故事在大众当中的流行程度，“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3]。《苕溪渔隐丛话》中引北宋学者王得臣《江夏辨疑》说：“周瑜败曹公于赤壁，三尺之童子，能道其事。”[4]由此可见，三国主题通俗文学的普及创造了广泛的情感共鸣，而激起鲜明爱憎的善恶二元叙事结
构在其中功不可没，这进一步在阶层、数量及年龄方面拓展了苏轼“赤壁三绝”可能的受众范围，雅俗共赏的认知基础是前朝仅作为怀古诗题的赤壁文学所不具备的传播土壤。
“赤壁三绝”的文体风格亦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以文为赋”“以诗为词”，是理解“赤壁三绝”文体风格的有效途径，尽管它是一种简单化的表达，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苏轼改变了过去的赋与词的写作方式。从铺叙为主的汉代大赋到工巧的六朝俳赋，再到讲求对仗的唐代律赋，赋体始终未能摆脱音律押韵的限定；但苏轼的《赤壁赋》与《后赤壁赋》在保留古赋特征的同时，以长短错落的句式和融为一体的写景、问答、议论打破了文体的桎梏，使赋文像行云流水般恣意纵横。《念奴娇·赤壁怀古》也不
复“念奴娇”词牌内容以往的婉媚承平，其中的英雄形象和历史视野锻造出空前旷达的气势，为长期被视作艳俗小技的宋词带来巨大革新。这种改变出于苏轼的自觉，他
有着向以柳永为代表的柔媚风格“宣战”的意图。在与陈慥的通信中，苏轼这样自得地看待自己的创作—“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5]。而他的写作风格也的确
123经典生成：苏轼“赤壁三绝”宋代传播过程中的张力新探
丰富了词作的体式、语言、题材和意境，开辟了豪放词的新流派。
《赤壁赋》《后赤壁赋》对无限时空的沉思，《念奴娇·赤壁怀古》对过往历史的追念，均表达了作者强烈的主体意识，也突出呈现了新文体背后的根本思想特征—“以意为先”。苏轼曾引申孔子所谓“言之不文，行而不远”“辞达而已矣”，认为文章应以达意为宗旨，以规矩章法来衡量文章的标准是错误的，“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1]。他还曾在《文说》中总结性地把不泥典故、不拘小节的创作过程比作万斛泉涌，强调一种不为体裁桎梏的自由表达。这种观念与文学的整体变革密切相关，北宋初期文坛延续了晚唐的华丽诗风，盛行风格秾丽的西昆体。但时代风潮下知识分子对义理学、性理学的青睐，促使韩愈的“道统”论再次盛张，以周敦颐为首的理学家提倡“文以载道”，古文运动由此兴起。经过欧阳修领导的文学改革，北宋中期的诗文已具有骈散结合、朴素流畅、自由徐缓的新文风。“文以达意”的审美追求，是革新浪潮中的又一面旗帜，而文风的平淡素朴，正是苏轼标榜的“绚
烂之极”。在《清波杂志》的记载里，苏轼曾用浅俗的类比解释唯一的作文之法，“譬如城市种种物，欲致为我用，有一物焉，曰钱，得钱则物皆为用。作文先有意，则经史皆为我用”[2]。这种看似平铺直叙的表达方式恰恰代表着文学航向的彻底转舵。
正如所有改革和创新一样，这种变化带来的不尽是时人的溢美之词。对于苏轼的文学风格，友人陈师道批评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3]学者对苏轼的还集中在其辞赋“不入律吕”的特点上，如南宋张戒因为“子瞻以议论作诗”而直言诗“坏于苏黄”[4]。但陈师道与张戒眼中的缺点，恰是苏轼文辞传播的优势。不事雕琢的风格和晓畅简明的韵律使它获爱于当时的精英阶层，并更容易被大众记忆和传唱。北宋江西派诗人晁冲之曾对章楶与东坡的作品作出直观比较：“章楶质夫作《水龙吟·咏杨花》，其命意用事，清丽可喜。东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吕，徐而视之，声韵谐婉，便觉质夫词有织绣工夫。晁叔用云：‘东坡如毛嫱、西施，净洗却面，而与天下妇人斗好，质夫岂可比耶！’”[5]曾敏行在《独醒杂志》中所录轶事更直接地证明了这一点。苏轼在徐州时，曾惊诧地发现他刚完成还未示人的词作已在城中哄传，询问得知，词曲是从夜间巡逻的士兵队伍中传出来的。苏轼于是召见士兵询问，对方答：“某稍知音律，夜宿张建封祠，闻有歌声，细听乃此词也。记而传之，初不知何谓也。”[6]“不知何谓”竟已满城传唱，此一例足以说明苏轼词文在声韵上的易散播性和潜在受众的广泛性。即便如陈师道一般直白的批评，也难免将苏轼与一代文宗韩愈相提并论，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苏轼作品“不能不谓之别格”的突破价值。
[1]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四十九，第4册，第1418页。
[2] 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612页。
[3] 陈师道：《后山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09页。有必要指出，《后山诗话》是否为陈师道所作，自南宋陆游起便存在争议。但谷建在《〈后山诗话〉作者考辨》一文中对疑者论据予以有力驳斥，指出尚无确凿证据可证其伪，本文采纳其说。参见谷建：《〈后山诗话〉作者考辨》，《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4] 张戒：《岁寒堂诗话》，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55页。
[5] 朱弁：《曲洧旧闻》，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58页。
[6] 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第5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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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沉默”的作者与主动的读者
（一）再论苏轼对“赤壁三绝”的态度
有研究指出，苏轼在世时，《念奴娇·赤壁怀古》并没有引起重视，谈及它的词话、笔记
非常罕见[1]。但“前后两赋”在当时便被广泛传
颂，甚至儿童亦能背诵[2]。究其原因，作者本人
的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词与赋二者在传播
效果上的差异。
苏轼的友人李之仪称：“东坡自以前后《赤壁》为得意。”[3]而这其中并不包含《念奴娇·赤
壁怀古》。而且，苏轼的确常于兴酣之际吟
商住两用房诵《赤壁赋》，这甚至是他的日常之乐。僧赵茜 比基尼
人金镜曾记录与东坡的交游情景道：“（东坡
先生）饮半，剧述前望游赤壁之胜，起而抚松
长啸，朗诵《赤壁赋》一过。”[4]另一条史料也
能彰显作者的偏好，当苏轼向他人分享美食做
法与品鉴顺序时，也不忘以吟咏赤壁佳篇作结：烂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箸。南都麦心面，作槐芽温淘，糁以襄邑抹猪，
炊共城香粳，荐以蒸子鹅，吴兴庖人斫松江鲙。
既饱，以庐山康王谷帘泉，烹曾坑斗品茶。少焉，
解衣仰卧，使人诵东坡先生《赤壁前、后赋》，
亦足以一笑也。东坡在儋耳，独有二赋而已。[5]伴香茶吟咏平生得意之作，这一自得而无端午高速免费时间2022最新通知
碍的片刻能带来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满足。但是，苏轼一生创造的名句数不胜数，何以言“独有二赋”？二赋包含着苏轼的人格气象，在谪居海外的岁月中，正是凭借这种随化自适的人生态度，苏轼才得以在芜杂世务中保有乐天精神，而这同其在饮食上的创造力亦互为表里。
除了口头传播，苏轼还多次书写二赋。在不间断的政治风暴中，若说苏轼将赤壁文本主动寄赠，是不符合实情的；但是畏缩而不敢流出片纸，却也不是苏轼的性格。元丰六年（1083），[1] 张劲松：《〈念奴娇·赤壁怀古〉宋代传播考论》，《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7期。
[2] “照僧九岁，举止如成人，诵《赤壁赋》，铿然鸾鹤声也，不出十年，名闻四方。”参见苏轼撰，王松龄点校：《东坡志林》，第38页。
朱军八卦[3]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册，第43页。
[4] 李日华：《六研斋三笔》，邓子勉编《明词话全编》，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2436页。
[5] 朱弁：《曲洧旧闻》，第153页。
[6] 王恽：《王恽全集汇校》，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082页。
[7] 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第598页。
[8] 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第609页。
[9] 在给李之仪的回信中苏轼踨蹐不安地写道：“辱书多矣，无不达者。然终不一答，非独衰病简懒之过，实以罪垢深重，不忍更以无益寒温之问，玷累知交。然竟不免累公，惭负不可言。”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五十二，第4册，第1541页。
苏轼书写《前赤壁赋》赠予傅尧俞（图1），此外，至少还有滕达道、范子丰兄弟、潘大临兄弟等人邀请他将赤壁之作挥毫落纸。元人王恽也曾得观一卷苏轼《赤壁赋》，并透露当时还有另外一卷《赤壁赋》书法流传下来，是东坡谪居惠州时的醉笔[6]。
作为当世文豪的得意之作，“前后两赋”也深得苏轼的友人们喜爱。但经历“乌台诗案”之后的苏轼深切明白自己是因言获罪，他对作品的钟爱是一回事，将作品散布又是另一回事。《西园闻见录》记载，苏轼在从湖州被押解回京的途中，“亲朋皆与绝交，道出广陵，（鲜于）侁独往见，或劝将平日往来文字书问焚之”[7]。无论是试图搜罗苏轼新罪证的政敌，还是钦佩和爱护苏轼的友人，对他和他文章的关注并没有因为远谪而平息。苏轼自黄州移居汝州，偶作辛词，当地太守即刻拜访劝解，请他缄口自保，切勿示人[8]。
这是何等谨小慎微，却很必要。贬居儋州之后，苏轼怕连累亲友，对问好的书信都不敢轻易作答[9]。所以在赠傅尧俞的《前赤壁赋》卷
125经典生成：苏轼“赤壁三绝”宋代传播过程中的张力新探
末，苏轼才会请求傅将手书“深藏不出”，因为自己“多难畏事”，仅有一二人见过他过去一年写就的赋文。
种种迹象表明，在贬居时期，苏轼仅欲与至亲好友分享赤壁之作。不过，这些应邀而作的书法仍然为“赤壁三绝”的传播提供了源头式的介质。笔者过去的研究指出，“赤壁三绝”几乎是同步进入了绘画表现的领域，现存美国纳尔逊—艾尔金斯博物馆的乔仲常《后赤壁赋图》卷是存世最早的“东坡赤壁”主题画作，它与传为苏轼“出子”的北宋宦官梁师成、皇戚赵令畤有莫大关联，而朝臣画家李公麟、驸马王诜也极可能在元祐年间（1086—1094）描绘过同一主题的作品。这些书画作品与苏轼的文人集团及当世的追随者紧密相关，可被视作圈层互动的私密产物[1]。
虽然苏轼对“前后两赋”的“偏爱”影响了当时读者的择取，但后者在传播媒介的选取方面也展现出与作者意愿的差异。与书画收藏的近交性、私人性不同，“赤壁三绝”经典化进程中的重要媒介—石刻与文集更具公共效力，后两者极大增强了前后《赤壁赋》的传播效果。
[1] 王一楠：《历史中的“龙眠赤壁图”与“晋卿赤壁图”》，《荣宝斋》2017年第9期；王一楠：《意义阐释与图式变体：传乔仲常〈后赤壁赋图〉新论》，《中国美术研究》2020年第3期；王一楠：《图像之外：乔仲常〈后赤壁赋图〉流传史中的记忆钩沉》，《中国书画》2022
年第4期。
图1苏轼，《前赤壁赋》行楷长卷，北宋，纸本，23.9厘米×258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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