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
著名⽣态学家奥德姆（E. P. Odum）在《⽣态学原理》⼀书中指出：“当然，为了满⾜⾃⼰的直接需要，⼈类⽐任何其他⽣物更多地企图改变物理环境；但是，在改变环境的过程中⼈类对⾃⼰⽣存所必需的⽣物成员的破坏性，甚⾄是毁灭性影响也越来越增加。因为⼈类是异养性的和噬⾷性的，接近复杂的⾷物链末端，⽆论⼈类的技术怎样⾼超，对于⾃然环境的依赖性仍然保留着，从空⽓、⽔和⾷物，即我们合适地称之为‘⽣活资源’着眼，⼤城市仍然不过是⽣物圈的寄⽣者⽽已，城市越⼤，对周围地⽅的需要越⼤，对⾃然环境（‘寄主’）的危害威胁也就越⼤，⾄今，⼈类是过分忙于‘征服⾃然’，⽽很少考虑到去调节由于⼈类在⽣态系统中的双重作⽤——操纵者和栖居者——⽽产⽣的⽭盾”。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到E. P. Odum对⼈类在⽣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的概述是⽐较全⾯的，辩证的。既看⾃然⼈的⼀⾯，⼴义地说，⼈也是⼀个物种，它从动物进化⽽来，在⽣态系统中扮演的是消费者的⾓⾊，即栖居者的⼀⾯；同时⼜看到⼈的社会⼈的⼀⾯，⼈类的⽣活环境不只是⾃然环境，还包括有社会环境，进⾏着社会经济⽣产活动。同时，社会经济⽣产活动⼜不断地改变着环境。因此，⼈与环境的关系，本质上区别于其他⽣物，它是社会的主⼈，是操纵者。但是在相当长的⼀段时间⾥，⼈类过分地强调了操纵者的⼀⾯，夸⼤了主观能动性的作⽤；时常看到的总是⼈类战胜⾃然的丰功伟业，⽽很少看到违背⾃然规律⽽受到惩罚的沉痛教训。换句话说，当前⼈类⾯临困境的根源就在于此。
翻开⼈类的发展史，不难看出，由于⼈⼝的增加，⽣活⽔平的提⾼，⼈类对环境的压⼒不断加强，⼈类
社会的发展过程相对于⾃然⽣态系统的稳定发展是⼀种“偏离”的过程。
⼈类⽣态系统的发展⼀般可分为四个阶段：
原始⽣态阶段。现代⼈即智⼈，起始于5万年之前，⼈类从树上到地⾯，主要依靠采集和狩猎为⽣，⼈⼝与环境之间（⼀）原始⽣态阶段
靠低密度、⼩体保持平衡。它是⼈类历史中最为漫长的阶段。⼈类与杂⾷的哺乳动物之间差别不⼤，这个阶段是⼈类三级跳系统与⾃然⽣态系统没有多⼤区别。消费者在生态系统的功能
就⼈⼝与环境关系⽽⾔，⼈⼝的变动对环境的影响微乎其微，⽽环境对⼈⼝的制约则是这种关系中的主要⽅⾯。当时的⽣态系统中，⼈类还只是普通的成员，⼈类以采集和狩猎为⽣，⼈⼝增长受⽣态系统总规律的调节，这种格局在整个漫长的原始⽣态阶段没有带来本质的变化。变化缓慢的原因，⼈⼝密度低、体⼩、劳动⼒少、不可能出现劳动分⼯，⼈类的⼒量还不可能克服⾃然环境的约束，谈不到改造环境。只是⼈开始使⽤简单的⼯具，并开始学会使⽤⽕，揭开了⼈类利⽤外能流的序幕。⽕是⼈的朋友，他带来了光明，也带来⽂明。⼈类不仅⽤⽕抵制猛兽，也⽤⽕开始熟⾷，减少疾病。⼈类开始对环境的⽀配提出挑战。
早期农牧阶段。⼤约在1.2万年前，当⼈⼝增长到1000万逼近了当时⽣态系统的最⾼容纳量。唯⼀的解决办法是寻（⼆）早期农牧阶段
⼀种能在同样空间内⽀持更多⼈的途径，原始农业应运⽽⽣。原始农业可以将⼈⼝密度从0.05⼈/平⽅公⾥提⾼到25⼈/平⽅公⾥。⼈⼝密度与接触频度成正⽐，由于⼈⼝的增加，接触频繁，经济得到交流，⼈们开始初步的分⼯。动、植物的驯化，使⼈们得到稳定的⾷物供应，减少游牧，开始定居，也开始了改变地球的过程。随着驯化范围的扩⼤和农牧技术的进步。这⼀阶段⽕已经被应⽤于制陶、冶⾦等，⼯具得到更新。⽔磨、风车、帆船的发明扩⼤了体外能流的使⽤范围，⼤⼤增加了⼈类社会对⾃然⽣态系统的冲击强度。可以这样认为，农业的起源实质是⼈类完成了从依赖⾃然⽣态系统⽽建⽴由⾃⼰控制的⼈类⽣态系统的划时代转变。⼈类从⽣态系统的⼀般成员，转变为⽣态系统的中⼼，成为⽣物圈的主⼈。
但是，农⽥⽣态系统与⾃然⽣态系统相⽐较存在有很⼤的差别：农⽥⽣态系统是⼀种简单的⽣态系统，⼀般由⼏种农作物组成；农⽥⽣态系统是⼀种短命或者说是年轻的系统；同时它是⼀种远离平衡态的不稳定系统，需⼈们⼤量的输⼊才能维持和发展。对⾃然环境⽽⾔，开始出现⾃然植被退化，森林⾯积减少，⽔⼟流失，肥⼒下降等问题。
早期城市阶段。约在6000年前，在美索不达⽶亚出现了⼈⼝集中的居住地，不久，在世界其它地⽅相继出现早期城（三）早期城市阶段。
市。⼈⼝积聚的初始化过程，把⼈类历史导⼊了⼀个新的⽣态阶段，在⽣态系统中物质循环发⽣了多⽅⾯的变化。
⾸先，绝⼤多数居民脱离了农业⽣产，⾷物要靠郊区农民提供，市民的⾷品单调，实际上也是⾷物链上的⼀个重要问题，从⽽带来了由于缺少某些成分⽽产⽣的疾病，如脚⽓病、佝偻病、坏⾎病及其它传染病。
随着⼈⼝密度的增加、劳动⼯具的改进和劳动技能的提⾼，⼈们的消费⽔平也不断提⾼，劳动分⼯专门化，⼈们改造⾃然环境的欲望更加强烈，出现了不合理开发，⼈类与⾃然之间的和谐共存的关系变得难以维持。于是⼤⾃然开始惩罚它的“主⼈”——⼈类。
最早的⼈类⽂明──巴⽐伦⽂明发⽣在底格⾥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平原，即美索不达⽶亚、现今的伊拉克。在12000年前就开始农业⽣产，早在新⽯器时代，这⾥的⼟壤植被、⽣物落已经发⽣变化。公元前3500年当地农业到了⿍盛阶段。但是1000年后，⼟地受到盐碱化的严重威胁，不耐盐碱的⼩麦退出了这⽚⼟地，⾃然⽣态环境进⼀步恶化，粮⾷产量继续下降。这时候，两河流域灿烂的⽂明再也⽆法维持下去，古⽂明的消失是⼀⾯历史的镜⼦，值得全⼈类永远记取。
现代的⼯业阶段。⼯业⾰命以后，在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下，⼈类社会发展进⼊了⼀个全新的⽣态阶段，当今世界（四）现代的⼯业阶段
⼈⼝倍增的时间越来越短，⼈们⽣活的要求越来越⾼，对环境的压⼒越来越⼤。
⾸先，对空间资源的竞争⽇趋紧张。历史上曾是传统农业的适宜地区，现在已经⼈满为患，尤其是温带平原、河⾕地带和三⾓洲的确。⽽且随着⼯业、交通和城市的发展，传统的农业体系正逐步为⼚矿、道路、机场和各类市政建筑所取代。为了补充农⽥的损失，索取更多的粮⾷和其它农产品，⼈们不得不砍伐更多的森林，更⼤规模地开发边缘地区。从本质上说，数量不断增⼤的⼈⼝与其它⽣物竞争空间资源，结果加速了其它⽣物的栖居地丧失、资源枯竭，使⽣物加速灭亡。同时，采⽤不适当的措施强化利⽤原有耕地，导致⼟壤侵蚀和腐殖质的损失，加速了⼟地沙漠化和盐渍化。
其次，⼈⼝对其它资源的压⼒也⼤⼤加强。这些资源包括淡⽔、能源、和矿产资源等。由此造成了两个⽅⾯的主要影响，⼀⽅⾯是供求关系的⽭盾激化；另⼀⽅⾯由于数量庞⼤的⾮⽣物能源和物质进⼊⽣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的过程中，⼲扰了正常的⽣物地球化学循环，造成了环境污染。
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和商业活动的加强，区域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从⽣态学的意义说，⼀个地区⼈⼝对环境压⼒的增量，可以被传递到其它地区，⽽某⼀地区的⼈⼝—环境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也可能来⾃相距很远的其它地区。举世瞩⽬的亚马逊流域热带⾬林遭到⼤⾯积砍伐，并不完全是巴西政府的责任，很⼤程度上是由⽊材需求市场引起的。⽇本等⼯业强国对本国森林管理良好、森林砍伐的限制极为严格；同时，他们⼜是巴西、东南亚和西⾮商品⽊材的最⼤买主。⼜如：导致世界最⼤的渔场——秘鲁渔场在70年代产量⼤幅度下降的直接原因是过度捕捞，⽽过度捕捞正是为了满⾜西欧、北美和⽇本的饲养业对鱼粉的⼤量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说，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没有国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