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家乡》影评
                              ——共鸣于时代的新主流电影
主流价值与主流市场的合流
新世纪以来，建立“新主流电影”的理论构想和实践探索，是基于长久以来困扰中国电影的现实，一方面主旋律电影在泛情化和商业化上呈现出困境，导致主流价值的传播效果薄弱，同时部分高票房的商业电影存在着拜金主义、虚无主义等价值观上的混乱。贾磊磊等学者曾呼吁，应该建立以经典电影的叙事模式为原型，以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为主旨，以兼容主义的美学观念为取向的主流电影，使中国传统的主旋律电影走向商业化的制片体制，同时使中国的商业电影体现出主旋律精神。
近年来出现的《中国合伙人》《智取威虎山》《战狼》系列、《流浪地球》等一批影片，为“新主流电影”的构想提供了现实支撑。这些影片创造了惊人的票房成绩，但在追求娱乐性和大众性的同时，都体现了鲜明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等主流精神；也与传统的主旋律电影不同，它们从题材选择到类型创作，从一开始就在努力寻求最大限度地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和精神认同，实现了“好看”与“正能量”的统一。
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祖国》，改写了惯用的宏大叙事方式，以新颖的“平民史观”和集锦形式，塑造了一“在伟大历史瞬间中发挥价值的普通人”，通过共情于真实生动的“我”，观众也亲历了构成全民记忆的历史瞬间，积累着“个体对国家的记忆和情绪”，最终汇成了“我”与祖国的情感洪流。
尽管有普通人的角定位和短片集锦的范式在前，当叙事的维度从历史的变迁转为当下的现实，如何让“我”和家乡的故事“好看”却更具挑战性。失去了历史的背景板，当下的新主流电影，还缺少探讨社会发展所面临现实问题的成功经验，《战狼2》《湄公河行动》等获得市场认可的影片基本遵循同样的模式，通过战、动作等类型叙事，借助于外部敌对势力的戏剧性对立而建构出与本土观众的“中国性”认同。
从“英雄赞歌”到“人间喜剧”
《祖国》作为革命历史叙事的突破在于，影片通过平民英雄的塑造，在全民记忆的历史瞬间再现中，让个体经历和“体的支持”之间寻到了最大的交集，实现了建构社会认同的集体记忆。这首动人的“英雄赞歌”以书写的转场方式串联起了繁复多样的风格类型，在现实主义基调上，有轻喜剧、正剧、悲剧、诗意表达，甚至包含寓言化的象征写意，它们犹如音乐中
的“和声”，在回响共鸣中构成了知识分子气质的祖国之歌。
《家乡》更为通俗化，是在众说纷纭个人口述中“随意”摘取的碎片。影片采用统一的喜剧类型，擅长黑幽默的宁浩、以“囧”系公路喜剧闻名的徐峥、打造“唐探”系悬疑喜剧的陈思诚，以及“开心麻花”的闫非、彭大魔和邓超、俞白眉的组合，以小品式的段落组合，构成了影片密集的“笑果”。
宁浩的《北京好人》作为第一单元，利用出的类型元素转换和巧妙的冲突设置，迅速吸引了观众，也定调了全片充满生活烟火气的故事质感。一方面是宁浩高超的类型叙事技巧，在社会下层小人物的黑幽默中，犯罪喜剧铺排得有声有，节奏张弛有度，包袱密集好看，情节反转自然流畅。此外更在人物塑造上颇见功力，葛优饰演的张北京人物表现准确到位，性格鲜明可爱。
徐峥的《最后一课》是全片情感冲击力最强的段落。范伟扮演的老师因阿尔兹海默症，认知猛然回到了当年在农村支教的时间。当年的学生们为老师还原了已经“回不去”的1992年，虚构的空间恰恰成为了实现心理真实的唯一手段。镜头在范老师的心理想象和现实的时空之间跳转，在暴雨中的奔走、孩子们出戏的段落，引人发笑的同时，又弥漫出感伤的情绪。个体
病中的记忆与苏醒后的现实，不仅自然展现出乡村的发展和变化，巧妙塑造了“情系乡村”的感人形象，更传达出扶贫先扶智的隐含主题。
其他如邓超拙劣的“骗术”反转，开心麻花的爆笑煽情，包括陈思诚的“土味”科幻，都能在保持足够观赏性的基础上，完成主题意旨的传达。采用受众面最广的喜剧类型，在商业性层面上，保证了《家乡》的好看。
大众集体情感的呼应
电影作为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能够传达出民族文化心理的嬗变、时代观念的更迭和社会意识的变化。就影片的观感而言，《家乡》是欢笑与眼泪齐飞的，它有一种“特别”的动人魅力。
《祖国》与《家乡》两片能实现口碑与市场双赢，体现出当下中国主流电影创作者在艺术观念上的“自觉”，即观众对电影产品的接受和消费，既有满足娱乐需求和社交需求的外在动因，更有寻求心理满足和情感认同的内在动因。
《祖国》成为2019年国庆档期的爆款，总制片人黄建新认为和整体的社会环境与时代局势有
关。随着民族复兴和大国崛起之势，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空前高涨，承载着国家情怀和民族记忆的文化产品切合了公众需要。为《祖国》而流的眼泪，是影片激发观众心绪澎湃的动情。
而《家乡》让人动情之处不同，在这部以空间为轴线，“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的故事中，“家乡”已不只是一个地理的概念和回忆的对象，更是情感的汇聚之地。那些改变“家乡”面貌的普通人身上，让观众共情的并非是艰辛不易的脱贫或扶贫行为本身，而是所承载的人伦情感，它们让“乡”有了“家”的意义。
有什么好看的喜剧片在中国传统的“戏剧美学”叙事中，“家”是一个特殊的空间，当“时间、空间、人物”相对集中时，空间作为人物的栖息地以及其本身所附带的各种象征含义，使得其重要性获得了相对提升。《家乡》与观众心理现实最贴切之处在于，现代化所带来的去位置化、异化让城市中的“无根”和“乡愁”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集体心理，给予普通观众“家”的补偿，成为了影片“动人”的密码。
张北京和表舅之间的少年情谊、黄渤对初恋爱人的难以释怀、沈腾对妻子（马丽）的善意欺骗、邓超对养母的信守誓言，都指向了“家人”之间的伦理情感的维度；村民们为范老师虚构1
992年，闫妮在老师坟前的祭拜，既是报恩，也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类伦理情感表达。
商业电影用审美的方式把人内心的感性呼唤起来，这就是大众集体心理需求。我们或许可以说《家乡》所遮蔽的恰恰是“乡土”的现实，但这也是成熟的商业电影处理社会矛盾的一种意识形态策略，比如好莱坞，“它首先将阶层之间的冲突转化为个体之间道德善恶上的冲突，然后通过叙事手段将冲突激化和解决。”以此暂时化解社会矛盾带来的集体焦虑的同时，也实现了对主流价值的确认。
毋庸置疑，新主流电影的发展依旧任重道远，在社会效益当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的时代要求之下，作为献礼片的《家乡》和《祖国》，如何用电影艺术折射和呼应时代，建构集体记忆和呼应大众情感，对后来的创作有着借鉴和参考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