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大学山城办学记
作者:裴高才 周挥辉
来源:《红岩春秋》2020年第10期
        “作育英才,鞠躬尽瘁;高风亮节,师道永继。”这是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万国权对恩师陈时的追怀。作为中国私立大学开山,陈时(1891-1953)自民初创办中华大学后,四十年间结合学校自身特点,立校训、办校刊、唱校歌等,营造良好的校園文化,使德、智、体、美、劳“五育”协调发展。抗战时期,中华大学迁至重庆,度过七年时光。近年,我们通过在海峡两岸查阅原始档案,再现中华大学于重庆弦歌不辍的校园风采。
        “中华”校歌山城激荡
        作为加入同盟会的辛亥革命教育家,陈时于抗日烽火之际,断然拒绝日本“朋友”的利诱,将武昌中华大学西迁重庆。陈时十分关注国民的国格、人格等道德教育。身为连任四届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2月,他在参政会上提出《急救沦陷区青年充资敌用案》。同时,他根据学校发展中出现的新变化,与时俱进,将校训“成德达材,独立进取”修改为“成德达材,合作进取”,还亲自执笔为中华大学创作了校歌。歌词云:
        江汉汤汤,大别苍苍,武昌首义放出五千年历史的光芒。中华大学随中华民国同年诞降,达材成德,三民大同,与河山俱永,与国族人类以无疆。
        歌词写好后,陈时请颇具音乐天赋的学生彭厚荣谱曲。彭厚荣读完歌词,顿感激情四溢,很快谱好曲子。为慎重起见,学校教务长严士佳亲自将曲子送到位于重庆江津的武昌艺专,请知名音乐专业教授核定,深得专家赞赏。经学校大地合唱团首次推出后,慷慨激昂的校歌常在师生中传唱,从而激发了师生在校园排演爱国歌曲、参加各类文艺活动的积极性。学校的抗战文艺宣传活动搞得热火朝天,大地合唱团也因此闻名山城。
        虽然大地合唱团是业余团体,但团员们满腔热情,经常在校内不定期举行汇报演出。每次演出,都有男女声独唱、小合唱、大合唱等形式。杜寿琛在演唱会上曾担任花腔、女高音独唱。她唱过中文歌《玫瑰三愿》,也唱过英文歌《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I'm The Echo》、电影《翠堤春晓》主题歌等,极受师生欢迎。
        学校还有一个十分活跃的英语歌曲合唱团或俱乐部(Glee Club),由留美归来的文学院院长兼外语系主任邹昌炽组织创办。他结合语言学、外国文学史、英语诗等课的教学,以西方人幽默、生动有趣的形式,既调动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又丰富学生课外文娱生活。邹昌炽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及繁重的授课任务,亲自教学生唱歌。唱过的歌曲有《马赛曲》《美国之歌》《老人河》《老黑奴》等世界名曲。每周集中练唱一次,每次参加演唱的有30多人。
        “男儿血,疆场流,屈服是死奴。千年耻,万年羞,只有战!战!战!我们的血,我们的头,与山河共去留!”据中华大学校刊《中华周刊》载,仅在1937年下半年,中华大学师生就排演了《决战歌》《国旗歌》《救国进行曲》《救国军歌》《救中国》《打回老家去》《保卫中华民族》等节目。中华大学的抗战歌声,从武昌校区一直唱到重庆校区。
        募捐“中华大学号”
        在引领演唱中英双语歌曲的同时,陈时还鼓励师生排练戏曲、话剧,投身宣传抗日。战时的重庆,中国的电影、话剧编导和演员云集于此,因而掀起了一股话剧热。各大剧场争相上演名剧,《虎符》《棠棣之花》《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等对激励士气、宣传抗日起了积极作用。中华大学的万国权、许桂珍、袁宝珍、项本仁、梅少乐、余自强等,在学校组织了话剧社,于重庆大专院校中颇有影响。他们担任主角,先后演出了《野玫瑰》《柳暗花明》等大型多幕话剧。这些话剧不仅在校内演出,还被一些工厂、学校请去公演。
        在渝的名演员多次来中华大学指导排演,话剧社的同学也曾到重庆南岸弹子石的影剧演员驻地参观。有一次在重庆“麦利”咖啡厅,同学们还和白杨、黄宗英、陈天放等名演员进行交流座谈。项本仁同学的反派角表演技术曾得到他们的辅导传授,许桂明同学以后进入了
电影圈。话剧社还经常组织同学到抗建堂、国泰、银社等大型剧场进行观摩,结束后又在励志社等处组织座谈。
        那时,中华大学1940级学生万国权,已列在渝京剧名票之林,尤工花脸。陈时为了弘扬京剧,同时也为了丰富校园文娱生活,特指导万国权成立国剧研究社。演员们吊嗓、排戏均在龙门浩街,每当开展活动,门窗外伫立观听的戏迷很多,连文学院中文系主任鲁润玖也常在墙角倾听。
        国剧社经常演出的节目有《黄鹤楼》《捉放曹》《二进宫》《打严嵩》《梅龙镇》《汾河湾》《春秋配》等。每逢校庆、教师大寿或其他节目在校演出,陈时、严士佳、鲁润玖等学校主要领导常到场看戏,有的老师还携家人前来欣赏。国剧社也常到工厂、学校、大剧场演出。重庆名票不时参加学校演出活动,学校票友在大剧场演出时也常请他们参加。
        1942年5月13日是中华大学成立30周年,中华大学各文艺团体骨干成员组织了一次支持抗战联合义演。同学们的演出十分精彩,观众踊跃募捐,最终募得一架滑翔机,取名“中华大学号”,捐予重庆抗战部队,轰动一时。
        中华大学的合唱团、话剧社、国剧社水平已相当专业,他们常常受邀同一些专业文艺剧团共同演出,也经常联络剧院进行商业演出活动,为学校筹措办学经费。如1942年春节前夕,部分剧社组织到重庆万福麟公馆为学校募捐义演,效果不错。
        在中华大学成长的票友毕业后,遍地开花,名噪中外。抗战胜利后,万国权在天津联系京剧爱好者创办了一个业余剧团,演员40多人,当时有人取名为“万剧团”。梅莉君在上海会同一程(砚秋)派艺术爱好者,组织了程派艺术研究小组,定期开展研究、演出活动。吴汉雄在武汉组织了武汉市教工业余京剧团,常到大中学校慰问演出,有时还到大剧场演出,颇受众欢迎。蔡任之、王光宇、陈自成等分别在成都、重庆、大连等地,参加京剧演出活动。蒋祖兴在渝时已是京剧名票,旅居法国后,常被邀请操琴伴奏。
        佼佼者还有女生票友刘贞模。因取得了中华大学学士学位,被台湾观众称为“方帽名伶”。 她于1948年去台湾,后定居美国洛杉矶13年,专攻程派,曾两次来北京访问程砚秋夫人梁素英,拜程派真传弟子赵荣琛为师,成为程派再传弟子。
        演讲才艺露峥嵘
        当时重庆市每年都举行演讲比赛,中华大学每次都选派学生参加。同时,中华大学还以东道主身份举办了四次大专院校的专场演讲比赛。
        商学院经济系的郑昌琳回忆,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重庆于1942年11月12日组织大专院校演讲比赛,每个大学选派一名代表参加。当时读大三的郑昌琳参加了学校的初选赛,且与另一名女同学并列第一。到底选派谁代表学校参赛?陈时决定让两人再试讲一次。
        在教室里,陈时亲自主持“半决赛”。他聚精会神地听两人讲完后,看着笔记本沉思片刻,决定派郑昌琳参赛,还就演讲时的语气、声调、手势和临场发挥等,一一进行指导。按照陈时的要求,郑昌琳背熟了定稿,讲起来铿锵有力、条理清晰。
        在郑昌琳看来,陈时修订后的演讲内容,虽然过去了数十年,仍余音缭绕。他回忆道:
        青年时的聆教,使我记忆犹新,记得我选的题目是“国父诞辰与世界和平”,校长修改的内容中有这样几句话:用显微镜观察抗战时期的困难,要做到“知耻近乎勇”;用望远镜展望光明的前途,“国难可以兴邦”。最后的结论是:“有了孙中山先生的诞辰及其终生的努力,才能推翻清朝,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有了民国的建立,才能有亚洲的和平;有了亚洲的和平,
才能有世界的和平。”最后由评判员开会研究,宣布结果和发奖品,在三十几所大专院校中我被评为第四名,为学校赢得了荣誉。实际上这种荣誉是老校长的教导有方。
黄宗英        不仅如此,中华大学于1939年在重庆举行的大后方学子“抗战建国”论文比赛中,也曾荣膺优胜奖。在抗战时期举行的四次大专院校国语演讲比赛中,“中华”队均进入团体前四名。
        烽火岁月学术张
        战时重庆人才荟萃,校长陈时充分利用其影响力,极力邀请各界知名专家学者来校任教、讲学与演讲。这样,既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又可扩大学校的社会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