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当代文学的命名
最早使用当代文学这一提法的,是50年代后期文学研究机构和大学编写的文学史著作,象华中师院中文系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写于1958年,1962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山东大学中编写的《1949―1959中国当代文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当代部分纲要》(内部铅印,未正式出版)等.从那时开始,"当代文学"作为与"现代文学"相衔接和相区别的分期概念得到认可.
b."当代文学"命名的原因
在50年代后期,为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文学命名,是最主要的动机.
"五四"文学革命之后,对在这一"革命"中所诞生的文学的描述,是指称其为"新文学". "新文学"的概念具有这样的含义:从"历时"的角度而言,是表明它与中国"古典"的,"传统"的文学的时期区分;从"共时"的角度,则显示这种文学界的"现代"性质,即在题材,主题,语言,文学观念上发生的重要变革更替.
到了三四十年代之交, "新文学"这一概念在具有左翼倾向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那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在他们的论著中,"新文学"被解释为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分不开的,在性质上是属于"革命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
建国后,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必然地出现一种新的性质的文学形态,这样,到50年代后期,"新文学"的使用已大大减少,开始出现了以"现代文学"加以取代的趋向,而"当代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的这一理解,一直延续到80年代以后的若干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中.
c.什么是"当代文学"
北大的洪子诚教授认为:"中国当代文学"首先指的是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其次指的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的文学,它限定在"中国大陆"这一范围之中,台湾,香港等地区的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在文学史研究中如何"整合",需要提出另外的文学史模式来予以解决;"当代文学"的另一层含义是,它的文学时间,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一体化"趋向的全面实现,到这种"一体化"的解体的文学时期.
寻根小说:
八十年代中期，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1985年韩少功率先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在这样的理论之下作家开始进行创作，理论界便将他们称之为"寻根派"。综合来看，"寻根派"的文学主张是希望能立足于我国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国民的劣质，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我们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价值标准，努力创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学。从作家选取的某个地域做为切入文化层面基点的角度来分析，可以把"寻根文学"划分为"城市文化寻根"和"乡野文化寻根"两个大范围。代表作家有阿城、张承志、韩少功等。
写实主义:
这是一个在艺术创作尤其是绘画、雕塑和文学、戏剧中常用的概念，更狭义的讲，属于造型艺术尤其是绘画和雕塑的范畴。
无论是面对真实存在的物体，还是想象出来的对象，绘画者总是在描述一个真实存在的物质
而不是抽象的符号。这样的创作往往被统称为写实。遵循这样的创作原则和方法，就叫写实主义。与写实主义（或者大致可称为具象主义）相对的概念是抽象主义。
马原的“原小说”
马原式的形式感、叙事方式、语言形式在中国当代小说界变得光彩夺目。马原以他的文本要求人们重新审视“小说”这个概念，他试图泯灭小说“形式”和“内容”间的区别，并正告我们小说的关键之处不在于它是 “写什么”的而在于它是“怎么写”的。他第一次把如何“叙述”提到了一个小说本体的高度，“叙述”的重要性和第一性得到了明确的确认。
马原的意义在于他是中国当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形式主义者，他第一次在实践意义上表现了对小说的审美精神和文本的语言形式的全面关注，并把文学的本体构建当作了自己小说创作的绝对目标。虽然，在中国的文论话语体系中，“形式主义”并不是一个肯定性的正面范畴。但是马原为“形式主义”翻案、正名的决心非常坚决。他意识到“形式”是一个突破口，它最具有“视觉”效果，最能够以感性而直观的方式回应人们对“现代性文学”形象的期待，也最能够摆脱与意识形态的正面冲突。因此，把“形式”极端化而上升为“形式主义”是马原最重要的文学策略。正是借助于极端的“形式主义”，马原的小说具有了“先锋性”，它不仅与传统的文学截然
有别，而且与其时大红大紫的新时期主流文学也格格不入。用李劼的话说“马原的形式主义小说向传统的文学观念和传统的审美习惯作了无声而又强有力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原的形式主义小说，乃是先锋文学最具实质性的成果。这种形式主义小说的确立，将意味着中国先锋文学的最后成形和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的最后完成。”[⑧]这样的评价在今天看来，不免有点夸张，但是在那样的时代却是再自然不过了，在文学界对“现代性文学”普遍的焦虑和狂热的期待中，马原正是那个想像中早该来到的“果实”，尽管有点青涩，尽管有点“难懂”，但是大家还是如获至宝，觉得非常解渴。――这就是告别了旧时代的现代性的文学，这就是自由的独立的文学，这就是富有创造性的文学，这就是脱离了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的文学，这就是走向世界的文学，这就是我们所追求和需要的文学。总之，马原提供了关于“现代性”文学的“样板”，回应了“什么是现代性文学”的问题，也满足了那个时代关于“现代性文学”的所有想像。他是当之无愧的“文化英雄”，多年之后回想起来，马原自己也难免洋洋得意，“先锋小说实际是继承了西方小说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的现代派运动，就是小说从‘写什么’转向‘怎么写’，是小说形式和观念上的一场革命”[⑨]。
马原的聪明之处在于，他并不仅仅把“形式主义”停留在形而上和观念层面上，而是力图把“形式主义”落实到“技术”和“操作”层面上，这就使得马原式的先锋小说不仅“好看”，而且还具有了
表演性和示范性，这对于急于摆脱旧的文学枷锁，而又对新的文学图式感到茫然的中国作家来说，无疑是一剂良药。马原不仅展示了什么是“现代性”的先锋文学，而且还教会了人们如何去实践这种先锋文学的方式。“怎么写”是马原小说形式主义话语的核心。他对“叙述”的发现和强调，对虚构的重视，都标志着一种崭新的文学观的诞生。在这种文学观中，“写什么”变得不再重要，与“写什么”有关的在中国主流文学理论中有举重轻重地位的真实性问题、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生活的源泉问题等等都逐步被消解了。而“元虚构”、拼贴式结构、语言的自我指涉、神秘性和偶然性的风格等“技术”性因素开始上升为小说的主体，中国新时期文学从此开辟了一条“另类的线索”。
七月诗派:
“七月诗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很有影响的诗歌流派，因胡风主编的文艺期刊《七月》而得名。它横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时期，是我国新文学史上存在最久的一个诗歌流派。
1937年9月11日，胡风主编的《七月》文学周刊在上海创刊。取名“七月”，编者是要让读者不要忘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七月，立志把宣传和鼓动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作为这个刊物的
光荣使命。以后，胡风先后主编了《七月》周刊（上海）、《七月》半月刊（武汉）、《七月》月刊（重庆）、《希望》月刊（重庆—上海），并主编了《七月诗丛》、《七月文丛》和《七月新丛》三套丛书。从广义上说，凡是在这些刊物和丛书上发表过诗作的作者，都可称为“七月诗派”的诗人。
九叶诗派：
九叶诗派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末期产生的诗歌流派，他们更直接更深刻地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时有更深刻地感受到民族的灾难。他们有着共同的追求，这是特别注重是个本身价值的一，如其代表诗人辛迪所说“我的是宁愿让一个读者读一千遍，也不愿让一千个读者只读一遍”他们要求坚持文学的本身价值和独立传统，在艺术和现实之间求得平衡；他们还追求个人与时代的融合，主张必须以血肉的感情书写思想的探索，首先是思想自己，思想希冀与一切社会历史生活的严肃关联，既要有凝聚的沉潜德育深切的个人投掷，又要有全局的把握和超人的目光。;
朦胧诗派：
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诗派，其代表人物有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作为一个创作体，“朦胧诗”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形式，也未曾发表宣言，然而却以各自独立又呈现出共性的艺术主张和创作实绩，构成一个“崛起的诗”。关于朦胧诗曾在当时文坛引起论争。“朦胧诗”精神内涵的三个层面是：一揭露黑暗和社会批判，二是在黑暗中寻光明、反思与探求意识以及浓厚的英雄主义彩，三是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人”的特别关注。“朦胧诗”改写了以往诗歌单纯描摹“现实”与图解政策的传统模式，把诗歌作为探求人生的重要方式，在哲学意义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朦胧诗”的崛起，也是中国文学生命之树的崛起。
新歌剧』
1953年起，新中国歌剧开启了专业化和建立剧场艺术的历史帷幕，李伯钊创作的《长征》，是在歌剧舞台上表现领袖形象的首度尝试。
『第四种剧本』
"第四种剧本"的提法认为要突破"工农兵剧本"("工人剧本--先进思想和保守思想的斗争；农民
剧本--入社和不入社的斗争；部队剧本--我军和敌人的军事斗争")的既定框架和公式。杨履芳的话剧《布谷鸟又叫了》，反映了农村青年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追求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的新思想。岳野的《同甘共苦》、海默的《洞箫横吹》，赵寻的《还乡记》等作品都属于"第四种剧本"。老舍的《茶馆》则被视为"第四种剧本"中最优秀的剧作。
『"归来的诗人"』
"归来的诗人"主要指由于政治及其相关的原因，50年代中期以来被迫完全终止创作或根本不能公开发表作品，到70年代末期又陆续回到诗坛的诗人。包括在"胡风 集团"案件中受到牵连的诗人，在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的诗人和在五六十年代褊狭的艺术观念支配下从诗坛上自觉消失的诗人等。
『"崛起的一代"』
"崛起的一代"主要指70年代末期以后涌现的年龄在20岁至40岁之间的青年诗人。具体包括：
①延续五六十年代诗歌主流"传统"的诗人，如雷抒雁、张学梦、叶延滨、杨牧等；
②在""中成长的具有反叛和变革意味的朦胧诗人，如食指、北岛、舒婷、顾城等；
黄宗英 ③80年代以后出现的更年轻的诗人，如海子、骆一禾、西川等。
『"白洋淀诗"』
诗的秘密写作的另一，是当时的革命浪潮中的"知青"。在北京、河北、福建、贵州等地，都有这样的诗歌写作活动，有的且形成某种"落"的性质。他们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写诗，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自身处境有关。这是"运动"的落潮期，其诱因和动机，来自对"革命"的失望，精神上经历的深刻震荡，和个体对真实感情世界和精神价值的探求。
『朦胧诗』
新时期重要的诗歌创作潮流，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而得名；代表性诗人和作品有，北岛的《回答》、舒婷的《致橡树》、顾城的《一代人》等；曾创办民间诗歌刊物《今天》；侧重表达对""政治神话的抗争和反思，对自身价值的追问与探求，对自由理想的追寻；从整体上改变了当代诗歌的基本格局和基本风貌。
『"哀悼散文"』
"哀悼散文"重要作家作品包括：
①悼念领袖人物类：毛岸青和邵华的《我爱韶山的红杜鹃》、巴金的《望着总理的遗像》、何为的《临江楼记》、杜宣的《刻骨铭心的教诲》、廖承志的《我的吊唁和回忆》、曹靖华的《小米的回忆》、陶斯亮《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薛明《向党和 告》；
②悼念在""中受冤屈死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类：楼适夷《痛悼傅雷》、柯岩《哭李季》、丁宁《幽燕诗魂》、黄宗英《星》、金山《莫将血恨付秋风》、陈荒煤《忆何其芳》等。
『"反思散文"』
"反思散文"重要作家作品包括：巴金《随想录》、杨绛《干校六记》、丁玲《"牛棚"小品》、冰心《怀念老舍先生》《悼念林巧稚大夫》《悼丁玲》、陈白尘《云断梦忆》《牛棚日记》、萧乾《一本褪的相册》《北京城杂忆》、黄秋耘《丁香花下》《雾失楼台》《"十年生死两茫茫"》、柯蓝《在记忆的海洋上飘荡》、赵丽宏《死亡余响》、韦君宜《故国情》《似水流年》，柳萌的《心灵的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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