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讲真话的赵丹
作者：暂无
来源：《检察风云》 2012年第9期
    文／吴本务
    我是看赵丹的电影长大的，小时候看《乌鸦与麻雀》，他演的“小广播”让我入迷；初中时在金城大戏院（今“黄浦剧场”）看《十字街头》，他演的失业大学生那副傻里傻气的落魄相令我难忘，还在教室里学他的俏皮样逗同学笑；高中时在大光明电影院看《马路天使》，他在阁楼上拉二胡为周璇伴奏的《四季歌》，我至今唱得有板有眼。后来在大学里聆听他的教课，他传授的“赵氏”银幕形象塑造，活泼生动，哪怕逗一个眼神做一个鬼脸也是一种艺术享受。再后来读到他写的《地狱之门》：“表演就是地狱之门，敢于做电影的人，都要有闯地狱的勇气。”心灵为之震颤，是“闯入”，不是“跌入”，更不是“步入”，他是心甘情愿且赴汤蹈火般与“地狱”打交道的。
    死亡是一场演出
    “地狱”常常与“死亡”联系在一起，赵丹对生与死是看得很透的。粉碎“四人帮”不久，他刚从“监狱”里释放
出来，常到我上班的上影文学部来聊天，鼓励年轻编剧写有深度有分量的电影剧本，说“爱情是永恒的主题，生与死也是一座挖不尽的金矿”。他在银幕上表现各种各样的“死”，不同的角有不同的“死”法，演起来十分过瘾，但他还没有演够，“真希望如《安魂曲》中的角一样，一生在演出中结束，死亡是场最精彩的演出。”
    的确，赵丹一生都在演出。儿时的他就开始与戏结缘，他自小在文化古城南通长大，父亲为官，祖父开了家影戏剧院，全家都是票友。才七岁的他更是戏院的常客，只要有戏演，他总是窜上窜下，台前台后，忙得不亦乐乎。有一回程砚秋受邀来演《柜中缘》，万人空巷，戏院满座，可偏偏没有赵丹的份，因为父亲要带他出码头走亲戚，急得他直跺脚，灵机一动溜进戏院后台行头箱里躲了起来。戏未开始，他从箱盖的缝隙间瞅见程砚秋的扮相，心里便乐开了花。哪料紧要关头“咯噔”一声，有人把行头箱锁上，此时前台锣鼓已响，他怎么使劲都顶不开箱盖，吓得哭喊起来。叫场子的杂役误以为发现了“小贼坯”，赶紧请来程砚秋，打开箱柜一看，原来是戏院老板的孙子在哭爹喊娘，弄得程砚秋哭笑不得，他这主角还没亮相，堂堂公子就抢先演了出“柜中缘”。时隔40年后，赵丹与程砚秋在北京全国政协会议上相聚，说起这段往事，逗得大伙儿开怀大笑，当年“小贼坯”变成如今“大明星”，实在是一段趣闻佳话。
    表演犹如步入地狱之门
    赵丹不止一次说过“表演并非天堂，而是地狱”，富有戏剧意味的是，当他闯入“地狱之门”后，的确演过
不少监狱戏：1948年他在《丽人行》中主演的革命工作者章玉良被捕入狱，受尽酷刑折磨，出狱后妻子已另嫁他人，但妻离子散的命运并未击垮他奋发向上的勇气，依然向着光明的路前行。1965年出品的《烈火中永生》是他生平拍的最后一部电影，他塑造的革命烈士许云峰在渣滓洞监狱里领导战友绝食斗争，与国民党特务头子斗智斗勇，最后慷慨就义，每场戏都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然而，更有戏剧意味的是，这个角在戏中的遭遇，赵丹在现实生活也同样遭遇过。抗日战争爆发后，赵丹作为抗日救亡演剧三队的主演，满怀爱国热情奔波于各地进行抗日宣传，并参加了《中华儿女》的拍摄，1939年秋，他又与好友徐韬、王为一等结队奔赴新疆开拓抗日戏剧工作，哪料当时统治新疆的反动军阀盛世才玩的是“假革命、真投机”的把戏。他们一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就被特务盯上，不久就遭迫害，被投入监狱达四年之久，就像戏中的情节一般，当他从新疆出狱回到重庆，等待他的也是妻离子散的厄运。赵丹第二次入狱是在“”中，作为“四人帮”钦定的迫害对象，他被非法投入监狱长达五年多。当时他被蒙住眼睛送往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以囚号“139”单独监禁。不知是历史的误会还是历史的笑话，过不了几天他就发现这座关押他的监狱居然就是20年前拍摄《丽人行》实景的地点。当年他在这儿是以男主角的身份在演戏，后来却成了真正的囚犯在这儿写交代，是悲是喜？真是说不清道不明。这也正应验了赵丹常说的一句戏言：“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戏与人生常常在赵丹身上纠葛一起，真假难分，难怪拍《烈火中永生》时，导演要求他去渣滓洞体验生活，他自嘲地说：“我还要体验？我在监狱里血与泪的感受，难道还不够刻骨铭心吗？”
    是的，赵丹对监狱的体验够深的了，即便如此，失去自由的他仍然没有放下艺术。尽管独自面壁，交代材料写了20多斤，他还是练就了一副狱中想戏的硬功夫：自言自语。一个演员岂能失去说话的能力？没人说话，他就对自己说，在心中与构想中的鲁迅说，与假设中的李白说，乃至齐白石的电影剧本也已在他的脑子里分好镜头了。正如他的妻子黄宗英说的：“戏是他的命根子呀！”
    赵丹有张管不住的嘴
黄宗英    熟悉赵丹的老上影人常说“赵丹有张管不住的嘴”，其中有两层意思：嘴祸与嘴馋。先说嘴祸，赵丹性格豪爽，快人快语，口无遮拦难免祸从口出。我曾采访过他的儿子赵劲，赵劲也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或许是父亲不世故，不说假话的个性带来了灾难。”此话不假。比如拍历史片《武训传》，他真心实意地赞赏武训艰苦办学的平民精神。为了演好这个清末年代千方百计让穷孩子能念书，以乞讨兴学的角，赵丹深入到武训的老家山东冠县体验生活，与乡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到穷人家孩子要求念书的迫切愿望，收集到武训当年当乞丐办学校时的朴素语言，穿上破烂衣裳，揣摩武训要饭、卖艺的举止神情，这才生动展现了武训形象，当地人都称他“武训再世”。不料影片公映不久就受到了不公正的严厉批判。赵丹首当其冲挨整，每到开会亮相，主持人介绍到他时，他总站起来深深鞠躬：“罪人赵丹。”弄得他灰心丧气，沉寂四年不能演戏。好在周总理了解并保护他，以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屈原”为缘由，把他调到北京主演郭沫若编剧的历史名剧《屈原》，这才让他恢复了元气。后来，赵丹还是改不了心直口快的秉性，常常发言走火，得罪了当时主管上海宣传工作的张春桥，动不动就被抓辫子、打棍子、戴帽
子。有人劝他管住嘴巴别尽捅娄子，他反诘：一个人不说真话难道尽说空话套话马屁话？这样活得累不累？但他的“不世故”照样常常碰壁。于是，倔脾气上来，了个机会亲自周总理诉苦：“总理啊，请你给我发一张免斗牌，请棍子老爷们不要再斗我，我是个艺术家，让我好好演戏。”直到1961年周总理主持广州会议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下反动剥削阶级的帽子，加上工人阶级一份子的桂冠”，这才让赵丹松了口气，重新激发起创作热情，终于拍成了《李时珍》《林则徐》《聂耳》等佳作。
    到了晚年，赵丹还是没管住自己的嘴，大声疾呼又掀起了轩然大波，但他在病榻上一笑了之：“我已没什么可以怕的了。”他的人格魅力和对艺术的赤子之心得到了巴金的呼应与共鸣：“赵丹没有默默地死去，他说出了我们一些人的心里话，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可能他讲得晚了些，但仍然是第一个敢讲真话的人。”
    说了嘴祸，再说嘴馋。赵丹是周总理在电影界的知心朋友之一，二人在北京或上海见面，总要共叙友情，一起吃饭。赵丹胃口特别好，嘴也格外馋，每次吃到最后总把满桌的残羹剩菜一扫而光。周总理开玩笑叫他“赵光腚”。赵丹得了这个雅号不好意思说，却对同事朋友自封“美食家”。不过他对吃的确有讲究，“”后期他被假释出狱，不仅心里闷得慌而且嘴巴特馋。他的铁哥们魏鹤龄知道他最爱吃螃蟹，拍《马路天使》时他俩演的就是患难之交，拍完夜戏常到小酒店对饮吃蟹，如今赵哥有馋，魏弟怎能旁观？于是就叫在农场的儿子弄来一串螃蟹，悄悄把赵丹接到家中，让儿子在门口警戒，二人躲在阁楼里埋头吃螃蟹……
    我采访过不少电影导演、演员，都提到过赵丹嘴馋的趣闻。郑君里说，拍《林则徐》时，他与主演阿丹、摄影黄绍芬、美工韩尚义到广东东莞看外景。四个都是大块头，挤在小巷无法行走，当地小孩逗乐唱山歌：“四个大胖佬，猪油肥得往外冒。”这本是损人的话，可阿丹听不懂当地话，以为是在夸奖，于是二话没说，请客大家进饭馆吃东莞特面，十几碗面一溜端上桌，热气腾腾，浇头却是黑乎乎的东西，谁也认不出什么名堂，韩尚义说是老鼠肉，郑君里说是蛇肉，黄绍芬说是猴脑，心里嘀咕不敢下筷，只有赵丹断定是当地有名的“沙鳝面”，大家这才狼吞虎咽起来。牛犇说，拍《海魂》时，赵丹因为嘴馋，每次拍完戏请客，饱了口福却把钱用完了，就向崔嵬、康泰借，人家故意不借，他就发加急电报向黄宗英求援，妻子疼他，知道他艺术上高智生活上，毫不犹豫地给他汇钱，大家也就毫不犹豫地、源源不断地吃到美食。有一次，外景地由于邮差“短路”，赵丹半夜才拿到钱，当即把崔嵬、牛犇、康泰从床上拖起，敲开酒店的门，把人家储存的饭菜、啤酒吃了个精光。第二天照常拍戏，个个精神抖擞，赵丹逗趣：“这就是酒足饭饱的功劳。”
    难返银幕抱憾离世
    赵丹闯入“地狱之门”，人生之路坎坎坷坷，演戏生涯断断续续。他1965年拍成《烈火中永生》后，突然戛然而止，直至1980年逝世，15年中未拍过一部电影。“大明星”难返银幕，这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鲁迅是赵丹一直想演的人物，可惜剧本一改再改，改了几十遍都定不了稿。上影厂1960年筹拍《鲁迅
传》，已定赵丹主演，他等不及改稿的折腾，率先进入角，留起鲁迅式胡子，穿上长袍学鲁迅抽烟的姿势，喝酒只喝绍兴酒，还把卧室布置成鲁迅卧室的样子，天天练书法写“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有一次，他这副打扮敲开创作室的门，“鲁迅来了！”编导们都失声叫了起来，可见赵丹对角的痴迷程度，然而再痴迷也是一场空，他曾到文学部发过感慨：“像我们这样的文明古国，三五部不同风格的《鲁迅》也该拍得出来，而我试镜头以来，胡须留了又剃，剃了又留，历时20年都未拍成。”
    塑造周恩来的银幕形象，赵丹称是“一生最大的愿望”。他俩是相差十多年的忘年交，在抗日战争年代就结下了深厚友谊，他称“周恩来是我一生中最钦佩的人”，而周恩来常看赵丹的演出，说他“最喜欢赵丹豪放不羁的个性”。然而这个“最大愿望”一直悬在空中无法落实。赵丹是个认准了目标一定要走到底的人，“”后一解放他就为这目标作准备。当他看到反映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的话剧《八一风暴》后，顿时心潮澎湃，觉得这是刻画周恩来革命生涯的好题材，决心改编成电影。他邀了几位编导直奔南昌，过九江，又辗转武汉三镇，登黄鹤楼，然后南下广东寻访黄埔军校，沿着周恩来的革命足迹收集了大量创作素材，可是不知哪级领导未予批准，一切心血付之东流。然而，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当他愁绪万分时，大张瑞芳了解他的心思，当时她在北影主演《大河奔流》，趁机力荐赵丹饰演片中的周恩来，这让赵丹喜出望外，这可是周总理的第一个银幕形象，他急匆匆赶赴北影试造型，试下来什么都行，就是下巴不及周恩来丰满厚实，赵丹岂肯罢休，特地请来整形专家想办法，先在腮内填充软塑料，又把脸膛紧绷。重塑下巴虽然弄得赵丹叫苦连天，但他苦中作乐，其乐无穷。当他一副扮
相出现在摄影棚，导演和瑞芳当场拍板：“周总理复活了！”可是，万事齐备，只欠东风，这么重大的事还得上级领导批准呀，到底是哪一级领导这就搞不清了，反正到开拍之际，赵丹莫名其妙地又被撤换了下来。这下赵丹可来了犟脾气，说勃然大怒一点不过分，他直冲领导而去，质问究竟为什么不让他演周总理？其实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严重，不适宜演周总理。可领导却换一种说法：“不就是一个戏吗？不让演就别演，以后再演嘛！”赵丹豁出去了，顶嘴说：“我说你不就是一个领导吗？别做了，以后再做嘛……”顶嘴的结果可想而知，他不仅没演成，而且委屈得一宵未眠，蒙在被窝里痛哭一场。他的泪为命运而流，也为电影而流，轮到他为自己而流泪的时候，哭什么都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