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同住在一幢房子之内,却分属“乌鸦”与“麻雀”两个营垒:一个是强行霸占而成为所谓房东的国民党官僚及其姘妇,一个则是深受其害的众多住户结成的反抗同盟;他们之间的矛盾、斗争,真实生动地揭示了解放前夕国民党统治区充斥混乱与腐朽的黑暗现实。
为了迎接解放献礼
《乌鸦与麻雀》是昆仑影业公司在解放前夕投拍的最后一部影片,因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查禁,解放后才得以完成并公开上映。
这部影片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1948年冬,继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平津一带国民党军队陷入重围,淮海战役也在进行之中。国民党预感末日将临,一方面挖空心思发行金圆券、黄金兑换券,大肆搜括民脂民膏;一方面实行政治高压,疯狂逮捕、屠杀进步人士,致使社会上一片黄宗英
混乱,物价像长了翅膀似的扶摇直上,一些生活必需品如米、面之类更是抢购成风。人民饱受饥饿困苦,提心吊胆过着日子,对国民党的怨愤与日俱增,纷纷期盼光明早日来临。
当时身居上海的进步电影人士,一个强烈的愿望油然而生:“作为蒋家王朝崩溃的目击者,应该记下它的最后罪恶史,并以之迎接解放。”作为国统区进步电影运动基本阵地的昆仑影业公司,决定组织集体创作,在最短时间内将这个题材推上去。于是,由陈白尘、沈浮、赵丹、郑君里、徐韬、王林谷等五人参加,在王林谷提供的一个反映“轧黄金”的故事基础之上,经共同讨论,以当时上海马路上很多贩卖美国罐头奶粉的摊贩夫妇为主体,再以现实生活为依据,补充其他正反面人物,安排主次情节,由陈白尘执笔很快完成剧本创作。
正如赵丹后来回顾《乌鸦与麻雀》由来所述:“参加这部影片的创作,我认为最可贵的是创作激情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政治感情,我们意识到通过影片揭露敌人,推动人民走向团结和斗争,走向新的生活。二是来自生活的实感,而生活又与创作者自己那样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它激动着我们,不吐不快。”在讨论剧本过程中,赵丹就滔滔不绝倾吐了郁积在自已心里愤慨不已的切身遭遇。
抗战胜利后赵丹回到上海,住的是弄堂房子,一家人挤住在一间屋里。在他的三层楼上住着一
个舞女,实际是个暗娼,前后换了几个姘夫,成天打麻将,闹得乌烟瘴气。他曾上去好言相劝,但对方竟然蛮不讲理,就此引起纠纷直至公堂相见。到了开庭之日,那个舞女带来了两名流里流气的男人,其中一个家伙撩开西装,挥手取出一张特务“派司”向法官一扬,刚才还是威风凛凛、貌似公正的法官,马上变换表情露出一脸媚笑,恭恭敬敬地站起身来,连声表示歉意:“不晓得,对不起,对不起!这样吧,你们自己去了结吧……”本当一场严肃的开庭审判草草收场,赵丹还未张口陈述就被逐出法庭,让他痛感这真是一个毫无公道天理可言的社会,一家人只好搬出去另栖身之处。
临近解放前夕,赵丹也汇入到人民众奋起斗争的洪流之中。一次,他应邀到小教联组织的集会朗诵诗歌,对这次进步活动国民党当局拒不提供地方,举办方只好换到法国公园,这一来天地更广阔、众也更多了。赵丹在朗诵郭沫若的诗作之前,痛骂了当局一顿,慷慨激昂地说:“人民的力量是打不散的,打不走的。”从台上下来后,一个年轻的特务追上了他,盘问道:“你叫什么名字?”赵丹不与理睬,那家伙亮出特务“派司”准备动手,小教联的人一涌而上,把赵丹保护走了。后来赵丹听说自己名字几次上了特务黑名单,不得不一再搬家。
这一桩桩、一件件亲历,悄然渗透到剧本的创作之中,成为塑造国民党官僚侯义伯、舞女余小
瑛形象的素材,以及他们和其他房客关系,特别是房子纠葛情节线的依据。赵丹还用心为之取了个《乌鸦与麻雀》的精彩名字,不仅指代清晰明了,“乌鸦”代表国民党黑暗势力,“麻雀”代表人民大众;而且具有深刻象征寓意,双方之间的房屋争执,实则隐喻了江山易主的较量,最后“麻雀”同仇敌忾赶跑作威作福的“乌鸦”胜利收回房权,表示蒋家王朝必将垮台、人民江山终将归于人民,非常切合影片所采用的讽剌喜剧的诙谐辛辣风格,人们一看到这个片名就会发出会心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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