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讲，散文包括诗歌、骈文之外的一切文体；我们所说的散文概念应当是狭义的概念，是与小说、诗歌、戏剧并列的一种文学样式。按表达方式和内容的不同，散文可以分为写人叙事、写景状物、抒情写意、议论随笔等四大类别。写人叙事类散文是指以记叙为主要表达方式，以人物、事件为主要表述对象，借写人叙事以抒情写意的散文；写景状物类散文是以描写为主要表达方式，辅之以记叙、抒情、议论、说明等手段，以表现人文环境、自然景观和特定物件为主要内容的散文；抒情写意类散文是以抒情为主要表现手段，辅之以描写、记叙和议论，重在作者主观情感抒发的散文；议论随笔类散文是指用来表现作者思维成果、显示出一种理趣与哲思的散文。
  散文的基本特征是“形散而神不散”。所谓“形散”，是指内容散、章法散、笔法散；而“神不散”，则是说题旨鲜明，意蕴通达。不论内容怎样“散”，总有一条线索贯穿始终；不管结构笔法如何散，总有内在韵味、情趣笼罩着全篇，或清新、或隽永、或华美、或古朴，情趣虽各异，归旨却为一。
          ［一］
  现代散文创作同现代诗歌小说创作一样，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直接成果：在反对
封建道德、崇尚个性自由、追求民主科学等新思潮的推动下，现代白话散文很快破土而出。最早也最著名的是《新青年》杂志开辟的《随感录》专栏，接连发表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等人挥洒自如、大小由之的文章，不仅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而且开日后杂文创作之先河，影响极为深远。稍后，与重在议论的《随感录》不同，抒情散文作为现代散文的主干开始产生，五四以来第一批散文家不时有佳作问世。
黄宗英
  经过新一代散文家的不懈努力，渐渐确定了散文的文体观：第一，与范围广泛的古代散文不同，现代散文发展成为“与诗歌、小说、戏剧并举而为新文学的一个独立部门”；第二，长期以来重在“载道”即代圣贤“立言”的“古文”，终于为个人抒情言志的现代散文所代替。
  五四时期的不少散文作家具有锐意创新的精神。鲁迅不仅是小说大家，也堪称散文创作的多面手，他的《野草》是我国第一部现代散文诗集，篇幅不多但分量极重。论想象之奇特、意境之深邃、手法之新颖，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而其作品所展示的那种孤独而偏要奋进、悲凉仍不放弃抗争的心境，更是令人咀嚼不尽。《朝花夕拾》是鲁迅中年时所写的一部回忆性散文集，冷静的叙述中渗透着睿智的思考，活泼的场景里寄寓着无限的感慨，抒情的笔墨里不乏机智的嘲讽，某些当时不甚了了的事件开始具有了触目惊心的时代意义；而作者
笔下极具个性的长妈妈、藤野先生、范爱农等人物，也带着深刻的时代印记耸立在我国现代文学的长廊里。周作人取法英国随笔和明末公安派小品，形成了冲淡平和、庄谐杂出的风格，创作了《喝茶》《苦雨》等一批融知识、哲理、趣味于一体的生活小品，对以后的小品文创作影响颇大。朱自清的《背影》等怀人忆旧的散文，返璞归真、不事雕琢，“富于至性深情”；《绿》《荷塘月》《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写景散文，对自然景物的观察十分精细，对形状、声音、彩的感觉尤为敏锐，几乎到了毫厘必辨、一丝不苟的境地，而行文又极为活泼流畅，朗朗上口。冰心的《寄小读者》《往事》用清丽典雅的文笔，不倦地赞颂着纯洁的母爱和童心，地域、环境不同而主题一贯，感慨、联想万端而基调不变。究其实，这些温婉的文字同样体现了五四精神的一个侧面——跟蔑视妇女儿童的封建卫道士进行抗争。
  新文学第一代散文作家中还有郭沫若、郁达夫、叶圣陶、许地山、茅盾、俞平伯等人，他们各以富有艺术个性的作品，为现代散文的发展繁荣作出了贡献。
  总体来看，不管散文家的创作道路怎样不同、风格如何殊异，凡是成功之作，都渗透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性精神，都符合启蒙思想家向新文学提出的一个共同原则：“立诚”“写实”（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立诚”，要求展示自己内心时不掩饰；“写实”，要求表现现
实时不虚假。回顾五四前夕至２０年代前期的散文创作，除了勇于创新开拓以外，就要数“立诚”“写实”最可贵了。正是这两个特点为以后散文的发展繁荣带了一个好头。
  从２０年代中期开始，现代散文创作进入了成长期、收获期。第一批散文作家多数笔耕不辍；此外，又有不少受到新文化运动熏陶的作家源源不断地补充进来，著名的有巴金、老舍、沈从文、梁实秋、梁遇春、李广田、吴伯箫、何其芳、柯灵、陆蠡等。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生长发育，到了２０年代中期以后，现代散文已经枝繁叶茂、硕果累累了。除狭义的“美文”即抒情散文以外，杂文随笔、游记小品、通讯特写、书简日记、散文诗、回忆录等，应有尽有。以鲁迅为核心的杂文创作，作为军阀压迫和国民党政府文化“围剿”的对立面，长期发挥着“匕首”“投”的作用，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后才转入低潮。与此相反，反映抗日战争的报告文学此时异军突起，许多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抒情散文是兼具叙事和抒情两种因素而又以抒情为依归的散文样式，曾经广泛地被称作“小品文”。现代散文中抒情散文取得的成就最大，拥有一大风格、个性各异的作者。如徐志摩长期留学英美，深受英国文学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他的《我所知道的康桥》《翡冷翠山居闲
话》等散文不仅描写异域风光，连行文也富丽华美，风流潇洒，充满了英国浪漫主义气息。梁遇春（《春醪集》等）常常在连番的比喻和俏皮的笑语中迸发出思想的火花，从中不难看出英国散文家兰姆的影子。周作人是又一种类型的作家，他凭着渊博的知识和娴熟的技巧，继续关在“苦雨斋”里写着有关古董风俗、花鸟虫鱼之类的小品文，俨然是一位置身于都市中的“隐士”、洒脱从容的“名士”。经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更多的散文家还是扎根于华夏本土，他们在借鉴外国文学的同时，更着重汲取中华文学艺术的宝贵传统，其中成就卓著的有巴金、老舍、丰子恺、沈从文、李广田、吴伯箫、何其芳、萧红等人。他们关心世态，探索人生，心忧祖国的前途，情系亲友的安危，而对劳动大众和弱势体则无一例外地流露出由衷的同情。就语言风格而论，或缜密，或委婉，或遒劲，或质朴，虽然不尽相同，但总是深得汉语语言艺术之精髓，比起白话文运动初期的“白话散文”来，要成熟多了。至于像叶圣陶那样注意提炼口语、力求畅达洗练，老舍那样善于在散文中运用生动活泼的北京话，更是让人有洗尽铅华、返璞归真之感。
  游记在３０年代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写得最好的当推郁达夫、沈从文。郁达夫博学多才，游历甚广，他不仅对山水风光的观察精细入微，而且熟悉当地历史掌故、人物事件，加上他又爱即兴赋诗，借酒浇愁，所以一旦发而为文，便使人文和风光合为一体，诗词和散文相互
生辉，分外绰约多姿。其代表作有《屐痕处处》《钓台的春昼》等。沈从文的风格又迥异于郁达夫，他笔有藏锋，不让感情任意外露，对景物描写既绘声绘，又讲究简明节制，富有独特的隽永空灵之美。他还常常深情地穿插一些湘西底层人民的生活片断，读来俨然一幅幅传神的湘西风情画。其代表作有《湘行散记》等。
  “七七事变”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残酷的战争要求突出文学的功利价值，反映在散文创作上，不少作家不再醉心于表现“身边琐事”的自我抒情，而是努力把反映大众斗争生活作为自己的使命，报告文学得到蓬勃发展。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从切身感受写起的文质并茂的抒情散文，如郭沫若的《由日本回来了》、老舍的《我的母亲》、巴金的《废园外》、茅盾的《白杨礼赞》、 施蛰存的《驮马》等。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幽默散文。如梁实秋的《雅舍小品》、王了一的《龙虫并雕斋琐语》和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作者面临窘境而不气馁，遭受困难而仍从容不迫，这正是作者在精神上对于现实生活的超越，是作者博学广闻、奇思妙想的学者风度的表现。 钱钟书的风格又与梁、王二人不同，他的幽默散文以汪洋恣肆、犀利机智见长，常常从人们见惯不惊的现象出发，然后层层逼近，多方设喻，终于得出了超凡脱俗的精湛见解，使读者豁然开朗。
      　［二］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进程并未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笔直平坦。文学包括散文创作也只得载沉载浮，曲折前行。
  综观建国后１７年的散文创作，无不受着“颂歌”和“战歌”这一主旋律的深刻影响，不过各个时期的散文样式又各有侧重。建国初期是通讯特写和报告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出现了一大批表现抗美援朝和经济建设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如魏巍的《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谁是最可爱的人》等；杂文也曾活跃了一段时间，如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但终因不合“颂歌”的标准而偃旗息鼓。这一时期的作品由于不敢触及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矛盾，缺乏对内心世界和人生真谛的深入探求，加上艺术手法不够多样化，因此总体上显得深度不足。相比较而言，１７年间还是抒情散文的成绩最大。建国后１７年抒情散文的优秀作品有巴金亲切自然的《从镰仓带回的照片》，冰心真挚隽永的《樱花赞》，杨朔诗意盎然的《茶花赋》《荔枝蜜》，刘白羽激越高亢的《日出》《长江三日》，秦牧谈天说地的《土地》《潮汐和船》，吴伯箫朴实醇厚的《记一辆纺车》《歌声》，徐迟绮丽空灵的《黄山记》，菡子委婉细腻的《黄山小记》，翦伯赞充实活泼的《内蒙访古》，曹靖华绘声绘的《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等等，可谓流光溢彩。其中许多散文佳作多半出现于文艺政策较为宽松的６０年代前期。
  在众多的名家高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杨朔、刘白羽、秦牧三人。这三人都能敏锐地捕捉现实生活中的闪光点，反复体察它们对自己心灵的触发和感受，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散文艺术最宝贵的抒情特性。他们三人的艺术探索虽然目的相同，途径却有差异。杨朔让散文向诗歌靠拢，把散文“拿着当诗一样写”（《东风第一枝·小跋》）。他常常精心选择一个中心意象，巧加铺垫，由实而虚，逐步展示其象征意蕴，然后在结尾处出人意料地揭示主题，戛然而止，显得曲折有姿，晶莹剔透。刘白羽让散文向政论靠拢，他观察日出、江河等景观时细致入微，描写时尽情挥洒，然后在关键之处升腾起理想的火花，让历史和现实交织起来，抒发无穷的赞颂和感叹之情，读来颇有几分雄辩的政论家的彩。秦牧善于从知识宝库中汲取养料，同时又借鉴了“杂文”的手法，围绕中心，说古道今，旁征博引，夹叙夹议，融哲理性、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具有娓娓动听的艺术效果。
  近年来，有观点认为，由于杨朔、刘白羽过于“诗化”，过于追求“意境”和“形散神不散”的结构模式，作品难免显得做作，夸张、渲染得过了头。但散文的天地是无限宽广的，既可以热情地颂“美”，也可以冷峻地写“丑”，既可以精致巧妙，“形散神不散”，也可以“散”得自然从容，等等。
      　［三］
  随着１９７８年以后政治环境的改变，散文创作也随着其他文学类别日趋繁荣。
  最先涌现的是一大批悼念散文。许多作家和非作家纷纷执笔撰文，缅怀悼念老一辈革命家，控诉“四人帮”迫害革命者的血腥行径。尽管悼念散文以珍贵的史料价值取胜，但也有不少文质俱佳之作，如《一封终于发出的信》（陶斯亮）、《痛悼傅雷》（楼适夷）、《刑场归来》（公刘）等，读后无不令人怦然心动，潸然泪下。
  作家们没有长期地停留于对民族伤痕的哀悼，而是很快转入了反思和追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巴金的散文创作。八十余岁高龄的巴金的散文集《随想录》对“”的性质、危害以及产生的根源作了深切的反思：“我们已经吃够了谎言的亏，现在到了多讲真话的时候了。”（《人到中年》）哀悼亡妻的长文《怀念萧珊》，把深切的反省、痛苦的内疚、真挚的怀念交织起来，更是感人至深。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以巴金为代表的《随想录》开启了新时期散文创作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