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鲁迅
在祖母的心里始终是一种“报恩”的思想，对党、对国家充满了无尽的感激和信任。她甚至深情地对父亲说：“我把你交给党……”
“我小的时候，在学校里，人家都像看珍稀动物一样到我们班上看我。每次学到爷爷的课文，同学就会对我说：‘是你爷爷写的。’口气很羡慕，但听多了，我心里就变得怪怪的，总想逃脱出来。”
我的祖父是鲁迅。
然而，他让我们感觉沉重，其实，我更想说，鲁迅是我的家人，他是我的祖父。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鲁迅与家属的因缘际会，更希望鲁迅精神和鲁迅意志在这个时代能够真正归位。
许多人眼里的鲁迅都是脾气暴躁、横眉冷对的，都猜想父亲小的时候一定挨过不少打。但事实上，在父亲印象中只有一次因赖学被祖父用报纸卷打屁股，用父亲自己的话说“打起来声音虽响，却不痛的”
和众位年轻人的爱情一样，鲁迅与许广平在当时也曾热烈而浪漫地相爱。在《狂人日记》发表的最初十年里，发生的最值得铭记的事情莫过于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有了归宿，以及孕育了爱情的结晶。
1926年，鲁迅毅然决然地离开北京，和许广平分赴厦门、广州教书，约定奋斗两年、攒点积蓄之后共同生
活。那一年鲁迅和许广平在热恋当中频繁通信，后来集结成为《两地书》，鲁迅甚至因为相思靠在刻有“许”字的石碑上拍照片，和吃香思树叶的猪决斗。鲁迅在厦门期间写了大量著名的散文，有人称那是鲁迅一辈子当中最柔软最浪漫的日子。
第二年春，鲁迅辞去厦大的教职赶到广州和许广平团聚。秋天，鲁迅携许广平来到上海，开展他和所爱的人最后十年的共同生活。这两年是鲁迅生平大事年表中极为重要的转折点。1928年，鲁迅的生活得到了安顿，和许广平的爱情到了归宿。年底，鲁迅和许广平孕育了一个生命，那就是我的父亲周海婴，有了父亲才有了我和我的三个弟妹。
父亲是在祖父老来得子的呵护下成长的，然而，对于祖父的教育方式并非封建专制似的望子成龙，将自己的理想强加于后代，就像祖母在《鲁迅先生与海婴》文章中描述的那样：“顺其自然，极力不给他打击，甚至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
在家里，祖父同世上所有的父亲一样，对自己的儿子充满了关怀和疼爱。“怜子如何不丈夫”是他的名言，也是他对自己的写照。父亲至今记忆犹新的一幕是祖父弯下腰身，细心地喂他服药的情景。
父亲小时候曾是一个玩具破坏者，对玩具的结构充满了好奇，凡是能拆的都拆过。有一次，父亲竟然把祖父特意为他买的留声机大卸开来，把齿轮当陀螺转着玩。祖父对此并没有大声斥责，只是让父亲想办法将东西复原。祖父从来没有对父亲的爱好横加干预过，使得父亲的爱好在多年以后发展成了对科技的
热衷和追求。
许多人眼里的鲁迅都是脾气暴躁、横眉冷对的，都猜想父亲小的时候一定挨过不少打。但事实上，在父亲印象中只有一次因赖学被祖父用报纸卷打屁股，用父亲自己的话说“打起来声音虽响，却不痛的。”
鲁迅真的永远地离开了这个家，祖母当时紧紧地拥着我的父亲说“现在侬爸爸没有了，
我们两人相依为命”
1936年的大半年，鲁迅的身体状况一直很差，一家人都是在忧喜交错中度过。6月以后，鲁迅的病情加重，连一向坚持的日记都不能记了。回忆起鲁迅去世前的一幕，父亲至今心有余悸。在鲁迅去世的前两天，还是个七岁孩童的父亲放学途中，突然听到遥远空中有人对他说：“你爸爸要死啦！”当时那句非常清晰的话，让父亲毕生疑惑。
两天后，10月19日，鲁迅真的永远地离开了这个家，祖母当时紧紧地拥着我的父亲说：“现在侬爸爸没有了，我们两人相依为命。”
从那天起，周家告别了一家之长的鲁迅，祖母和父亲开始了保护鲁迅遗存的艰巨工作。
当时的上海时局动荡，为了避免祖父的作品淹没或遗失，最好的保护就是尽快地把鲁迅的全部著作集结
成书。为此，祖母把家搬到房租便宜的上海淮海中路霞飞坊64号，还在住处注册成立了鲁迅全集出版社。祖母强忍失去亲人的悲痛，用自己瘦弱的双肩挑起了重担。她知道，与鲁迅在患难中相知相守是对坚贞爱情的诠释，保护鲁迅遗存则是对鲁迅精神与意志的坚守。
不过，祖母的出版计划异常艰难，先是1936年11月她将编好的全集目录报送国民党内政部审核登记。1937年内政部先后下发两个批件，命令《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要改名为“短评七集”与“短评八集”。另外还开列篇目，点名要把鲁迅所写的《十四年的谈经》、《铲共大观》等许多篇杂文统统删去，这使出版计划不能实现。
之后1937年11月日军登陆，上海沦陷成为“孤岛”，就在这动乱时期，祖母在各界的支持下，经过艰苦努力，于第二年将鲁迅的全部文稿（包括译文）编成《鲁迅全集》，就是大家通常说的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这本《鲁迅全集》收集了鲁迅的所有著作和翻译作品，共有600万字二十卷。
新中国成立，我们的家庭生活发生了彻底的转变：祖母从政，同时，祖母和父亲把鲁迅完整地交给了国家
1948年，上海形势愈发紧张，国民党的假民主面目已彻底暴露，一片，祖母作为“鲁迅夫人”的社会地位已不能够保障她的安全。父亲当时十九岁，正热衷于无线电收发技术，还参加了“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但是，即使有这个合法的牌子，仍然挡不住国民党特务怀疑在我们的家中装有共产党的地下电
台。
祖母与父亲当时居住的霞飞坊是个开放型弄堂。十月中旬，忽然有“收旧货”、“卖水果”和“修锁”小贩，不沿着弄堂走动招徕生意，却在家门口不避嫌的“歇脚”，他们的举动连邻居都觉察到是对周家进行明目张胆的监视。中共地下党和民主促进会决定立刻帮助周家转移、脱困，迎接全国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
祖母和父亲乔装打扮，从上海经长沙等地绕道香港，然后坐船北上哈尔滨解放区，再转到沈阳。最后，在1949年2月和大批知名革命民主人士抵达阔别了二十多年的解放了的北京。从此，周家定居下来，再也没有离开过。
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们的家庭生活发生了彻底的转变，祖母先后出任过政务院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等重要职务，行政级别5级。另一转变体现在祖母和父亲把鲁迅全集出版社交给国家代为管理，并捐献了绝大多数的鲁迅遗物，祖母和父亲把鲁迅完整地交给了国家。
在祖母的心里始终是一种“报恩”的思想，对党、对国家充满了无尽的感激和信任。她甚至深情地对父亲说：“我把你交给党……” 希望父亲能够“贡献其涓滴”于社会。她对个人和家庭的物质生活从不考虑，一心想党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凡是国家需要的，只要家里
有，什么都可以拿出去捐掉。这其中有周家在北京的八道湾和西三条两处独门独院的房产，鲁迅的全部手稿、书信和收藏，对于捐献祖母非但不收分文，甚至连“捐献证”、捐赠手续都不急着办。
祖母奉献鲁迅的精神坚决而且彻底，当时家中最后留有一幅祖父的亲笔字轴，祖母视为传家之宝压在箱底从不示人。但有一天祖母又欣喜又不舍地告诉父亲：她把那字也捐了，用作民主党派庆祝六十大寿的贺礼。还有鲁迅留给我父亲个人的珍宝，一套线装的、由鲁迅亲笔抄写的《两地书》，在某一天也被祖母拿去捐了。一谈起它，父亲就会激动，会惋惜，声音会颤抖，他对我说：“爸爸给我的礼物，母亲没问过我就捐了，我甚至连看也没看过、摸也没摸过。”
1957年7月7日，会见上海电影界人士，罗稽南向提出了一个大胆又敏感的问题：“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直率地回答：“要么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面对鲁迅的庞大遗产，鲁迅家属最终选择的不是保有和珍藏，而是“告别”和“奉献”。祖父作品的字里行间藏有和祖母生活的记忆，见证着患难与共的坚贞，更何况祖父的手稿、遗物是祖母用生命保全下来的，怎不更弥足珍贵？祖母无所保留地把它们交给国家，我想，这其中凝结的是她对国家无限的信任和奉献后的喜悦。
祖母当年就说过：“我们把鲁迅的东西交给国家，很放心。”
把鲁迅“交给国家”，体现的是鲁迅家属对鲁迅毕生追求事业的理解，是我们对传播、普及、推广鲁迅精神的期待，“很放心”是我们对弘扬鲁迅精神作为一项公益事业的认同和信心。鲁迅家属彻底奉献鲁迅的期望的是，鲁迅能从小家走向大家。
当然，鲁迅的家属也是凡人，大公心以外也定有小私心，在鲁迅纪念活动有各地搞，鲁迅研究有专家们做，鲁迅墓有园林部门整理，鲁迅著作有专属出版社出，鲁迅的大小事有国家管，鲁迅家属的工资有单位发以后，鲁迅家属开心得很，以为可以无忧无虑，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而事情远非想象的那么简单美好。
1958年前后的事，开始逐渐让人看得云里雾里。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7月7日会见上海电影界人士，罗稽南向提出了一个大胆又敏感的问题：“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直率地回答：“要么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在场的黄宗英形容道，不发脾气的脾气，仿佛巨雷炸裂在眼前。炸雷之后雷声滚滚，“”运动、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接踵而至，鲁迅家属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天灾人祸中，丝毫没有因为鲁迅的庇佑而躲过劫难，家中的上千册书籍照烧照卖、数百张唱片被铁锤砸毁，祖母和父亲照样被贴大字报，写检查、做交待，受到批判……黄宗英
到了和平年代，祖母一股脑地把鲁迅的全部手稿、遗物交给新中国政府的文物单位，她满怀期许和信赖，确信从此可以万无一失。可是，祖母万万想不到，权力可以跨越法律，最安全的地方可能最不安全
1968年3月3日，是我一生中最最悲痛的日子，跟我感情最深最亲的祖母永远地离开了我，她去世的原因还是和鲁迅有直接的关系，事情缘起是一直放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保管的鲁迅全部手稿忽然不知去向。
祖母非常清楚手稿对于一个作家的意义，抗战年代，祖母曾被抓进过日本宪兵的大牢整整76天，鞭打、凌辱、上电刑、灌辣椒水她不放在眼里，但对被日军抄去而遗失的那本鲁迅1922年日记却是追悔不已，抱憾终生。
她汲取内战时期的前车之鉴，拉着父亲与敌周旋、不停地避难、转移，不论时局多么动荡危险，她生命的意义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藏匿好鲁迅的遗稿，一刻不许离开她的视线。祖母惶惶度日，不惜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护遗稿，因为祖母深知，手稿是文学家生命的全部。终于, 祖母熬出了头，看到解放，看到了和平时代，她大舒一口气，和父亲打了个招呼，就一股脑地把鲁迅的全部手稿、遗物交给新中国政府的文物单位，她满怀期许和信赖，确信从此可以万无一失。
可是，祖母万万想不到，权力可以跨越法律，最安全的地方可能最不安全。第一夫人江青揽权、滥权，在1968年初，她命令戚本禹将她根本没有管辖权的鲁迅全部手稿，偷偷运到北京钓鱼台16号楼的住所私藏。为何如此的大费周章，事后知道，江青的目的仅仅是担心鲁迅手稿中可能记载着对她不利的之言片语。
七十岁的祖母有多么焦急可想而知，她连夜写了一封汇报的信，期盼中央能够迅速彻查，回手稿。没人可以料到，祖母就是在送出这封信的过程中，突发心脏病，又因造反派扰乱医院秩序，延误抢救而告别人世。当天傍晚，父亲含泪把这封信亲手交给了周恩来总理，经过详细调查，最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傅崇碧带了一位李姓秘书在江青住所取回全部手稿，而他自己却被江青扣上带了几车全副武装士兵冲中央小组的罪名革职下狱，这些都是为拯救鲁迅手稿所付出的沉痛代价。
鲁迅之于许广平是信念的坚守，许广平之于鲁迅是生命的承诺。没有祖母的那封信，或许不会发生傅崇碧事件，没有祖母的那封信，鲁迅的手稿可能从此下落不明。鲁迅手稿回家了，祖母却带着遗憾和悲愤离开了我们。
（遵周令飞先生嘱，依其公开演讲整理种静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