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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研究作为艺术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自然也应突破传统的研究思路，转向交叉与融合、继承与创新的“新文科”研究理念。中国舞蹈人类学研究是基于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历史学、语言学、舞蹈学、民族音乐学等学科基础上，具有综合性和跨学科特点的人文社会科学。它聚焦于舞蹈本体、结构、风格与其生成过程、文化象征意义、舞台表演、舞台舞蹈创作、舞蹈的传播与消费、舞蹈评论、舞蹈的历史构建等相关问题研究。舞蹈人类学借鉴了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在田野考察基础之上将舞蹈作为一种文化研究，重点强调舞蹈的生成并将其置于其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进行互动关系问题的思考。舞蹈的表演性、民俗性、社会性、经济性、宗教性、仪式性等综合性特征，要求研究者不但关注舞蹈本体结构特征的深度思考，而且须将舞蹈文化置于上述综合语境中进行审视与观照，上述特点均呈现出中国舞蹈人类学研究的“新文科”特性。
关键词：舞蹈人类学；舞蹈民族志；舞蹈政治学；后现代主义
分类号：J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621（2022）04-059-06
收稿日期：2022-09-21
项目基金：本文为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1ZD10）的阶段性研
究成果及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数字人文背景下苗族舞蹈教材的开发与实践”（项目编号： HNJG-2021-0049）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朱奕（1980-），女，湖南省衡阳市人。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舞蹈人类学与民族舞蹈学。
“新文科”概念的提出，使得跨学科的思维与跨界艺术作品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并成为当下国内文科理论研究的新范式。笔者认为，“新文科”特点是聚焦问题意识，打破学科边界，形成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互动关系研究。正如方李莉教授对“新文科”的概念总结时提到的“一个是问题导向，再一个是交叉融合，重视新技术应用和创新性发展，重视对面向未来的研究，从简单性研究方法向复杂性研究方法转变，从还原论向整体论转换。”①
受到“新文科”理念的影响，当下中国舞蹈人类学研究，正在呈现出具有跨学科互动交叉特
性的研究特点。它不但立足于学科本位的舞蹈形态学研究，同时更是将舞蹈本体的结构生成置于其文化语境中进行分析与思考。尤其强调舞蹈的社会性、民俗性、表演性研究。“新文科”视野下的舞蹈人类学，
综合了运用民俗学、社会学、宗教学、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等跨学科交叉理论，用近似于多棱镜的视角，关注舞蹈本体与其文化象征意义的互动关系研究。为此，笔者结合当下中国舞蹈人类学理论研究的特点与发展趋势，针对其研究中展现的“新视野”思维进行重点分析与阐述。
朱 奕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长沙 410000）
中国舞蹈人类学研究的“新文科”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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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舞蹈文化研究
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舞蹈文化研究，即舞蹈人类学研究。主要是运用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历史学、语言学、民俗学、地理学、民族音乐学等诸多跨学科理论，在立足于田野工作实践基础上，针对舞蹈本体与其文化意义构成之间的互动关系展开分析研究。当下的中国舞蹈人类学研究，主要关注于舞蹈的动作形态、结构、风格与其蕴含的文化象征意义之间的研究，尤其是将这些特征置于其特有的社会历史、民俗、宗教、政治、语言等诸多文化语境中对其展开互动关系研究，不仅关注舞蹈的本体结构形态，同时，也重视对舞蹈的民俗性、宗教性、审美性、仪式性等等诸多问题的分析、思考与阐释。因此，这种具有多重跨学科特点的舞蹈文化研究带有典型的“新文科”思维。在追求审美文化多样性的今天，对舞蹈的研究远不拘泥于对“美的身体”的形态研究，而是追求舞蹈与其他学科的有机融合。“新文科”淡化学科边界、打破学科壁垒的要求，为舞蹈人类学指明了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研究方向。另外，“新文科”的思维同时也强调各人文社会科学之间方法论的互动与互涉的研究。譬如诸多的新文化知识，新的文化产品，新的传统产生与发明，大都是处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临界点或交汇点形成的。
对于舞蹈文化的研究，既要关注其动作、舞蹈语汇、舞蹈文本的建构，又要强调舞蹈本体在特定表演语境中舞蹈身体语言结构与仪式性象征之间的互动关系。舞蹈作品的生成都有其特定的族、社会、历史、民俗、语言等多重文化特点，舞蹈本体的建构与其特有的传统语言、地理、文化空间密不可分。因此，考察舞蹈形态文本，离不开跨学科视野下的“新文科”思维，即聚焦于舞蹈本体与其文化语境之间的
互通研究。
中国舞蹈人类学研究的“新文科”思维，是一种联动性的思考，是融合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宗教学、人类学等诸多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种跨学科思维，是一种多维度的从不同视角切入的一种勾连性研究。因为，“传统的舞蹈研究主要是从舞蹈结构、韵律、节奏、内涵意义等方面进行探讨的，而人类学家则更多地关注身体以外的东西。这是人类学家研究舞蹈与舞蹈研究者研
究舞蹈的区别之一……”
[1](94)
因此，关于舞蹈人类学研究，是基于文化人类学田野工作基础之上的一种舞蹈文本与其文化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同时，也是将舞蹈作为一种文化，将其置身于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进行审视与关照。譬如在研究土家族铜铃舞的动作以及文化象征时，就需要将铜铃舞置于土家族特有的民俗仪式的语境中，考察铜铃舞的仪式化表达，以此来突显其动作结构特征与仪式的神圣性。而铜铃舞动作中所隐喻的民俗性、审美性、宗教性等问题，都应结合土家族传统的历史民俗特征，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思维进行多维度考察。
又如土家族毛古斯舞表演中，经常将“粗鲁棍”（象征男性生殖器），夹于胯部，围圈行进有“示雄”“搭肩”“
甩摆”“挺腹送胯”“左右摆动”等粗鲁、直白、大胆的肢体动作，边舞边发出“呜呼呼”的叫声。而这一身体行为，在当下毛古斯舞研究成果中，被认为是一种崇拜生殖器的舞蹈，从动作表现和历史追问中，反映出父系社会的性文化崇拜。所以，考察土家族民俗仪式性舞蹈，不能将其舞蹈剥离原始的仪式语境，要通过舞蹈行为观照其身体语言形态特征，不但将舞蹈动作的神圣性叙事表达，置于土家族民俗语境之中进行自律性的结构性分析，还要通过关注仪式中舞蹈动作、结构与象征意义的生成关系，审视土家族民俗舞蹈的仪式象征隐喻。
再比如瑶族长鼓作为一种被“非遗”建构后的舞台化展演，瑶族长鼓舞早期与瑶族的盘王祭祀仪式密不可分。因此，考察其动作隐喻特征与
结构的叙事内容离不开对瑶族“还家愿”（或称
“还盘王愿”仪式）的深入关注。尤其不能脱离对瑶族的族历史、宗教、社会、语言等等方面的一些关联性的思考。因此，基于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舞蹈文化研究，就是基于实地田野工作基础上的一种全息性的、参与式的、互动式的舞蹈文化研究，而不是一种剥离原始的仪式表演语境，做一种割裂性的、自律性的一种舞蹈结构形态研究。
二、走向“深描”与互动反思性质的舞蹈民族志书写
作为研究者，在考察舞蹈形态时，不但要对其舞蹈形态的本体特点进行描述与记录，还要结合文化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展开全息性的针对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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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在特有文化表演语境中生成过程的描述与记录。当下的舞蹈民族志，都非常关注“深描”性质的舞蹈文本的生成研究。对于舞蹈民族志的书写，主要受到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吉尔兹阐释人类学的影响，即反思性的舞蹈民族志，强调从客位的观察走向主位的主客互动性质的一种“深描”与互动反思。
舞蹈研究者不单研究记录、描述舞蹈作品的创作、表演传播过程，同时要强调作为研究者的田野在场，如何影响建构了舞蹈作品的舞蹈文本。当下的舞蹈民族志研究，不仅是作为“局外人”客位的一种舞蹈民族志的书写，更应转向主位与田野在场性质，聚焦于舞蹈作品及民俗舞蹈生成问题的一种具有深度的观察与描述。基于“深描”的田野调查，在整个舞蹈人类学研究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舞蹈是复杂的艺术形态，需要在社会文化生态情境中研究。因此，具有“深描”特点的舞蹈民族志的研究，除了防止单一的、片面的微观记录，还应站在舞蹈文化整体观的角度加以考察。比如，诸多少数民族民俗舞蹈，是
依附于民间仪式而存在的，并在传统仪式中生成的，其象征性问题也不能离开对于传统仪式结构的综合考察。
在结合舞蹈田野民族志的“深描”书写范式中，既要注重民俗仪式舞蹈的动作结构特征，又可以审视其在仪式中如何扮演“人—神”的互动交流过程，即考察民俗舞蹈结构生成与其背后隐藏的文化象征意义，这些都需要用民族志的书写范式进行深刻表达。结合笔者运用“新文科”理念和现代化信息技术新打造的线上精品课程《湖南少数民族舞蹈》为例，该课程不仅关注了民俗舞蹈动作语汇的搜集与整理，还借助艺术人类学、文化生态学、民俗学、影像志的研究方法，从现存活态、文献史料、传承人口述与表演、舞台作品等方面，将这种民俗舞蹈的仪式化表达，进行了深入的考察研究，深刻反映了舞蹈民族志的多种书写理念。
具有反思性质的民族志，体现了后现代主义舞蹈田野民族志的一种书写方式，是研究者与舞蹈表演者的一种田野合谋。当下田野舞蹈民族志，不再是一种具有客位性质的或者是具有科学主义的，甚至是一种冷冰冰的文字书写。它是一种走向“深描”性质的与研究者、表演者互动反思性
质的一种舞蹈民族志书写；是一种带有温度的、体验性的、反思性的及具有一种诗意的舞蹈民族志的文化表达。如舞蹈人类学家斯科拉（Deidre Sklar ），以参与者、观察者和力行反思的女性舞者的三重身份，融入托尔图加印第安社会的“共同
神圣时光”，
[2](24)
以反身性的视角超越舞蹈本体，深究托尔图加社会的文化意义如何通过身体运动被编码。因此，当下与未来的舞蹈人类学研究，应大力加强基于田野考察基础上的展开“深描”与反思性的后现代主义舞蹈田野民族志的记录与描述。通过这种后现代主义反思性质的民族志书写，不但可以揭示出舞蹈身体语言的深层结构特征，而且通过“深描”性质的记录与描述，也有益于探究其动作叙事内容与其隐含的深层的文化隐喻之间形成的互动关系。这种走向“深描”与互动反思的舞蹈民族志书写，不仅能推动传统舞蹈理论研究的更新升级，为之后的舞蹈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更契合了“新文科”学科建设的需求。
三、表演民族志视域下的舞蹈展演叙事研究
表演民族志理论的确立，是受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理查德•鲍曼的表演民族志理论的影响，他认为表演民族志强调表演的新生性（emergent quality ），以及表演的“去语境化”“再语境化”问题的思考。表演的“新生性”特质，在于特定情境中的交流资源、个人能力以及参与者的目的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中。②“新生性”的特点决定了每一场表演都是新的实践，产生新的意义与新的价值，新的话语与涵义，并都在被不断地创造出来。鲍曼解释说，在表演者方面，特定社会所特有的、以恰当的方式讲述的知识与能力；在观
众方面，表演者讲述的方式——表演者的能力所展现出来的技巧与相应的效果——会受到评价，有时甚至会因此借以提高自身的经验，“现实了‘表演’如何正在成为一种具有独特视角的研究方式……”[3](38)换句话说，任何一场表演都不是重复的，不是原样不变的，每一场表演都处于“去语境化”或“再语境化”的过程中。除此之外，表演民族志强调表演的互文性研究，首先是认为舞蹈表演形态建构，不是完全由表演者单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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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它是与观众、导演等综合因素互动建构而成的。尤其是舞蹈表演空间边界的模糊与消解，即舞蹈表演的文本间性特征。换而言之，就是表演民族志是对舞蹈展演作品和展演过程的互动研究。
关于舞蹈表演民族志的研究，由于受到美国民俗学表演民族志的影响，尤其注重动态地观照舞蹈表演文本的生成过程研究。我们知道，20世纪中后期，美国民俗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出现了两个重要的转
矩：其一，从对文本(text)的研究转向对语境(context)的分析；其二，从对静态文本的关注转向对动态表演和交流过程的思考。
舞蹈表演民族志理论，更是民俗学理论与舞蹈学的一种接通研究，这是一种典型的民俗学理论与舞蹈文化商榷之间的跨学科接通研究，带有较强的“新文科”思维。比如，在民俗艺术舞蹈中的展演叙事研究中，相同仪式中的民俗舞蹈展演，由于处于不同的时间、地点、表演语境，面对的观众不同，都会影响舞蹈展演的叙事结构、叙事长度和叙事内容。从土家族“非遗”舞蹈摆手舞展演可以看出，相同的摆手舞在不同的仪式活动中，舞蹈节目受表演者主体的变化、表演语境的变迁，其表演结构与表演形态，以及文化功能而发生细微变化，即摆手舞在叙事结构、叙事内容、文化功能都存在差异性。在民间祭祀仪式中的摆手舞与城市广场舞中的摆手舞，上述相同的土家族民俗舞蹈在民间仪式与城市生活广场中的两种展演语境中，其表演结构、文化功能存在较大差异性特征，“现代土家族摆手舞，本质上只是借用古代摆手舞中的一系列文化要素，而非
按照传统的特点进行全面的复制和照搬……”
[4](75)
因此，当下中国舞蹈学理论研究，应该大力开展舞蹈表演民族志研究，不仅要强调舞蹈表演的结构特征，同时还要关注特定表演语境中舞蹈表演文本的一种“去语境化”与“再语境化”过程中的分析与描述。
四、政治学维度中的舞蹈文本建构
舞蹈政治学研究，就是运用政治学的理论研究方法，针对舞蹈文本的话语建构展开思考。因为，不同舞蹈文本的创作、表演、流通、消费、评论等，都是受特定时期的政治、历史、民俗、语言、
宗教等多维度语境的影响，尤其受到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的权利话语理论的影响。因此，舞蹈学理论与政治学的交叉研究，是将政治学理论、哲学理论或者是后现代主义理论运用到舞蹈文本的建构与生成方面的研究。正如我们所说的任何一个舞台舞蹈文本的构建，都是导演、赞助商、表演者、观众评论……以上各种对象相互之间合谋的一种文化产物。
通过舞蹈作品的创作与表演，来表征高度的国家与政治认同。或者说，舞蹈作品的文化再生产与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社会、经济等诸多因素密切关联，具有鲜明的政治文化表征。围绕建党100周年开展的“中国红舞蹈文化史研究”，如红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英雄儿女》《热血当歌》《骑兵》等系列舞蹈作品，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为背景的《大地颂歌》《十八侗的新苗歌》等，其舞蹈素材与象征表达都呈现出鲜明的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具有鲜明的舞蹈政治学思维。任何一种舞蹈文本建构都离不开导演与表演者互动思维下的建构。它是基于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背景下的多种文化认同。“非遗”舞蹈的建构是拥有地方性知识的民间艺人，地方管理部门、专家系统，或者是其评审规则，评审制度，以及国家在场等等诸多权利话语的合谋下一种舞蹈文本
构建，是诸多学术与话语权力的合谋。鲍曼认为，表演的政治学涉及三种权力维度：其一，操控组织和生产表演的；其二，操控表演的意义和阐释的；其三，操控表演的结束或者结果的。表演的政治学主要涉及上述维度的权力被声称、分配、赋权、协商和竞争的方式。
目前，许多非遗舞蹈，大多都是从民俗仪式语境中剥离出来的，如舞台展演化的土家族铜铃舞、摆手舞、跳丧舞，瑶族长鼓舞、伞舞，苗族鼓舞、接龙舞，侗族芦笙舞，白族杖鼓舞，黎族的跳箩舞、背水舞……基本是经过民间艺人根据当下的审美需求而进行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种“非遗”舞蹈，实际上就是基于地方民间艺人、表演者、地方文化管理部门等诸多背景下，形成的一种权力与话语的共谋，由民俗舞蹈发展成“非遗”舞蹈，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学维度中的舞蹈文本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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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后现代主义史学观念下的舞蹈人类学研究
中国舞蹈理论研究，多关注精英舞蹈创作与表演阶层的考察，尤其针对古典与现代芭蕾舞、现代舞等，
从创作、表演等方面展开的舞蹈形态分析与舞蹈评论。而中国舞蹈史研究，则与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在研究方法和写作范式上基本一致，突出以历史与当下精英乐舞阶层及作品进行系统的考察，但缺失对历史与现时的舞蹈体边缘阶层人士的重点关注。
如今，中国舞蹈人类学，在后现代主义史学观念的影响下，其研究内容也开始结合口述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等相关理论知识，来着重关注民俗舞蹈中的“非遗”传承人口述史的搜集、整理与系统研究，特别是聚焦于民俗舞蹈的风格特征建构与“传承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思考。即当下的中国舞蹈理论研究，开始受到后现代主义史学观念的影响，不但关注古典与现代舞蹈本体与风格的系统研究，同时也将“眼光向下”，投向处于边缘体的民俗舞蹈传承人的口述史研究。这种研究焦点的转矩与转向，不但有助于“非遗”舞蹈文化的系统保护，而且丰富并弥补了中国舞蹈文化史的研究。这种研究观念的转型，呈现出鲜明的后现代主义史学思维，并具有较强的“新文科”研究特性。此外，它还强调民俗舞蹈文化身份的持续性构建特征，即民俗舞蹈文化身份，是一种“传统的发明”。[5]即当下民俗舞蹈在全球化和“在地化”语境中，在与跨族乐舞文化的交融与互动中，形成的一种持续性的身份重建的产物。从“民俗舞蹈”到建构成“非遗”舞蹈的过程，本身就是民间乐舞传承人结合“地方性知识”，在遵循传统的基础上的一种创新与再造，或者称之为一种传统舞蹈的身份重建行为。这种民俗舞蹈传统的“发明”，不但是为了适应当代人的多样化审美需求，更多是为了迎合“非遗”评审规则需要背景下的一种舞蹈文化身份的重建问题。
舞的结构结 语
“新文科”理论打破了学科壁垒，聚焦问题
意识的思维，为中国舞蹈人类学理论研究提供了
标杆。它指导舞蹈学研究不仅关注具有学科本位性质的舞蹈本体与形态研究，更应在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维度的跨学科中展开对舞蹈与文化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反思舞蹈民族志的“深描”与互动，表演民族志的舞蹈展演叙事，考察舞蹈文本建构的政治学思维，以及后现代主义史学观念的舞蹈人类学研究等问题。这些都体现出“新文科”与中国舞蹈人类学研究之间的交融与链接。
在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导致传统与现代的舞蹈创作、表演及消费等特征的变化，尤其在“非遗”语境中的民俗舞蹈在民间与官方两种表演语境中的表演形态与文化功能的变迁，以及传统民俗舞蹈如何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智力支持、“艺术如何介入美丽乡村建设”[6]等问题，都特别需要舞蹈研究者结合“新文科”交叉互动的理论与特性，用人类学的文化变迁理论、民俗学的表演民族志理论，后现代主义的权力与话语理论、仪式学与伦理学问题等诸多跨学科思维，展开对民俗仪式舞蹈的舞台化实践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同时，还要注重舞蹈的表演性、民俗性、社会性、经济性、宗教性、仪式性等综合性特征，研究者在关注舞蹈本体结构特征进行深度思考时，必须要将舞蹈文化置于上述综合语境中进行审视与观照。
总之，中国舞蹈人类学亟待需要诸多跨学科交叉性质的“新文科”思维来开展学科研究，这也是当下中国
舞蹈人类学研究呈现的“新文科”特性。
参考文献：
①可参阅方李莉老师2021年12月12日在海南大学“新文科建设与艺术人类学研究高端论坛”上的发言《新文科与艺术人类学的关系》的详述内容；
②可参阅（美）理查德·鲍曼著，杨利慧译《表演的新生性》（载《民俗研究》2008年第2期，第36页～第44页）一文之详述；
参考文献：
[1]李永祥.舞蹈人类学与彝族民间烟盒舞[J].民族艺术研究，2002（1）.
[2]曹静.多模态[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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