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兄如父啥意思【如父长兄】
一想起长兄，心情就如三月拔节的禾苗，温暖在和煦的阳光里，每片叶脉都鼓涨着温馨和挺拔的朝气。一长兄其实仅大我两岁，但他的一举一动，却深深地影响着我，在我的人生路上留下了永久的烙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家庭普遍多子女，家境不是很富裕。生活在陇上一个小县城的我们家，有兄弟四人，加上母亲，只靠当小职员的父亲的工资度日，并且我们兄弟四人正处在长身体的阶段，吃穿费用极大。于是父母每月的祈望，似乎只变成了怎样精打细算，用父亲每月30多元的工资，支撑我们食足果腹、穿能保暖，快快长大。父母对我们做人的指导，好像并没有下专门的工夫，一切都由他们的行动来体现。除了从父母的行动中体会，更多的影响我的，就是我的长兄，特别是在学习方面。
长兄的高中时期，正是“xx”结束后不久。当时高中毕业后要就业，必须先走“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条路。在长兄上高一时，父亲就早早地联系好了县属一个叫白家湾公社的地方。长兄也已有了去农村插队，苦干三年、等待招工的打算。这时，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长兄便和当时的莘莘学子们一样，在兴高采烈之余，摩拳擦掌，准备参加高考。可是，长兄此
前的学习时代，是在“学工支农”中度过的，每学期外出劳动的时间比坐在教室的还多，根本就没有学到多少书本知识。理所当然，长兄的第一次高考失败了。这一年，他15岁。
15岁的少年，遭遇如此打击，心何以堪。我体会不出长兄当时是怎样一种痛彻的感觉，但清楚地记得父亲想让长兄考走、以减轻生活重压的迫切愿望落空后的长吁短叹。于是1978年夏天最热的一个月，长兄闭门不出，我们也讳谈高考。许多日子后，长兄与父亲长谈了一次，他给父亲说，他想再考一次，考不上，就听从命运的安排，参加工作养家糊口。这既是一种涅槃，也是一种压力，因为长兄清楚地知道，家里的困境，不允许他三番五次地去挤高考的独木桥。
但离我们家较近的县一中当年不招收复读生，长兄只能考入离家较远的县二中复读班。那时，县城人口少，出城到二中，要经过一段有五里长的、被庄稼地相夹的土路和一座渭河桥，路况也不是很好，逢集时，路上熙熙攘攘、人畜混杂，有时迈不开步；刮风下雨或冬日晨暮时光，又鲜有人影，特别是上下渭河桥时，有长长的一段坡路，路两旁高大的树木后面或是密密的庄稼，猜不透其中隐藏着什么秘密，或是庄稼收割后辽远的旷野，寂静无声，行人经过时担惊受怕。寒暑易节，长兄就骑着父亲的一辆旧自行车，早出晚归，在这条路上奔忙了一年。
长兄学习是很刻苦的。家里没有专门学习的桌子，也没有电灯，他每天放学回来，只要天还有光亮，就立刻拿出课本，坐在堂屋的门槛上，双腿当桌面，课本往腿上一摊，就开始学习了。晚上因路远去不了学校上晚自习，他就把一个一米见方的三合板箱子往炕上一扣，上面放一盏煤油灯，或坐或蹲，一学就到深夜，经常发生头发或眉毛被灯盏火苗燎烧的事，并且鼻子里一准会被煤油烟熏成黑。长兄刚开始上复读班时，进的是普通班，教学进度慢。他听说重点班的老师讲得好，并且加课重点辅导，他就在重点辅导时拿上课本，趴在窗外，边听边记，回头再整理复习。直到有一次在全县举行的数学竞赛中，长兄获得三等奖，被学校补充进重点班为止。
当时能在全县的竞赛中获奖，是一件了不起的事。那时社会上已开始关注高考，“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已渐成社会共识，谁家的孩子有希望考上大学更是邻里乡亲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获奖，使长兄充满了上进的勇气，也使父亲兴奋异常，我们几个弟弟也雀跃相贺。奖品是几本励志书和一支“英雄”牌钢笔。长兄毫不犹豫地把钢笔给了我。我如获至宝，这在当时可是最好的钢笔，样子好看，下水流利，但要专门让父亲出钱去买，那可是一种奢望。
此后的长兄学习更加刻苦了，并且在第二次的高考中如愿以偿，顺利地考上了他心仪的学校。而长兄艰辛的学习过程和收获，也给我一种启示，成为我效仿的人生路标。父亲当时说：“你哥学习是麻袋片上绣花，绣住了，就看你的了。”我带着这样的重托，用长兄赠给我的“英雄”牌钢笔，经历了许多磨难，最终也描绘出了我的大学，看到了人生彩虹。
二
长兄孝敬父母在亲朋邻里是出了名的。
莘莘学子是什么意思?上世纪80年代初，长兄从成都的铁路学校毕业，分回甘肃。那时，正是国家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之时，各行各业都缺乏人才。稍加坚持，长兄就能够留在兰州工作，但他却毅然去了西宁。母亲听到消息后，坐立不宁、焦急万分。因为母亲曾在金昌的河西堡电厂学习、工作过，感到河西堡离家就够远了，去了西宁，以后想见儿子一面就不容易了。而长兄的理由只有一个：西宁工资高，可以多挣点钱帮衬父母，减轻父母的生活负担。
他要兑现高考前对父亲养家糊口的承诺。
长兄说到做到。上班后第一个月领了工资，他只留下工资的零头作为生活费，其余整整80元
都寄给了父母，而父亲当时的月工资只有30多元。一时间，喜从天降，父母百感交集，高兴的心情难以言表。从此，长兄按月寄钱，使贫困了十多年的父母脸上有了轻松舒展的笑容。也从此，我们家的生活境况逐步有了改善。
多年以后，提起此事，我问长兄，只留下工资的零头，那个月可怎么过呀。长兄说，几块钱支撑一个月肯定不够，他就去抢着干苦活、累活，比如去巡道，每次有四毛钱的补助。长兄在铁路工务系统工作，工务系统管线路，要定期巡道，长兄就多去。特别是节假日，家住城区的值班人员想回家，他就主动去顶班。一个人巡道，要沿着铁路线走十多公里，很累，有时也很怕。特别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背着修理工具，打着手提灯，走在郊外的铁路线上，四处杳无人影，有活力的东西，除了自己的心跳、移动的脚步，就是手提灯的一柱光束，总感到身后跟着个人似的。有时一阵狂风刮来，铁路两旁树影摇动，树叶“哗哗”作响，身上不由地就会泛起一层鸡皮疙瘩，恨不得丢掉工具，即刻跑回单位。“但想到父母接到汇款单的高兴劲儿，就什么都忘了。”长兄说。
当时，在县城，电视机还是稀罕物，县上一些机关单位有，家庭很少有。我清楚地记得那几年一到过年，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围看机关单位17吋电视机播放春节联欢晚会的情形。电视室
门口，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不让进，便吵吵闹闹，推推搡搡。好不容易进去了，坐在后面，更多时看到的是别人的后脑勺，站起来瞄两眼，再后面的人就会立即喊你坐下。即便从人墙的缝隙中看到荧屏了，也只能看到演员在动，面目表情根本看不清楚。于是我和几个弟弟想，什么时候我们家也能有一台电视机，美美地看一场春节联欢晚会……父母尽管从不去凑这个“热闹”，但他们心里未尝没有想拥有一台电视机的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