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
第3期总第295期
理论学刊
Theory Journal
May.2021
No.3Ser.No.295
从屈野河“侵耕”事件看宋夏边疆危机的管控
孙方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北京100732)
[摘要〕屈野河位于北宋麟府路境内，是贯穿麟府路的战略要道，且宜耕宜戍，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北宋天 圣至嘉祐年间，宋夏就屈野河划界问题纠纷不断，边民侵耕、边兵交战与边官交涉的情况时有出现。不过由于“庆 历和议”对宋夏双方的制约以及宋辽夏三方关系的变化，宋夏皆保持着相对克制的态度，
最终通过政治谈判达成了 各守河岸、互不越界的协议。这场纠纷的产生、发展及其解决，既是管窥宋夏关系复杂性之一斑，更是中国古代不同 政权管控边疆危机的一次独特实践。
〔关键词〕屈野河；宋夏关系；边界糾纷
〔中图分类号〕K244.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909(2021)03-0160-10
河川对于人类的军事活动具有重要价值，包括补给兵马维生所必需的饮用水、为军事调度和物资补
给提供天然的交通线路，以及为河川沿岸地区的军事屯戍提供农业用水等。在宋夏战争中，河川的军事
价值同样至关重要。韩茂莉先生曾指出，在宋夏沿边地区有延夏、环庆、镇原以及秦渭四条交通要道，宋
军在沿线屯戍设防®。而这些军事要道的形成往往依托于河川，如延夏道之于无定河、环庆道之于马岭 水、镇原道之于泾水和葫芦河、秦渭道之于渭水和洮河。程龙先生则进一步指出：“黄土高原地区地形
破碎，交通道路多沿河谷，这使宋军不得不沿河布防，将大量兵力集结在河谷地带，同一条河流的上下游
地区往往形成一个安抚使路辖区以便建立纵深的防御体系。”®笔者亦曾对宋军在西北战区的饮用水补
给及其水面交通情况著文作过专题讨论®。
地处北宋麟府路的屈野河（即今陕西神木境内的窟野河），就是在宋夏关系中产生过特殊影响的一
条河川。宋夏双方围绕屈野河的纠纷已然超出了“战时”与“平时”的阶段划分，边民越界耕作、边兵武
装冲突以及边官反复交涉的情况时有出现，而史书中则往往以“侵耕”指代这场发生于北宋庆历至嘉祐
年间的边界纠纷事件。目前学界对于宋夏划界问题的讨论，多是从边界沿革或双方的边防政策®、特别
[作者简介]孙方圆，男，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宋代军事史和环境史。
①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太原：山西古藉出版社，1993年版，第61—67页。
②程龙:《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③详见孙方圆：《宋夏战争中宋军对饮用水的认知与利用》，《史学月刊》2019年第2期；《试论宋夏战争中的水面交通》，《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344—356页。
④参见[日]前田正名：《陕西横山历史地理学研究：10—11世纪鄂尔多斯南缘白于山区的历史地理学研
究》，杨 蕤、尹燕燕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68—177页；李华瑞：《宋夏关系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0年版，第50—5丨、121—125页；陈旭:《宋夏沿边的侵耕问题》，《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 期；杨蕤:《宋夏疆界考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4期；孙昌盛：《论宋、夏在河东路麟、府、丰州的争夺》，《宁夏
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3期；黄纯艳:《宋代的疆界形态与疆界意识》，《历史研究》2019年第5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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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军事屯戍的组织实施等问题人手®，在对具体事件开展专题研讨方面则尚有发掘空间。有鉴于此，笔者
拟就宋夏屈野河侵耕纠纷的时代背景、发展过程以及双方的对策考量展开讨论，不当之处，伏望方家指正。
一、争端出现的背景
屈野河的主体河段位于北宋麟府路境内。通过相关研究可知，麟府路在今陕北黄土高原与毛乌素
沙地的过渡地带，北部为风沙草滩区，有固定、半固定的沙丘分布；南部为黄土丘陵沟壑区，地表沟谷纵 横。在这一区域中分布着包括屈野河在内的数条河谷，多呈西北一东南流向，河流沿岸冲积阶地发育良 好，是理想的耕地。黄河沿岸的峡谷丘陵土薄岩露、谷深坡陡，十分有利于军事布防®。
自唐代以来，麟府路便是多民族聚居之地，其中以府州折氏、麟州杨氏和丰州王氏为代表的地方豪
强实力不容小觑。北宋建立后，麟府路的早期地方机构建置今已不详，有研究指出，至道二年（996)“卫
726事件是什么
州团练使河阳李重贵实为麟府路浊轮寨都部署”®的表述，是“现存文献中关于‘麟府路’的最早记载”，
其后至迟在宋仁宗时期，北宋正式设立了“麟府路军马司”，是为“麟府路的最高权力机构”®。起初，麟
府路自北向南辖有丰、府、麟三州，后来丰州于庆历元年（1041)为西夏所占，至嘉祐六年（1061)方又择
址复建。
宋、辽、夏鼎峙时期，麟府路更是地处三方交界之地，“黄河带其南，长城绕其北，地据上游，势若建 瓴，实秦晋之咽喉，关陕之险要”©。对于西夏而言，夺取麟府路“不仅能彻底消除西夏在陕北作战一直
处于鄘延和麟、府腹背受敌的艰难境地”，还能掌握“以河为险，进退自如”©的战略优势；对于北宋而言，
麟府路“西南接银州，西北接夏州”®，且“麟、府辅车相依，而为河东之蔽。无麟州，则府州孤危。国家备
河东，重戍正当在麟府。使麟、府不能制贼后，则大河以东孰可守者？故麟、府之于并、代，犹手臂之桿头 目”®。麟府路对于北宋西北边疆安全的重要性由是可见一斑。
宋夏在麟府路境内的交锋多集中于南部，其沟壑纵横的地貌特征导致双方的军事调度往往需要依
托河谷川途方能高效实施，于是屈野河的军事价值愈加凸显。屈野河系黄河支流，上游系今内蒙古自治
区鄂尔多斯市的乌兰木伦河与悖牛川，两河在今陕西省神木县汇流后即为屈野河（窟野河）。史书记 载:“窟野河路自麟州过河，西人盐州约七百里，南至银州约三百里，控窟野河一带贼路，西北至麟州，南
至银州，以西则地势平易，可行大军。”®加之“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为当地军民屯戍提供了良好的
①参见尹崇浩：《北宋弓箭手屯田制度》，《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赵振
绩：《宋代屯田与 边防重要性》，《宋史研究集》第6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86年版；魏天安:《北宋弓箭手屯田制度考实》，《河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韩茂莉：《宋代陕西沿边地带的兵屯与土地开垦》，《西北史地》1993年第3期；史继
刚：《宋代屯田、营田问题新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刁培俊、贾铁成:《北宋弓箭手的军事作用》，《四川
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等等。
②参见杨蕤、乔国平：《宋夏沿边地区的植被与生态》，《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③[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至道二年九月己卯”。
④参见李昌宪：《五代两宋时期政治制度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22—127页。
⑤[清]沈青崖等：《陕西通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5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92页。
⑥孙昌盛：《论宋、夏在河东路麟、府、丰州的争夺》，《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3期。
⑦[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7267页。
⑧[北宋]张方平：《乐全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80页。
⑨[北宋]曾公亮、丁度等：《武经总要•前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17 页。
⑩《宋史•司马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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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条件，以致有学者认为，“麟州的设置是为了控制窟野河谷，府州则是为了控制黄河西岸”①。对于 宋夏双方而言，麟府路是河东路的外围屏障，而屈野河则是贯穿麟府路的战略要道。
雍熙元年(984)，李继迁率部出走地斤泽，武装反宋。北宋发兵征讨。双方交兵不久，宋将李继隆、王侁等兵出银州，“破悉利诸族，追奔数十里，斩三千余级，俘蕃汉老幼千余”；继而挺进开光谷杏子坪，“降银三族首领折八军等三千余众”；又在浊轮川东、兔头川西“生擒七十八人，斩首五十九级，俘获数千 计”；“吴移、越移四族来降，惟岌伽罗腻十四族怙其众不下”，李继隆“夷其帐千余，俘斩七千余级”，暂时 制伏了横山各地追随李继迁的部族®。开光谷即《水经注》中的梁水所在®。该河位于今神木县南，“出长城内，东人屈野河”④；浊轮川即今悖牛川之古称，据此推测兔头川或亦属屈野河水系。至道二年 (996)，宋太宗为李继迁袭扰不断、灵州战事一再告急而勃然大怒，遂命五路大军全线出击，试图一举剿 灭李继迁所部。其中，西京作坊使张守恩率军兵发麟州，据《武经总要》所载，其行军路线应当就是屈野 河谷®。由此可见，屈野河的军事价值在宋夏交兵之初便已显现无遗了。
此后，西夏对北宋麟府路的威胁日益增长。宝元二年（1039)闰十二月，直史馆苏绅建言:“今边兵 止备陕西，恐贼出不意，窥视河东，即麟、府不可不虑，宜稍移兵备之”©。庆历元年（1041)九月，宋廷令 知并州杨偕“除并州合驻大军外，麟、府州比旧增屯，余即分布黄河东岸诸州御备，交相应援”⑦。同年十 月，宋廷“禁火山、保德军缘黄河私置渡船”®。而西夏虽成功占领丰州，但府州以“城险且坚，东南各有 水门，崖壁峭绝，下临大河”®而始终为宋军固守。史念海先生曾进行过实地考察，指出：“府谷县建于河 边山上，巨石嶙峋，势甚险陡。黄河从东北流来，直冲城东南角下，顺山脚流向西南”，北宋时南门在城 东南，其外另筑有水门以保护汲路，且“水门建在城东南，就是为了防止偷袭。因为由城东往南陡岸壁
立，要绕过是完全不可能的。只有西南城外半崖上可以勉强通过，城上守兵是能够控制得住的”®。至 于麟州，西夏试图通过“往来邀夺馈运”的战法困死宋军，宋将张亢、张常等则寻机反攻，先“大败贼于龙 门川”®，再战柏子寨，又筑建宁寨；西夏军“数出争，遂战于兔毛川”，不意遭到被“斩首二千余级”的败 绩。宋军得以进筑“清塞、百胜、中候、建宁、镇川五堡”，由是“麟州路始通”©。龙门川系府州之北“人 府州路”®，兔毛川是西夏人侵麟州的“贼路”®，宋军能够在麟府路稳住局面，同样得益于对上述河谷川 途的有效掌控。
此后由于战事胶着，宋夏双方出于各自的考量，最终于庆历五年（丨045)正月实现议和停战。鉴于 麟州不利于防守，宋廷一直有人主张迁移麟州治所、退守黄河东岸。知并州杨偕便曾提议：“建新麟州 于岚州合河津黄河东岸裴家山，……河西对岸又有白塔地，亦可建一寨，以屯轻兵。又河西俱是麟州地 界，且不失故土，见利则进，否则固守之。”®“庆历和议”达成后，类似的论点曾再度出现。尽管杨偕前议 看似能掌握一种“进退由我”的主动，但根据日后北宋与西夏在屈野河纠纷中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种纸 上谈兵极易造成严重的政治被动与军事风险。幸而有识之士对此极力反对，其中尤以欧阳修所言最有
_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版，第丨8、104—105页。
②《宋史•李处耘传》。
③[清]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84页。
④[清]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补》，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32页。
⑤©⑭[北宋]曾公亮、丁度等：《武经总要•前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第517、515、517 页。
⑥[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5，“宝元二年闰十二月”。
⑦⑨[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3,“庆历元年九月”。
⑧⑮[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4,“庆历元年十月”。
⑪《宋史•张&传》。
⑫[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6，“庆历二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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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地，其云：
窃详前后臣僚起请，其说有四，或欲废为寨，或欲移近河，或欲抽兵马以减省馈运，或欲添 城堡以招集蕃汉。然废为寨而不能减兵，则不可，苟能减兵而省费，则何害为州！且其城壁坚 完，地形高峻，乃是天设之险，可守而不可攻。其至黄河与府州各才百余里，若徙之近河，不过
移得五七十里，而弃易守难攻之天险。以此而言，移废二说，未见其可。...今二州五寨，虽云
空守无人之境，然贼亦未敢据吾地，是尚能斥贼于二三百里外。若麟州一移，则五寨势亦难存。
兀尔府州，偏僻孤垒，而自守不暇，是贼可以入据我城堡，耕牧我土田，夹河对岸，为其巢穴也。
今贼在数百里外，沿河尚费于防秋，若使夹岸相望，则泛舟践冰，终岁常忧寇至，沿河内郡尽为 边戍。①
麟州及诸要塞乃“易守难攻之天险”，若轻易予以移废，府州便会真正成为一座“偏僻孤垒”从而“自守不暇”，西夏届时即可“人据我城堡，耕牧我土田，夹河对岸，为其巢穴”，一旦如此，恐怕就要“终岁常 忧寇至，沿河内郡尽为边戍”。质言之，如果宋军不能在黄河西岸保持有效的军事实力而退守黄河东 岸，就相当于放弃了黄河西岸的广袤缓冲地带，而让渡给西夏自由行动、随机渡河的战略空间。有鉴于 此，牢牢掌握黄河西岸的前沿防线，便成为北宋日后保障麟府路乃至整个河东路安全稳定的关键所在，而纵贯麟府、可耕可战的屈野河正是实现这一军事部署的锁钥之地。
然而，由于宋夏两军在麟府路长期交战，双方的实际控制线屡有变迁、模糊不定；“庆历和议”虽然 明确了宋夏双方的政治关系，但对每一具体区段的边界划定却又难以周全；加之辽朝雄踞北方而宋夏双 方又有各自的利害考量，因此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屈野河划界的遗留问题就变得日益复杂起来。
二、事态发展的进程
在李继迁起兵之前，麟州地界“西至俄枝、盘堆乃宁西峰，距屈野河皆百余里；西南至双烽桥、店子 平、弥勒、长平、盐院等，距屈野河皆七十余里”，可知当时的屈野河两岸之地都是完全处于宋朝管辖之 下的。咸平五年（1002)，李继迁率部“陷浊轮、军马等寨”②。浊轮寨本系北宋边防重镇，“控合河路，至 道中以重兵戍守”，且“部署蕃户三族一千五百帐”®。浊轮寨易手后，当地蕃部首领勒厥麻等族众被迫 “相率越河内属”®。大中祥符二年（1009)，北宋“始置横阳、神堂、银城三寨”，而此时这三座要塞的位 置已是“皆在屈野河东”了®。尽管西夏通过军事手段将北宋的沿边堡寨逼退至屈野河东岸，但并未趁 势驻军或移民以确立对屈野河西岸的实际控制权。不过，彼时宋夏在屈野河的局面，已经与前述杨偕在 讨论麟州州治与黄河关系时的构想相似，即北宋具有实际力量的军事要塞在河川东岸，而河川西岸则是 政治意义上的“领土”。对于北宋而言，危机的伏笔已经由此埋下。
在此之后，由于北宋官员的利益纷争以及当地官府的处置失当，西夏日益注意到屈野河西岸的“有 机可乘”，史称：
天圣初，州官相与讼河西职田，久不决，转运司乃奏屈野河西田并为禁地，官私不得耕种。
自是民有窃耕者，敌辄夺其牛，曰：“汝州官不敢耕，汝何为至此！”由是河西遂为闲田，民犹岁
①[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丨49,“庆历四年五月”。
②⑤[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7267页。
③[北宋]曾公亮、丁度等：《武经总要•前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18 页。
④[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3,“成平五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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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税不得免，谓之“草头税”。自此敌稍耕境上，然亦未敢深入也。①
据上引史料，宋仁宗天圣年间，为消弭地方官员的利益纷争，宋廷将屈野河西岸有争议的田地划为 “禁地”，而西夏正是利用北宋朝廷的这道禁令驱赶试图在此“窃耕”的北宋边民。“窃耕”禁地本是违法 之举，
北宋的边民对外无力反抗、对内无理申诉，最后只有退走，如此一来，北宋在屈野河西岸的“事实 存在”愈发松动。但即便如此，西夏仍未公开进占，而只是“稍耕境上”、不断蚕食。
此后直至元昊自立、宋夏交兵，西夏“始插木置小寨三十余所，于道光、洪崖之间，盗种寨旁之田”®。道光即道光谷，在银城寨南60里处；洪崖即洪崖坞，在银城寨南40里处®。鉴于彼时西夏在元昊治下占 据着军事优势，其继续渗透屈野河沿岸地区不足为奇。不过，直至“庆历和议”达成，西夏在该地区的内 侵仍不过“十余里”。对此，宋廷以和议甫成不愿节外生枝，遂指示知麟州张继勋：“若西人来，即且答以 誓诏。惟延州、保安军以人户所居中间为定，余路则界至并如旧。未定之处，若西人固欲分立，则详其所 指之处，或不越旧境，差官与之立牌堠以为界。”但是究竟当以何处为旧有边界？张继勋提出：“用咸平 五年以前之境，则太远难守，请以大中祥符二年所立之境为定”，否则，如若“以河西为禁地，则益恣其贪 心，进逼河西之地，耕凿畜牧，或兴置寨栅，与州城相距，非便”。宋廷表示同意，不过同时又明令其“不 得明行检踏以致生事”®。所谓“大中祥符二年所立之境”虽难以全线考实，但屈野河西岸“禁地”归属 北宋当毋庸置疑。
虽然张继勋等人通过实地考察、寻访故老等方式，提出旧有边界“无以复易”，但是西夏派出的交涉 官员却主张“马足所践，即为我土”。这种立足于“实际占有”而提出的“既定事实”的领土主张，自然难 以得到北宋认可。张继勋等北宋官员以禁绝宁星和市相威胁，才迫使对方同意包括屈野河在内的麟府 路边界“一切如旧”®。然而此后不久，张继勋竟遭革职，史载“后知州事者惩其多事取败，各务自守，以矫前失”®，
加之范仲淹亦曾将张继勋列为“所用主兵官员使臣”之中“有心力干事者营立城寨”之人®，因此或可推知张继勋的被革职与其积极整饬边防、修筑要塞有关，毕竟此类举措容易给西夏以口实，并 且有也有悖于宋廷当时奉行的安边政策。
在此阶段，北宋对屈野河防务的态度更趋保守，遇有纠纷发生，宋廷多以严饬禁令、惩处相关人员来 平息事态。如麟州都巡检王吉“尝过河西巡逻，州司辄移文劾之，自是无敢过者”®；又如麟州报“西界人 马至屈野河西，寻令指使、殿侍魏智等引兵约回，智遇伏，为西人所执”，宋廷下诏“河东经略司累戒逐路 务遵誓诏，今西人本无斗意，而以兵迫逐为边生事，其边吏并劾罪以闻”®。加之沿边堡寨官员多以“民不过河”“敌无踰境”而“岁满得迁官”，因此更是“禁之尤急”。起初，西夏尚不敢轻举妄动，但“数岁之 后，习知边吏所为，乃放意侵耕”，“州西犹距屈野河二十余里，自银城以南至神木堡，或十里，或五七里 以外，皆为敌田”，及至后来，竟发展到西夏“明指屈野河中央为界，或白昼逐人，或夜过州东，剽窃赀畜，见逻者则逸去"。北宋巡边部队即便接到警报，也会慑于朝廷禁令而不敢轻易追击，即所谓“既渡水，人 不敢追也”®。这些记载似乎表明，此时的屈野河俨然已经成为宋夏之间的实际“界河”了。
这种对北宋不利的局势，到麟府路管勾军马司贾逵巡边时又出现了变化。贾逵“见所侵田，以责主 者”，“知州王亮惧，始令边吏白其事。经略司遂奏土人殿直张世安、贾恩为都同巡检，以经制之”®。然 而西夏认为己方已在此长期耕作，特别是当地田产所得彼时已归名曰没藏讹庞的权臣所有，即所谓“田
0X2X3)®®[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5,“嘉祐二年二月”。
③®®[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7622、7267、7268页。
⑦[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4,“庆历元年十一月”。
⑨[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7,“庆历五年十二月”。
⑪[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7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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