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摇篮
“⽂明摇篮”序厅
各位观众，⼤家好，现在我们来到的是第⼀个历史⽂化专题展厅——《⽂明摇篮》。
⼭西地处黄河中游，华夏腹地，⼭川秀美，⽓候适宜，是中国远古⼈类和⽂明的摇篮。180万年来，⼈类在这⽚丰饶的⼟地上繁衍⽣息，⼀步步迈⼊了⽂明的门槛。我们将这段历史分为两个阶段，⼀个是以打制⽯器为主要⽣产⼯具的时期，考古学上称为“旧⽯器时代”；⼀个是以磨制⽯器为主要⽣产⼯具的时代，称为“新⽯器时代”。“⽂明摇篮”展厅通过⼭西省具有代表性的新、旧⽯器时代遗址及出⼟遗物，揭⽰史前⼈类从蒙昧⼀步步⾛向⽂明的历程。
境内⼤部分地区海拔在1500⽶以上，最⾼点为五台⼭主峰叶⽃峰，海拔3061.1⽶，为华北最⾼峰，有“华北屋脊”之称，最低点在垣曲县境内西阳河⼊黄河处，海拔仅180⽶。
⼭西地处黄河中游，⾃古就是⼈类⽣息、繁衍的重要舞台，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西发现有早、中、晚三期绵延有序的旧⽯器时代⽂化遗存达300余处，数量居全国之⾸。沙盘中红、黄、蓝三⾊指⽰灯分别代表⼭西旧⽯器时代早期、中期和晚期的遗址分布。这些遗址基本上都位于河流沿岸，因为早期⼈类依⽔⽽居，⽽且⼭西南部遗址分布最为密集，充分反映出⼭西南部是我们整个中华⽂明的发源地之⼀。
西侯度遗址位于黄河东岸的运城市芮城县境内，距今约180万年，是中国⽬前已知最古⽼的旧⽯器⽂化遗存之⼀。1961年开始陆续发掘出⼟了三棱⼤尖状器、刮削器、⼩型砍斫器等⽯制品32件，以及古动物化⽯22种。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发现了带有灼烧痕迹的兽⾻化⽯，它为探讨⼈类⽤⽕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线索。2005年再次进⾏发掘，出⼟⽯制品和动物化⽯标本1500余件，对我们深⼊了解西侯度遗址提供了重要材料。
西侯度遗址发现的动物化⽯绝⼤部分为草原动物，如鬣狗、长⿐三趾马、披⽑犀、四不像⿅、步⽒羚⽺等，也有适合丛林⽣活的李⽒野猪、中国古野⽜、剑齿象等，根据这些动物的组合和动物的⽣态习性分析，当时的西侯度⼀带为疏林草原环境，有森林、草原、河流、湖泊，环境优美，⽓候温暖湿润，很适合⼈类⽣存。展柜中您看到的有平额象、披⽑犀、粗壮丽⽜以及晋南麋⿅。
刮削器是⽤⼤⼩不同的⽯⽚经过修理⽽成。根据刃缘的形状，刮削器可分为直刃、凹刃、凸刃、圆刃等，是中国旧⽯器时代数量最多、最重要的⼯具类型。⼤型的凹刃刮削器，适于刮削狩猎⽤的⽊棒，它的刃缘和胳膊粗的⽊棒正合⼝。⼩型刮削器⼤概是充当⼑⼦使⽤的⽣活⽤具。
1953年发现于襄汾县的丁村遗址，以丁村为中⼼，分布于南北长约11公⾥的汾河两岸，是⼀处跨越了旧⽯器时代早、中、晚三期⽂化的⼤型遗址。其中以旧⽯器时代中期⽂化遗存最为著名，是华北⼤⽯器传统的重要代表，该遗址所代表的⽂化被称为“丁村⽂化”。丁村遗址是国内发掘的第⼀个旧⽯器时代中期
的遗址，也是第⼀个出⼟了早期智⼈化⽯的遗址，它的发掘和研究，对于构建国内完整的旧⽯器⽂化序列和古⼈类进化序列具有重要的作⽤和意义。
丁村⼈⽣活的汾河中、下游⼀带，当时为温暖的疏林草原环境，是⾮常适合原始⼈⽣活的理想家园。在辽阔的草原上，奔跑着狼、狐狸、⼤象、犀⽜、野马、羚⽺以及各种⿅类动物；汾河的⽔流量⽐现在⼤得多，幽深的河湾⾥，游着⼤量的鲤鱼、青鱼。岸边的浅⽔和河滩，是螺蛳和河蚌经常出没之处。河岸附近则⽣活着原始⽜、⽔⽜和河狸。当时的⽓候，⼤体与今长江中游、汉⽔流域的⾃然环境相似，原始居的丁村⼈仰赖着⼤⾃然，过着以渔猎为主兼营采集的经济⽣活。
1954年丁村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三颗属于⼀个约12岁⼉童的⽛齿化⽯，1976年⼜发现⼀块幼⼉右顶⾻化⽯，三颗⽛齿化⽯分别为右侧上内侧门齿、右上外侧门齿和右下第⼆⾅齿。右侧上内侧门齿和右上外侧门齿都属于铲形门齿，铲形门齿是黄种⼈和中国其他⼈类化⽯都具有的特征，与⽩种⼈显然不同。三枚⽛齿的形态都介于北京猿⼈与现代⼈之间。幼⼉右顶⾻化⽯的后上⾓有⼀天然缺刻，可能意味着该幼⼉⽣前有印加⾻，说明丁村⼈与北京猿⼈及蒙古⼈种有某种亲缘关系。
三棱⼤尖状器是丁村⽂化中最富特⾊的器物，由于⾸先在丁村发现，故⼜称为“丁村尖状器”。形似西⽅同时期的“⼿斧”，由⼤⽯⽚单向加⼯⽽成，三棱三⾯，庄严对称，使⽤功能和艺术兼备。三棱⼤尖状器主要⽤于起⼟挖掘。这种尖状器在⼭西、陕西、河南的⼀些遗址中也有发现，其器类、⼤⼩及打制特点
基本相近。作为这些遗址或地点之间传统纽带的三棱⼤尖状器和⼤尖状器，随着时代的发展，由粗到细地变化着，并始终保持了这⼀⽂化传统的特点。
丁村遗址
为了⽣存的需要，原始先民⼤多会选择依⽔⽽居，于是在黄河、汾河、桑⼲河两岸都留下了许多古⼈类活动的印记，丁村遗址便是其中⼀处。丁村遗址位于⼭西省临汾市襄汾县城⾄柴庄的汾河两岸，南北长达11公⾥。1953年发现，1954年发掘。遗址包含了旧⽯器时代早、中、晚三个前后相继的⽂化遗存，其中⽂化⾯貌表现最突出的是在距今约12万年左右。
20世纪七⼋⼗年代，“丁村⽂化”引起了国内外地质、古⽣物和古⼈类⼯作者的⾼度重视，他们结合古脊椎动物、⽔⽣物、孢⼦花粉等众多资料来探讨“丁村⼈”⽣活时期的环境变化及⽣态变迁。得出的结果让⼈惊讶！
⼤家请看复原的丁村⼈采集渔猎及制作⽯器的⽣活场景。在⼗⼏万年前这⾥⽓候温暖湿润，⽔资源丰富，⽣长着稀疏的⼭林和成⽚的草原，与今天长江中游汉⽔流域极为相似。在丁村遗址共出⼟28种动物化⽯，有披⽑犀、⼤⾓⿅、纳马象等。除此之外，还发现了多种鱼类化⽯，体长最⼤的可以达到1⽶半左右。这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丁村⼀带，绿⾊覆盖着⼭川，河岸和⼭前的平地上草⽊茂盛，各种动物成出没其间，在⼭⾕和周围低洼地⽅分布着湖泊沼泽，各种⽔⽣动植物繁衍⽣息……
在这样适宜的环境中⽣存，丁村⼈不必远征捕猎动物便可采集到丰富的⾷物。当然应⽤于采集⽣活⽅式的⽣产⼯具，也只是不必精致加⼯的简单⼤型采集⼯具。在丁村发掘的⽯制品达3000余件，绝⼤多数是⽤⼀种⿊⾊的⾓页岩打制，当地丰富的⽯灰岩和砂岩也只⽤于制作⽯球，很少被⽤来打制⽯器⼯具。可见当时的⼈对各类⽯料的性质已有了相当的了解。
在众多⽯器⼯具中，最具特点是被学者定名为“丁村尖状器”的三棱⼤尖状器。三棱⼤尖状器是⼀种⼤型厚⽯⽚⼯具，由于是在丁村遗址⾸次发现，因⽽被称为“丁村尖状器”。制作时将⼤⽯⽚的两边正向或反向加⼯出刃缘，前缘汇合成犀利的尖端，截⾯呈三⾓形，跟部钝化⽽便于⼿握。经学者试验，推测其功⽤是刨和掘为主，与现在的镐⾮常相像。这种尖状器在⼭西、陕西、河南的⼀些遗址中也有发现，说明他们之间的⽂化传承关系。
⼈类的进化不仅表现在使⽤⼯具到制作⼯具的过程中，⽽且也表现在⼈类⾃⾝的体质进步上。从攀爬树⽊的猿进化到地⾯直⽴⾏⾛的⼈，⼈类体质表现出明显的逐步过渡性和进步性。丁村遗址在1954年的发掘中发现了三颗属于⼀个约12岁⼉童的⽛齿化⽯，分别为右上外侧和右上内侧的两枚门齿和右下第⼆⾅齿⼀枚。1976年⼜发现了⼀个⼀两岁幼⼉的右部后顶⾻化⽯。根据⾻骼的研究，专家认定丁村⼈属于早期智⼈的典型代表，是介于北京猿⼈和现代黄种⼈之间的⼀种过渡阶段类型。
丁村遗址为研究旧⽯器时代⽂化的发展及⼈类进化的过程提供了⾮常重要的实物依据。1961年公布为全国重点⽂物保护单位。
许家窑遗址位于⼭西省北部阳⾼县许家窑村东，是⼀处旧⽯器时代中期遗址。1974年以来多次发掘。出⼟有⼈类化⽯20余件，⽯制品2万余件，以及⼤量的⾻⾓器和哺乳动物化⽯。⽯器具有华北地区⼩⽯器⽂化传统，以⽯球数量众多为其特⾊。出⼟的⼈类化⽯的年代约为距今10万年，被称为“许家窑⼈”。
许家窑遗址发现⽯球1000多个，数量之多，实属罕见，也是该遗址最显著的特⾊。⽯球最⼤的重1500多克，直径超过100毫⽶；最⼩的重量不⾜100克，直径50毫⽶以下。研究表明，⽯球是远古⼈类狩猎时普遍使⽤的投掷⼯具，⼤的可⽤来直接投击猎物，中等⼤⼩的可以做成“飞⽯索”，⼩的则可⽤作“飞⽯索”上握在⼿中的扣环。“飞⽯索”是⼀种⽐较进步的狩猎⼯具，其⽤法是把⽯球系在绳索（藤条或⽪条）的⼀端，利⽤旋转的离⼼⼒将其抛出，如现代杂技“飞流星”⼀样甩出很远去套绊猎物，以便于捕获。这种⽅法直到近代⼀些少数民族还在使⽤。
峙峪⼈的家乡，当时为⼭前⼴阔的草原地带，草原上奔驰着成的野马、野驴、羚⽺、鸵鸟和⿅类，峙峪⼈以⼸箭和棍棒捕获这些动物，过着以狩猎为主的⽣产活动。峙峪遗址发现4000余枚马属⽛齿，⾄少代表了130匹野马和90头野驴。峙峪⼈也因此有着“猎马⼈”之称。
峙峪遗址位于⼭西省朔州市东北的⿊驼⼭下，出⼟了⽯制品2万余件。峙峪⼈已经学会⽯器的间接打制技术，并掌握了钻孔和磨制技术。峙峪遗址出⼟了⼤量⾷草类动物化⽯，尤以野马和野驴最多。同时出⼟了这件中国迄今为⽌发现的最早⼀⽀⽯镞，意味着峙峪⼈已发明和使⽤了⼸箭。这件⽯镞原料为燧⽯，
⽤⾮常薄的长⽯⽚制成，⼀端具有很锋利的尖。⼸箭是⽕器发明前⼈类的重要武器之⼀。正如恩格斯所说：“⼸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器对于⽂明时代⼀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箭的使⽤，⼤⼤缩短了狩猎者与猎物之间的距离，是狩猎经济⾰命性的进步。
柿⼦滩遗址位于⼭西临汾吉县境内黄河⽀流清⽔河下游台地上，距今约2—1万年。这是中国⽬前发现⾯积最⼤、堆积最厚、内涵最丰富的旧⽯器时代晚期遗址，曾⼊选“2001年度中国⼗⼤考古新发现”。
柿⼦滩⽣活场景
柿⼦滩遗址位于⼭西临汾吉县境内黄河⽀流清⽔河下游台地上，距今约2—1万年。1980年以来，在15公⾥范围内共发现25处旧⽯器和动物化⽯地点，发掘出成组的篝⽕遗迹、灰烬和烧⾻，出⼟了丰富的⽯制品、蚌贝类装饰品和动物化⽯等，还发现有⽯崖上残存的赭红⾊岩画。这是中国⽬前发现⾯积最⼤、堆积最厚、内涵最丰富的旧⽯器时代晚期遗址，曾⼊选“2001年度中国⼗⼤考古新发现”，对研究华北地区旧⽯器时代向新⽯器时代的过渡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细⽯叶
旧⽯器时代（距今约1.5—1万年）
⼭西省吉县柿⼦滩遗址出⼟
细⽯器是旧⽯器时代晚期出现的⼀种新的⽯器加⼯⼯艺，⼀般是指采⽤间接打击法制成的⼩型细⽯核、细⽯叶和⽤之进⼀步加⼯⽽成的⽯器。它们多数是为装备⾻、⽊等复合⼯具的⽯刃⽽专门制作的。
陶⿍
枣园遗址是⼭西⽬前发现最早的新⽯器时代遗址。1991年发现于⼭西省翼城县枣园村，距今有7000年的历史，遗址⾯积约2万平⽅⽶。枣园遗址属于前仰韶时期，出⼟的陶器均为⼿制，多⽤泥条盘筑法成形。种类较少，形制也很简单，以泥质红陶为主，器壁⼀般较薄。由于采⽤了窑外渗炭⼯艺，器表颜⾊多不纯正。器物外壁多装饰简单的褐⾊或⿊⾊彩带，⽂化性质的地域特点明显，我们称为“枣园⽂化”，对探索⼭西早期新⽯器⽂化具有重要意义。
⼭西省垣曲县古城东关出⼟，这件陶⿍是⼀件炊具。圆唇，最⼤腹径位于器⾝下部，尖锥⾜外撇，肩部装饰三个乳丁。另外，考古⼯作者还在这⾥发现了陶锉、⽯⼑、⽯斧等农业⽣产⼯具，在⼀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西南部地区农耕⽂明的⾯貌。
夏县西阴遗址是⼀处内涵丰富的仰韶时代村落遗址，⾯积约30万平⽅⽶。1926年，中国现古学先驱李济先⽣主持发掘。这是中国⼈第⼀次独⽴主持的现代⽥野考古，具有划时代意义。西阴遗存的彩陶以花卉纹饰为主要特征，⼤家所看到的这种由圆点、直线、⼏何纹和涡纹组成的抽象植物花瓣纹，线条简洁流畅，⾊彩对⽐强烈，是庙底沟⽂化中最典型的装饰。有学者认为，鲜花的“花”与中华的“华”谐⾳，或
许就是华夏民族“华”的源头。
这件彩陶盆出⼟于⼭西省垣曲县下马村，盛⾷器，泥质红陶，⼤⼝，圆唇，沿外折，曲腹，⼩平底，⼝沿及腹部⽤⿊彩绘以圆点、直线、⼏何纹和三⾓纹组成的图案，线条简洁流畅，是庙底沟⽂化的典型器物。
夏县西阴遗址是⼀处内涵丰富的仰韶时代村落遗址，⾯积约30万平⽅⽶。1926年，中国现古学先驱李济先⽣主持发掘。这是中国⼈第⼀次独⽴主持的现代⽥野考古，具有划时代意义。西阴遗存的彩陶以花卉纹饰为主要特征，⼤家所看到的这种由圆点、直线、⼏何纹和涡纹组成的抽象植物花瓣纹，线条简洁流畅，⾊彩对⽐强烈，是庙底沟⽂化中最典型的装饰。有学者认为，鲜花的“花”与中华的“华”谐⾳，或许就是华夏民族“华”的源头。
这件彩陶盆出⼟于⼭西省垣曲县下马村，距今约4000年，盛⾷器，泥质红陶，⼤⼝，圆唇，沿外折，曲腹，⼩平底，⼝沿及腹部⽤⿊彩绘以圆点、直线、⼏何纹和三⾓纹组成的图案，线条简洁流畅，是庙底沟⽂化的典型器物。
距今6500⾄5500年前，中国考古学⽂化的分布，从北向南依次有辽河流域的红⼭⽂化，黄河流域的庙底沟⽂化和⼤汶⼝⽂化，长江流域的马家浜⽂化和⼤溪⽂化。不同⽂化的器物都有⾃⼰鲜明的地域特⾊。⼭西南部是庙底沟⽂化的中⼼区域，遗址规模⼤，⽽且⼗分密集，出⼟遗物丰富。
华夏直根
⼟⿎、彩绘龙盘、特磬
陶寺遗址位于⼭西南部襄汾县， 20世纪70年代以来多次发掘，⾯积约430万平⽅⽶，发现有城址、观象台、房屋、墓葬等⼤量遗迹，出⼟遗物中最引⼈注⽬的有⼟⿎、彩绘龙盘和特磬等，年代在公元前2900～前2300年。陶寺遗址的众多发现对探讨中华⽂明起源和国家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称为“陶寺⽂化”。⽆论从空间上还是时间上，陶寺遗址都与传说中的“尧都平阳”⾮常吻合。
陶寺⼟⿎是中国⿎类乐器的最早标本，以泥质灰陶为腔，原有鳄鱼⽪⼀类的⽪制品蒙在前⼝
上，打击时，通过⿎腔共鸣从另⼀侧的⾳孔发出声⾳。⼟⿎出⼟于⼤型墓葬，体现着墓主⼈的特殊⾝份。四千多年前的新⽯器时代晚期，⿎是⾮常神圣的，制作者与拥有者都⾮⼀般⼈，很可能是⽒族、部落的领袖或者是原始祭祀时的⼤巫师。作为礼乐器，在祭祀时演奏，或者是作为战⿎。
彩绘龙盘，是陶寺遗址最富特征的器物，迄今在中原地区所见盘龙图像的最早标本。龙盘当是⼀种礼器，龙纹则可能是⽒族、部落的标志。龙，是中华民族的神物，数千年来始终有崇⾼的地位，⾄今我们仍⾃称为龙的传⼈。龙盘上的彩绘蟠龙，⾝体饱满⽽外张，沉稳⽽强健，威严⽽神秘，是罕见的艺术珍品。
磬是中国古代特有的⼀种⽯质乐器，陶寺遗址出⼟有4件⽯磬，是年代最早且集中出⼟数量最多的⼀组，对于研究磬的起源、演变以及中国早期打击乐器的发⾳特点等，都弥⾜珍贵。单独悬挂的磬称为“特磬”，这件特磬⽤灰⾊⾓页岩打制，并经琢、磨，四周边缘仍留有打制时形成的瘢痕，近顶端穿有⼀椭圆形孔。使⽤时，将其悬挂，⽤⽊槌敲击不同的地⽅发出动听的⾳符，古⼈认为其声清脆悠扬可以通神达天，因此称为“天籁”。
陶寺龙盘、⿎、⽯磬等只见于⾼等级墓葬的器物，表明当时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化，出现了王权和早期国家政权的形态。
陶寺观象台
2003年，陶寺遗址发现了⼀处由11个不同截⾯的夯⼟柱基础排列组成的建筑遗存。专家推测这11根夯⼟柱可能为陶寺远古⼈的观象台，古⼈利⽤柱间缝观测⽇出，每⼀个柱缝都有对应的节⽓。陶寺观象台在⼀个太阳年365或366天观测得到的太阳历分为20个节令，包括冬⾄、夏⾄、春分、秋分；粟、⿉、⾖、⽔稻种收农时；当地四季⽓候变化节点；宗教祭祀节⽇。观象台的发现证实了《尚书·尧典》中的天⽂知识体系的真实可信，它对古代农业与天⽂学的研究意义重⼤。
下靳76号墓
现在您看到的这座下靳76号墓，是从临汾陶寺遗址中整体切割回来的⼀座墓葬：墓主⼈是⼀名⼥性，右⼿腕上戴着绿松⽯和⾻⽚镶嵌的装饰品。这位⼥性墓主⼈应当拥有较⾼的社会阶层。
“陶寺遗址⽑笔朱书⽂字”图版
在陶寺遗址出⼟的⼀件陶壶残⽚上发现两个朱书⽂字。⼀个字是与甲⾻⽂字体完全⼀致
的“⽂”字，另⼀字学界尚未有令⼈信服的结论。扁壶上⽂字颜⾊鲜艳，笔画清晰，应当是⽤类似⽑笔的软⽑书写。如果⽂字被成功破译，将是探索中国古代⽂明起源的重⼤突破。
⽟神⾯
陶寺遗址的⼤型墓葬中出⼟了许多⽟器，种类以礼⽟为主，佩饰为辅。这件⽟神⾯出⼟于135号⼤墓，⽟质温润，造型典雅柔和，神态安详神秘，应该是王者祭祀天地和体现威仪的礼器。
釜灶
这是⼭西新⽯器时代晚期居民⽣活中极富特⾊的炊具，釜与灶连为⼀体，上部是⼀个带鋬的圜底罐形釜，釜底有七个⼩圆泥铆，起加固作⽤。灶腹微外⿎，上部有四个通烟⽕的孔，下有灶门。通体装饰绳纹。这样的设计既可节能，搬运⼜很⽅便，构思奇妙。
中国最大的草原
陶寺铜铃（图版）
您请看，图版上铃为平顶，顶部、底⼝及中腰的横截⾯均呈菱形或近似菱形，底⼝略⼤于顶。以复合范铸造，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年，是中国⽬前发现最早的铜乐器。含铜量为97.86%，系纯度较⾼的红铜。在铜器铸造和⾳乐⽂化等⽅⾯，具有极⾼的⽂物史料价值。此外，铜铃出⼟时表⾯有清晰的布纹印痕，属于较精细的丝⿇织物，从侧⾯反映出当时纺织业的⽔平。
⽂明摇篮·结语
⼭西史前⽂化脉络清晰，框架完整，是华夏⽂明的重要发祥地和中华⽂化的直根系，从180万年前的西侯度到4000年前的陶寺，⼭西在中国古代⼈类发展史和中华⽂明演进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为中华⽂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