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大自然的力量来修复草原
中国科学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
在沙尘暴的治理方面,应当停止在草原上造林和飞播种草的做法,大面积的退化草地可借助自然力恢复。
植树如果不考虑所在地区的自然条件,盲目地认为只有种树才能使环境改善,就不会收到良好的效果,相反还会加重沙漠化进程。早20世纪60年代著名地理学家黄秉维院士就非常形象地将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树比喻成“抽水机”,因此他不主张在草地上大量种树。
飞播的不合理之处在于:其一,草原地区土壤库中含有大量的种子以及各类繁殖体,只是没有萌发或即使萌发没有生长的机会。因此,飞播只是解决了草地恢复中的一个很小的次要矛盾。其二,飞播带来了大量外来种,一些有毒的物种如醉马草就很容易混到羊柴的种子中飞到优质的草原中。大部分物种不是这个地区生长的,却因借助人的力量扩大了分布的地盘。这在短期内可能我们看不到它的危害,但从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角度看,则是不利的事情。其三,经济上
不合算。因此,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生态上来看,飞播都是不合算的,甚至是有害的。
在那些治理难的“硬骨头”地区,最好的办法是“人退”,减少人为的压力,让自然去修复。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工业化的国家,也最早尝到了生态破坏的苦果。但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把历史上由于采矿(主要是采煤)而造成的废弃地恢复成了自然生态系统,并进一步规划成为世界上著名的乡村景观。他们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借助自然力进行生态恢复。利用自然力进行生态恢复的过程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围封,就是在保证土壤不损失的前提下,保证种子、孢子、果实、萌生根和萌生苗等各类繁殖体能够“安家落户”并得以自然繁衍。利用自然力恢复成功的例子其实很多,例如1991~1999年的8年中,北京延庆山区搬迁人口4356户,山区人口由原来的近6万人减少到3万人,从而极大地缓解了山区森林的压力,林木覆盖率由原来的30%达到了目前的70%以上。香港嘉道里有一片山地,因为农业活动停止了,在40年的时间里自然恢复,形成了郁郁葱葱的森林。在浑善达克沙地,我们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巴音胡舒噶查进行的4万亩的围封实验,滩地上的草本植物第1年就实现了全面恢复,植被覆盖度为100%,草层高度当年达80厘米以上,产草量820斤/亩/鲜重;第2年的草层高度就达1.43米,产草量5300斤/亩/鲜重,自然萌发的2年生榆树苗达321棵/平方米,据当地牧民讲已经全面恢复到了上世纪60年代的水平;第3年许多地块发现了高度达1.85米的赖草。在落演替上,植物种类由当年的地榆、委陵菜、沙葱、冷
蒿等杂类草,向优质的无芒雀麦、羊草、赖草、冰草等禾本科草原发展。这是任何人工的力量难以实现的。而在治理前,这里却是牧民们分不出去的碱滩。再如,在赤峰市巴林右旗的赛罕乌拉生物圈保护区的10000多亩的核心区,搬迁出100个定居的放牧点后,也是在1年内将原来的裸沙实现了全面自然恢复。这些例子有力地显示利用自然力恢复生态系统是最直接、最经济、最有效、风险最小的途径,不应被人们所忽视。
在花费大量的金钱治理目前的退化草地过程中,如果采取的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做法,而不考虑到人在退化生态系统中本身的破坏因素,而不让当地的老百姓参与并获得利益,那么治理也不可能成功,相反会白白延误了自然恢复的宝贵时间。因为,“无为而治”也还是符合自然法则的。要警惕那些打着“生态治理”而搞的所谓生态建设工程,进行“生态破坏”做法,尽管人们可能是无意识这样做的。
应该对草原进行功能区规划
中国林业科学院院士王涛
很高兴草原方面已经有了中国草原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个战略非常重要,希望草原的可持续发
展战略能尽快变成国家的决策,同时希望加强草原的行政管理职能,以解决占我国40%国土面积的草原的有效管理、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等一系列的问题。
在资源法制建设中,规划非常重要。实际上在所有的资源法中,规划是基础,要把草原资源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必须加强草原规划的法律地位。《草原法》中明确规定草原的总体规划,但是为了保证规划的实施,不但要有整体规划,还要有部门规划,此外还要有不同地区的规划,这些规划互相衔接、互相配合,才能为草原的保护与合理利用奠定良好的基础。另外,建议在规划的基础上进行草原的功能区划。目前,草原的开发利用中,该保护的地方没有保护,不该放牧的地方却放牧了,不该开垦的地方却开垦成了农田,关键就是没有草原功能区区划。草原不等于牧场,不是所有的草原都可以放牧,因此要对草原进行功能区划,在功能区划的基础上加大对草原的保护力度,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
在草原的保护与利用中不仅应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和合作,而且要加强科技界的合作。21世纪主要是学科间高度综合、高度整合的时期。本次会议上,不同的专家从不同的学科领域提出的建议很好,但是还需要把这些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学科、不同的领域的建议整合起来,用于解决我国草原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整体的问题,而目前在草原学领域最缺乏的是交叉性、综合性和整合性。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社会化的培训、推广服务体系与信息网络。
另外在草原生态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中,还有两个潜在的问题,应给予充分的关注。一是采矿业对草原生态的影响,特别是露天煤矿的开采过程中对草原生态及地下水的影响,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不仅采矿业开采过程中要进行环境影响评
价和采取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而且也要提出采后生态恢复规划。二是草原地区应严格控制人口,草原的环境的容纳量和资源的承受力是有限度的,应该根据资源的承受能力和环境的容纳量来确定人口的数量,控制人口增长量。同时建议尽快兑现生态补偿,建立草原生态效益的补偿基金。
因地制宜发展牧业和农业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更另
一直以来大家有些共识,首先是我国人多地少,其次是要保障粮食安全,第三是内蒙古、新疆等北方地区是我们的草原区,同时又是畜牧业较为集中的地区,而南方是我们的农业区,是产粮的主要地区。从东北到西南有一条线,有专家把它叫做农牧交错带,或者半农半牧带。
但是实际上,因为南方水域条件好,适合长草食动物,许多名牌品种都出在河南以南的南方,比如
南阳黄牛、湘西的黄牛和马头羊等等。所以大家在谈论北方草原沙尘暴的时候,能不能从畜牧业角度思考?能不能将畜牧业的发展重心转移到南方,让内蒙古等北方草原少养点羊,使草原得以休养生息呢?研究草原的专家们能不能到南方搞一个示范区进行尝试呢?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应该鼓励草原等方面的专家到第一线去,去进行调查研究,进行试验尝试,才能掌握第一手的材料,才能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当然国家要为去第一线的人提供优惠政策,这样才能留住人,干成事。建议增加科研经费投入。
沙子上只要有好的条件也是会长草的,也是可以固定下来的。竺可桢曾经说过,不能简单地认为某个地方是干旱区或者半干旱区,干旱区有的时候也会发生水灾的。他有个观点,认为地方平均年降雨量和实际年降雨量之间有一个系数,如果系数是40%的话,这个地方是不稳定的,是种不出庄稼来的。就草原区来说,我认为,一定要搞清楚当地十年之内,最大降雨量是多少,最小降雨量是多少,怎么利用最大降雨量来补偿最小降雨量。同时还要弄清楚土地问题,比如土壤成分有何不同、含有哪些不同元素等等。只有把水的问题、土地的问题弄明白了,才能综合采取措施,因地制宜地发展种植业和畜牧业。
此外,任何物种根据温度、空气湿度等因素的不同,生长情况是不一样。比如在长江流域种棉花和在新疆地区种棉花长势、密度是完全不同的。造林也是如此,有一个适宜性的问题。在干旱地区造林,就像安装了抽水机一样,所以在克拉玛依栽一棵树比养一个小孩还困难。所以土壤里面林地水的利用等都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采用综合保护性农业耕作方式
中加项目办公室博士毕大德
中国最大的草原首先我想把我们加拿大发展项目中获得的一些经验介绍给大家,把加拿大过去出现的类似问题和中国当前的情况进行对比,同时介绍我们如何通过自己的发展项目来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目前出现沙尘暴的问题和原因,与加拿大30年代出现的情况应该是一样的。上个世纪初,加拿大出现了大面积的干旱,大概在1910年和1911年,在1929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更是出现了严重的灾害,其中受影响范围大概是730万公顷,占了加拿大耕地的三分之一。当时加拿大很多农场主纷纷破产,而目前我到中国的一些县里面考察,看到中国的一些农牧民也出现这样糟糕的状况,很艰难地维持着,必须在这样的环境中维持他们的生活。
加拿大曾经有众多的政府机构部门,在多个相关的领域从事草原工作。他们管理着比如环境、水、林业和农业,造成了机构上的重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加拿大就根据立法建立一个统一负责的部门,叫做大草原农田改造管理局,该局由一个部长来负责。实际上很多工作都是由农民来做的,管理局起到协调作用,促进一些协会,比如农业促进协会来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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