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海涛
来源：《名作欣赏·评论版》 2019年第1期
摘 要：组诗《从军行》是王昌龄的边塞诗代表作，《饮马长城窟行》是王翰最长的边塞诗代表作。《从军行》与《饮马长城窟行》分别反映了其作者在边塞诗创作中情感基调的不同、语言风格的差异，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中不同的思想侧重点，体现了盛唐的时代精神。
关键词： 王昌龄 王翰 边塞诗 比较分析
唐代是中国诗歌发展史的高峰期，尤其是边塞诗的成就达到了登峰造极、难以超越的高度。唐代边塞诗主要分成两种，一种是积极进取的，另一种是反思讽刺的，二者相辅相成，促进了唐代边塞诗的繁荣。王昌龄（约698—756）和王翰（约687—726）都属于初唐与盛唐过渡时期的诗人，相差不过一代人。王昌龄的组诗《从军行》是积极进取型边塞诗的代表作；《饮马长城窟行》是王翰为数不多的边塞诗中最长的一首，虽然不如他的《凉州词》那样家喻户晓，却最能反映其边塞诗水平。因此选取这两首诗进行比较研究，可以起到管中窥豹、以小见大的作用，更好地对王昌龄与王翰边塞诗创作特点进行分析。
一、“由哀入喜”与“由喜入哀”的不同情感基调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上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
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关城榆叶早疏黄，日暮云沙古战场。表请回军掩尘骨，莫教兵士哭龙荒。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大漠风尘日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
胡瓶落膊紫薄汗，碎叶城西秋月团。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
玉门山嶂几千重，山北山南总是烽。人依远戍须看火，马踏深山不见踪。
——王昌龄的《从军行》
七首诗也是七幅图画：第一首是戍卒思乡图，由边塞情景勾起思乡之情；第二首是军中乐舞图，在乐舞中激起了无尽的边愁；第三首是寥廓战地图，凸显了将军与战士之间的袍泽真情；第四首是沙场誓师图，将士们豪言壮语，表达了抗击外敌的决心；第五首是首战告捷图，唐军骁勇善战，为国家又立新功；第六首大将受敕图，将军手持宝剑，渴望驰骋沙场；第七首是边关布防图，边塞景苍凉悠远，回
味无穷。七幅图画内容各有侧重，在同一个主题下和谐统一。前三首的基调是悲凉的，是忧伤的，从乡愁到边愁，但是其中还夹杂着将帅对士卒的关爱，这是一种亲切的袍泽之情。因为有了这种袍泽之情，所以感情是哀而不伤，因此，第四首到第六首的积极进取的情感抒发出来是自然的，这种从忧伤到昂扬的转折不是突兀的，从“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誓言到“已报生擒吐谷浑”捷报传来的喜悦再到“辞居一夜取楼兰”的豪情壮志，组诗的情感达到了一个高峰。最后一首写边塞景，以“马踏深山不见踪”的景结尾，诗歌情感平复，淡淡的边愁与开头相呼应。整组诗一气呵成，情感由一开始的忧伤到后来的昂扬向上，最后平复，情感过渡自然，不着痕迹，由哀入喜，恰似一首钢琴协奏曲。
长安少年无远图，一生惟羡执金吾。麒麟前殿拜天子，走马西击长城胡。
胡沙猎猎吹人面，汉虏相逢不相见。遥闻鼙鼓动地来，传道单于夜犹战。
此时顾恩宁顾身，为君一行摧万人。壮士挥戈回白日，单于溅血染朱轮。
归来饮马长城窟，长城道傍多白骨。问之耆老何代人，云是秦王筑城卒。
黄昏塞北无人烟，鬼哭啾啾声沸天。无罪见诛功不赏，孤魂流落此城边。
当昔秦王按剑起，诸侯膝行不敢视。富国强兵二十年，筑怨兴徭九千里。
秦王筑城何太愚，天实亡秦非北胡。一朝祸起萧墙内，渭水咸阳不复都。
——王翰的《饮马长城窟行》
这是一首典型的歌行体七言诗歌，十四联二十八句，体量与组诗《从军行》 相当。开头四句写少年意图作大将，开始了自己的征战生涯，立下了“麒麟前殿拜天子，走马西击长城胡”的远大理想；中间八句则描写了沙场征战的血雨腥风，刻画了奋勇杀敌的形象；后面十六句则写归来时饮马长城窟，见古战场的荒凉，引出耆老的答话，表达了对战争的反思和对秦始皇修筑长城徭役繁重而导致亡国的讽刺，整首诗由少年“走马西击长城胡”的豪迈到“长城道傍多白骨”的凄凉，最后引出“秦王筑城何太愚，天实亡秦非北胡”的批评讽刺，由喜入哀，从少年壮志到历史反思，由个体经历到历史情感，悲凉古朴，荡气回肠。
“由哀入喜”，是欲扬先抑的手法，把盛唐边塞的气象表达得淋漓尽致，喜悦中夹杂着边愁，边愁的忧伤情绪却不能阻挡这昂扬向上的进取精神，这是时代精神的集中展现，体现了盛唐气象；“由喜入哀”是王翰对于历史和战争的反思，在战争胜利的同时对战争与人进行冷静的思考，在一个昂扬向上的时代冷静地反思战争，在盛世提出危言，总结历史教训，体现了时代对不同意见的包容，这是文化自信，是一种伟大的精神。盛唐是感性的，也是理性的，王昌龄的《从军行》是感性的抒发，王翰的《饮马长城窟行》是理性的思考。
二、“工于格律”与“明白如话”的不同风格
众所周知，王昌龄的七言绝句在唐代七言绝句中是博得头魁的，在历代诗评家的眼中，王昌龄的七绝
不亚于李白。王昌龄善写七绝，七绝作品留下的也最多，足足有七十四首，而《从军行》本是乐府旧题，属相和歌辞平调曲，多是反映军旅辛苦生活的。在王昌龄以前，也有不少的诗人写作，但除了杨炯采用了五言律诗的格式，诗人们大多采用的是“五古”和“七古”的格式，而王昌龄采用七言绝句的组诗形式写乐府旧题，则是前所未有的。
《从军行》严格遵守格律，每一首单拿出来都是一首极佳的绝句，组合起来，又是一首完整的乐府诗，它打通了律诗和乐府诗的界限，兼具这两种属性，但以七言绝句属性为主，因为它是格律诗的对仗语言，包含了大量的格律诗意象，运用了较合理的典故，他抛弃了乐府古诗着重叙事的手法，不专注叙事，叙事为抒情服务。王昌龄的七绝炼字功力深厚，在这组诗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上海风秋。
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
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
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丰富的意象在只言片语中展开，紧凑而不仄逼，对仗严谨有新意，字字精炼，字字如金，不用僻典，不压险韵，独具匠心而不着痕迹。七言绝句在唐代形成了一定规范，乐府诗体裁经过近千年的发展也臻
至完善，王昌龄将这两种体裁结合起来，形成了这样一篇工于格律篇幅较长的律诗组诗。
《饮马长城窟行》也是乐府旧题，很多诗人例如陈琳、陆机、杨广、虞世南等，都以此题写过诗，大多是五言古体，兼有杂言体，王翰的《饮马长城窟行》采用七言古体，是继承中有创新，继承了古体歌行体的格式，而采用了七言，是创新的体现。乐府古诗大多通俗易懂、明白如话，极少用典，格式也比较随意。好的乐府古诗，叙事要清楚，内容要容易理解，而且还应该是叙事完整的，卒章显志，而且最好还要朗朗上口，虽然没有格律的要求，但也必须有韵文的美感。
长安少年无远图，一生惟羡执金吾。
麒麟前殿拜天子，走马西击长城胡。
这是直接叙事，不加以修饰，但刻画出了一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少年形象。
黄昏塞北无人烟，鬼哭啾啾声沸天。
无罪见诛功不赏，孤魂流落此城边。
运用了夸张的笔法，表现了秦代徭役的繁重和赏罚不分的黑暗政治，这四句的修辞手法不似文人的雕琢，更像老夫老妪讲故事的夸张，显得朴拙感人。
当昔秦王按剑起，诸侯膝行不敢视。
富国强兵二十年，筑怨兴徭九千里。
秦王筑城何太愚，天实亡秦非北胡。
有关长城的诗句 这里面的语言甚至就是口语白话，用口语表达了对秦王朝穷兵黩武的讽刺，但是却不给人粗鄙的感觉，反而不乏深意，有几分说理气息，它是明白如话的，更是有着诗歌之美的。
王昌龄的《从军行》是边塞格律诗的冠冕，王翰的《饮马长城窟行》是歌行体边塞诗的代表作品，王昌龄讲求格律与炼字，王翰讲求叙事，这是两者的不同之处。王翰约比王昌龄早出生十年左右，又比王昌龄去世早约三十年，大概正是一代人的差距，他们所处的时代，正是初唐向盛唐的过渡时期，王翰所处的时代更多是在初唐，王昌龄所处的时代更多在盛唐。
初唐时歌行体依旧较盛，在盛唐时格律诗已经完备了，因此，王翰的《饮马长城窟行》和王昌龄《从军行》分别是这两种体裁诗歌在边塞诗这一题材的反映，体裁虽然不同，但在精神上，却有着共通之处。
三、“肯定义战”与“向往和平”的不同思想侧重点
诗歌反映作者思想，也反映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更反映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边塞诗作为一个重要的题材，更多的反映了作者对于战争与和平的思考。
王昌龄的《从军行》歌颂正义的战争，歌颂保家卫国的战士，其中也夹杂了对于边塞生活和思乡的忧伤之情，但总体上是昂扬向上的，写边塞美景，写战士英勇，是美的享受。王昌龄处于盛唐时期，正是开元天宝年间，是唐帝国最繁荣的时期，因此对于战争的看法是积极的，是歌颂态度的，把保家卫国的战争浪漫化，热情地讴歌戍边的将士们。但王昌龄也非战争的吹鼓手，战争不是目的，而是保卫和平的手段。
王翰的《饮马长城窟行》虽然也描写了英勇杀敌的场景，但重点在借耆老之口表达了对昔日秦国战争政策的批评，也间接表达了对本朝军事政策的赞赏。王翰的手法是写出了战争的血腥，不避讳战争的残酷，呈现出血雨腥风的场面，直面战争的残酷，直面旧时徭役的繁重，使人可以冷静下来，不把战争浪漫主义化，凸显出了和平的可贵，表达了对于和平的向往，这是一种初唐的风格的，但也夹杂了盛唐的气象。
虽然在思想侧重点上方向不同，但王昌龄与王翰是有共同价值的，就是对于保家卫国战争的肯定以及对和平生活的向往。捍卫和平，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保护人民平和幸福的生活，他们都反对侵略战争，支持正义之战；他们都向往和平，但又不畏惧战争，不滥用武力，这是二人的共同价值，也是唐代
边塞诗的共同价值，也反映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热爱和平的民族精神，这种“止戈为武”的辩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融入在炎黄子孙的基因里。正是因为这种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使得这两首诗的主题得到了升华，不仅仅在文学上博得头筹，也在思想上具有先进性和深刻性。文学性与思想性这双重属性上的优秀，使得《从军行》 和《饮马长城窟行》 成为古今中外脍炙人口的名篇。
王翰与王昌龄是唐代最负盛名的边塞诗人，他们创作的边塞诗脍炙人口、家喻户晓、广为传唱。他们虽然在风格上有着很大的不同，而且在创作特点上也有很多的差异，但在精神上却是一脉相承的，在盛唐中华昌盛的时代精神面前，二人都是表述者，只不过采用了自己的方式，通过自己的方式正面或侧面反映了这个伟大的时代，反映了自己对这个伟大时代的所见所闻，用诗歌的语言表达了对战争与和平、历史与现实、个人命运与国家兴亡关系的思考。这种对于时代的深邃思考，正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与发扬的。
（指导老师：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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