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视角下吴越自然环境对越剧唱词的影响
作者:童欣婕
来源:《海外文摘·学术版》 2020年第9期
    童欣婕
    (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浙江杭州 311300)
    摘要:尽管越剧已经成为了全国性的剧种,但不可否认的是,越剧作为地方性的剧种,是吴越地理区域内的一种文化表达形式。越剧的产生、发展与创新必然会受到程度不一、时期不一的来自吴越地域内的自然环境的影响。而唱词语言是越剧除了唱腔外区别于其他戏曲种类的重要因素之一,更是体现其地域性的一个主要方面。本文将从雅俗风格、骈散文体等越剧唱词语言的特征出发,探究吴越地域文化中的自然因素对其产生的影响,并追寻传统文化形式里所蕴含的深厚的吴越底蕴,以文学的方式对今天研究传统文化开辟思路,突破现代思维。
    关键词:吴越;地域文化;越剧;唱词
    中图分类号:J8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0)09-0021-03
    0引言
    语言自古以来就是区别地域的主要原因,迥异的方言将人分隔开来,地域相隔又使文化产生了流变与分化。戏曲产生于不同语言区,那么越剧基于吴越语言而形成的唱词宾白自然成为了其除唱腔、舞台外区别于其他戏曲种类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一角度来说,越剧唱词所具有的雅俗交融、骈散结合等语言特点必然与吴越地域文化之间有着难以割裂的关系。
    地理环境决定论作为文学文本的一种历史根源性的研究方式,为越剧唱词特征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最追根溯源的理论依据。在越剧语言的文化内涵中,流淌着的是吴越文化的品性,越剧也就成为了吴越文化的独特载体。
    1吴越江南意象的选取
    地域文化中所包含的物质文化构成了文学直接描写的内容与对象,越剧语言富有吴越地域特征的缘由就是其唱词语言对吴越自然意象的选取。吴越之地山川秀美,古迹繁多,民间自“落地唱书”时期就有“即兴编词、见物唱物、见人唱人、见事唱事”[1]的传统,而众多意象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江南的“水”以及由此衍生的桥、岸、楼、船等景观,这种对极富“水性”的江南意象的选取直接导致了唱词的诗意性。
    吴越文化是以长江下游为中心的区域文化,长江下游就是吴越文化的区域范围。这一区域,受季风气候
影响,夏季潮湿,冬季少雨,并且由于地形的崎岖与地势的西高东低,长江由西向东而流,最终形成了河网密布、钟灵毓秀的独特的吴越区域。李渔曾说“才情者,人心之山水,山水者,天地之才情”,在他看来自然景观是山水之间最富才情之人。晚清刘申叔先生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亦提出:“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土,水势汪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作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2]故而,水波荡漾的吴越地域能够孕育出具有柔软、灵动的“水”性文化。
    吴越之地的景象在白居易的笔下被生动地展开:“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这是吴越地域江南水乡的独特风光,的确,江南多水乡,吴越人多泽水而居,作为越剧之乡的绍兴嵊县就是江南典型的水乡。提起水乡,眼前就会浮现出潺潺的溪水、叮咚作响的小泉,以及在湖水边的斜风细柳、小桥人家。比起北方的景观,这样充满了“水”的吴越之地要柔和得多,“大凡江南有水的地方,因了水的氤氲,城市都会带些许的阴柔……中国最女性化的城市当然在江南水乡”[3]。栖居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的吴越人,自然擅于选取江南独有的景观作为越剧语言中的意象,越剧也就在这样的过程中被赋予了精雅与诗意而以柔媚、婉转见长,足以领会曲水流觞的陶炼。
    如由何人改编的越剧《西厢记》的《惊艳》中,张生一出场就将吴越之地的旖旎风光铺展开来:
    张(白):她去了!(唱)月殿神仙归洞天,此地空余杨柳烟。门掩了梨花深院,粉墙儿高似青天。恨天不与人方便,怎禁得意马心猿。怎当她临去秋波那一转……今番是定把这透骨相思病儿缠[4]。
    选段以月、杨柳、梨花、粉墙等景物勾勒出了一幅吴越宅院深深的经典场景,预示着即将展现的一段江南才子佳人的爱情佳话。
    大多越剧都以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为戏剧题材,而辅以其他诸如突破封建思想、封闭黑暗现实等深刻主旨,因而越剧往往都在江南水乡风光之中铺展开来,除上述《西厢记》外,还有《红楼梦》《追鱼》等多部作品都体现出了这种特点。
    2细腻含蓄的情感表达
    越剧的唱词语言虽有通俗浅白、闻之易懂的特点,而其通过语言传达的情感却尽显含蓄内敛,因而越剧表现为雅俗交融,俗中见雅的风格:俚俗之间展现吴越之柔美,浅近之中体现山水之绮丽,粗白之下传达剧中人之神韵,通俗之外刻画水乡之内敛。
    吴越文化下的文学作品并不依赖语言直接袒露人物内心的感受与心情,越剧常使用修辞代替情感的直接表达。在《西厢记·赖简》一场,剧作者没有采取直抒胸臆的方式描写莺莺担心受怕的内心活动,而是运用了拟人、双关、对偶、映衬等修辞,并借一系列的动态之景衬出人物内心的慌乱。崔莺莺唱道:“我心慌踢损了牡丹芽,玉簪又抓住茶靡架。夜凉似水苔径滑,露珠湿透了凌波袜。我心猿意马难拴下,今夜如何发付他。嫩绿池塘藏睡鸦,淡黄杨柳隐栖鸦。良夜迢迢又幽静,一炷清香祷月华。”其中“嫩绿池塘藏睡鸦,淡黄杨柳隐栖鸦”一句的“藏”与“隐”更是将女儿家“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般的娇羞、含蓄巧妙地
表现了出来。
    修辞手法是文学传达情感起伏的重要艺术方式,文体的精细同样也体现出了情绪表达的含蓄一面。越剧自“落地唱书”时期就以对仗的形式存在,到了越剧正式形成时,唱词内容逐渐丰富,建立了完整的戏曲结构,语言的骈散句式已经巧妙地被融入了越剧的宾白唱词内,形成了骈散交融这一突出特征,尤其在情节与情感高潮阶段,演员的情绪的高涨与低落都在骈散错落的句式中被突显出来,交相映衬,形成了越剧语言一大特征,与秦腔等直抒胸臆的唱词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且见越剧《春香传》第一场选段:
    春香:欲想拒绝这美景。
    李梦龙:莫要惊动这良辰。
    春香:我只怕身世浮沉雨打萍。
    李梦龙:我甘愿春意阑珊点长灯。
    合唱:端阳暖风动心旌,秋千架上情意萌。
    选段描绘了端午佳节一双壁人互生爱慕、私定百年之约的美好情景,以邂逅时的一应一答展开故事,
文词之间,并未直接表述彼此的爱慕之情,却在唇齿之间以骈句对唱的形式为戏曲的音画点缀出了琴瑟和鸣、惺惺相惜的感情彩,王文娟柔婉缠绵的唱腔与徐玉兰跌宕委婉的吟唱更是为这段唱词锦上添花,使之成为了越剧的经典桥段。
    越剧这种含蓄内敛的情感表达方式的形成与吴越地域的自然环境不无关系。长江中下游多食稻养蚕,精耕细作的生产使吴越人在情感上形成了细腻、内敛的一面。“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集大成者孟德斯鸿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阐述了他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其中就提到了自然条件对人的心理素质、情感等存在内在影响。刘小新先生所说“自然透过对人们生活方式和气质性情的塑造作用从而影响了文学”更恰恰应证了这一点。
    此外,江南多雨多水,植被丰富,花果繁多,放眼尽是碧绿的青草、金黄的稻田、缤纷的花朵。彩的充沛加之情感的细腻,还使得越剧唱词语言呈现出斑斓而又含蓄、内敛的情感表达方式。在徐进版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十八相送》中,祝英台对着梁山伯唱道:“青青荷叶清水塘,鸳鸯成对又成双。梁兄呀!英台若是女红妆,梁兄你愿不愿意配鸳鸯?” 这里的“青青荷叶”就蕴含了祝英台作为江南女子青涩的倾慕之情,吴越之地女子的矜持之态油然而出;而英台的喜悦、娇羞又透过唱词“红妆”中的“红”传达给了观众。越剧这种依托语言彩表达情感的戏剧创作方式如同脸谱之于京剧一般成为了独特的表现形式。
    3吴越文化语境的氤氲
    文化语境,是成章造句的本源,“从文学的发生学的立场上说,‘文化语境’指的是在特定的时空中由特定的文化积累与文化现状构成的‘文化场’。”[5]春秋时期作为历史浓墨重彩的一笔,可以说,已经开始了在其人情风物、生活状态、社会价值等方面的文化积累,而吴越地域概念的形成也自此伊始,吴越文化语境便应运而生。独特的吴越风光造就了其特殊的文化语境,风俗人情都融于江南烟雨迷蒙的景致之中,进而影响了越剧创作家们创作的风格程式,使其所写唱词之语调、节奏、内容都呈现出吴越地域的特来。余秋雨先生也曾说:“越剧是多重文化素质的有机交汇……平适富庶的地理环境给了它雅丽柔婉的风姿,开化畅达的人文传统给了它沉稳蕴籍的气质。”可知文化语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吴越地域文化对剧本创作的熏陶渐染自是能从文本唱词中嗅出丝丝缕缕的本土气息来。越剧发轫于乡土,发展于都市,两套看似迥异的文化体系所构建的文化语境实则有着殊途同归的终章,都不免沾染了吴越地域的人文底蕴。
    3.1乡土文化语境
    即使越剧在上海文化的熏陶之下带上了现代性与都市性,但它仍旧在乡土文化语境的根源性环境孕育中,秉持着被赋予的世俗性,从而实现了它的乡土回归,具体表现在生活化上,这是越剧在形成过程中,作为民间艺人创作的“落地唱书”最为突出的特征,如“唱书祖师”金其炳所创的田头唱书:
女演员吴越的老公    日出东方红黝黝,长工短工上田头。
    一年四季忙到头,过年回家空双手。
    正月里来喜洋洋,家家户户放炮仗。
    店王财主吃鱼吃肉,穷苦人家喝粥喝汤。
    此时唱词即为农闲时节田间农夫的即兴歌唱,信手拈来,所唱所述皆是乡野鄙夫、农村妇孺对农事、家常的歌咏叹息,淳朴流畅、浅近简芜,充满了生活气息。这种生活化的唱词特同样沿袭到了现代越剧剧作之中,唱词的“乡土性”仍旧清晰可见。
    以《碧玉簪》中的唱段《送凤冠》为例:
    王夫人:媳妇大娘,我格心肝宝贝呀!
    (唱)叫声媳妇我格肉,心肝肉啊呀宝贝肉。
    ……
    媳妇啊,侬心宽宽来气和和,贤德媳妇来听婆婆。
    ……
    侬看伊跪到西啊呀跪到东,膝髁头跪得是红火火[6]。
    越剧唱词的生活化体现为宾白唱词中一种多语气词、多方言的语言口语特性,选段内容以对白为主,内容和人物都十分贴近生活,大量的语气词,如“啊”“呀”,使得长短极富表现力;同时“心宽宽”“气和和”“膝髁头”“红火火”“来”等方言用法使得唱词极富口语特性,因而具有了生活化的特点。
    “可以说,越剧在剧目内容、表演风格和声腔念白等方面的特征都是在乡土所奠定的。”[7]基于乡土文化语境的创作方式使“乡土回归”成为了必然,同时使越剧保留了一些珍贵的独特性与历史性,这是越剧能够在昆曲与京剧风靡全国之后成为又一夺目璀璨的剧种的一大关键所在。由此可见,乡土文化语境既是孕育越剧的艺术摇篮,又是其得以源远流长的文化养料。
    3.2都市文化语境
    吴越文化底蕴深厚,南宋时吴越亦被称为“文化渊薮”,当越剧进入上海,在“十里洋场的现代都市语境”下,越剧逐渐褪去了原先的“俚俗之气”,而平添了几分人文气息,由粗词滥调的乡村俚曲化为了柔婉细腻的成熟剧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