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柯林斯“互动仪式链”理论简介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提出了“互动仪式链”理论。他认为，人们的一切活动都发生在一定的情境中，其中至少包括由两个人组成的际遇;情境不是指单个的人，而是经由个人所形成的社会关联或网络。因此，其理论出发点是研究情境而不是个体。[1]1他认为互动仪式中的互动情境沿着两个维度——相互关注和情感连带机制确立并发生变化，当相互关注和情感连带变得强烈时，自我强化反馈过程导致更强烈的情感体验活动。而人们关注符号的程度——与“互动仪式”的周期性重复有关。[1]16可见，互动仪式不是一次孤立的仪式，而是“互动仪式链”。
二、红包的“互动仪式”分析
建构了柯林斯所说仪式发生的社会网络——情境。智能手机在收到新信息时会发
出铃声或振动，持续的铃声和振动可以使体很快由分散状态变为集会状态，共同关注同一个内容，发生情感连带。且一般是熟人圈或半熟人圈，彼此有一定社会联系和情感联络，圈子里的人原本就相互关注，更易于沿着互动的两个维度——相关关注和情感连带机制发生变化，产生个体或体的强烈情感体验。
（一）红包“互动仪式”的三个要素：“情境”“情感”与“符号”
1.情境——中的情境特点：“易集会”“观众隔离”和“平等性”。人们的一切互动都发生在一定的情境之中，情境是指由两个以上的人所形成的社会关联或网络。[1]1互动仪式应发生在“共同在场”或“集会”的条件下，“在场”不仅可指“身体的在场”，也可指“思想的在场”。现实环境中，要举行仪式必须“身体在场”，要“身体在场”“思想才能在场”，而可以实现“身体不在场”而“思想在场”。这正是一个以手机声音或振动时时提醒思想集会的典型社会网络，是“红包互动仪式”的基础。
情境的另一个特点是——观众隔离。观众隔离是指的封闭性和排外性，是指没有加入的个体不能进入，不能看到里的信息，是一个封闭和排外的部落空间;的观众隔离使个体可以在不同的中进行不同的建构和表达。一个人可以有多个，
面对每个不同的体，他都会表现出自我中某个必要的内容和特殊的方面，展现不同的社交自我，如同事、妈妈、亲友、粉丝等中要展现的自我形象都是不一样的。与之间的完全封闭性和隔离性，使不同的中个体可以表现出不同的自我，进行不同的“印象管理”。另外，的封闭情景也使体内成员的依赖和存在感更强，更有益于塑造体内关系。
情境的第三个特点是——平等性。线上虚拟空间的中，交流时因为彼此“身体不在场”“声音不在场”，对方和自己在现实场景中的地位与权力都被削弱，而常常超越现实场景中的结构分界或社会地位分界，个体在虚拟空间有了更畅快的表达，更易于在平等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关系，并可能由虚拟的场景影响到现实场景。这不同于现实场景中因为彼此“身体在场”或“声音在场”而带来的压迫所产生的不平等。发言的先后顺序也不似于现实场景中那般严肃和拘谨，时空的扩张性和“身体的不在场”部分消解了现实场景中身份与地位的不平等。
2.情感——“红包互动仪式”的驱动力。柯林斯认为，在互动仪式中，情感能量是重要的驱动力，他认为人们通过参与互动仪式来增进这种积极感情，从而由这种互动仪式再生出一
种共同的关注焦点、一种共同的情绪，并形成体的情感共鸣且根据道德规范将它們符号化。[1]5人类在某种意义上是“感情的俘虏”，感情的存在而使人的生活有了意义。成功的互动仪式必须能提升体的共同情感，否则很难产生共鸣和递进。人们发红包时其实是在花费他们的情感，人是理性的动物，在花费的同时想获得更多的情感。当付出的情感小于获得的情感时，发红包的人表面上是未获得收益而暂时背离了红包互动仪式，而实际上是因未获得情感上的收益而破坏了个体与个体或个体与体的关系，暂时背离了体。所以，当发红包的人发完红包后，如果没有人领取且没有人评论，则会打击发红包的人的积极性，降低个体对体的感情。如果每次都如此，则每次的互动仪式都是失败的，久而久之，个体对体的向心力会降低。反之，当发红包的人发完红包后，有人领取且有人评论，则会激发发红包的人的积极性，增强个体对体的感情。如果每次都如此，则每次的互动仪式都是成功的，久而久之，个体对体的向心力就会增强。
但需要注意的是，红包的“互动仪式”也有一定的适应性水平，当达到一定的频繁程度，而所抢金额总在同一水平，在抢红包的过程中又不能收获足够多的情感时，人们就会因为习惯“红包”而厌烦红包，甚至背离“红包”。所以，红包的“互动仪式”要保持持续的吸引力，需要有周期、需要不断递增的金额，也需要不断有新的情感注入。而红包的金额却不能无限递增，
但感情的互动却可以不断递增，所以情感就成为影响红包仪式持续有效进行的主要因素。
人类共同的情感——惊讶、高兴、激动、自信等，均需在红包仪式的传递中出现，成为仪式的主要内容。这会使高度专注的、情感连带的互动，注入到体内每个“思想在场”个体身上，增强每个人的愉悦程度和激情，增强体的凝聚力。而表达情感最好的不是语言，而是非语言符号。美国心理学家艾伯特梅拉宾认为，信息冲击力=0.07*言辞+0.38*声音+0.55*面部表情[2]190，其中，言辞属于语言符号，声音和面部表情属于非语言符号。可见，非语言符号在相互理解和沟通中比语言符号所起的作用更大，然而在远程互动中，抢红包时需要短时间的即时反应和互动，视频音频太长，且不利于即时编辑。一般用文字和表情来表达，显得简洁且快速。非语言符号由表情符号和语态符号组成。所以，表情符号和语态符号在抢红包时和抢红包后的情感交流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有时，一个简单的表情符号的运用胜过千言万语，一个表情符号的重复也可以产生多人情感的连带和共同的关注。发送相同表情符号的多人处于共同的节奏和相似中，易产生“自己人”效应，在心理学中，重复和模仿就是增强双方友谊、进一步融洽彼此关系的主要方法。一是表情符号的快速获得和快速传递极可能产生集体兴奋。通过不同的表情符号，文字与图案的结合，加深与友的共同关注和连带效应。特别是抢到大包后的激动与振奋，人们很想向体中其他成员倾诉盛况和情感，这
时千篇一律的文字可能乏味，生动的语言和短时间潜词造句的能力又不是每个人都具备，所以，抢红包前、抢红包时和抢红包后的表情符号的分享，特别有助于“互动仪式”的顺利进行、延续和集体兴奋的产生。“要发红包了，好紧张”“54321……”“谢谢老板”“离红包只有0.01秒”“你们又背着我抢红包”等种种搞怪的表情符号，极易使当事人和其他旁观者都产生情感连带和兴奋。二是各种表情本身也是对语境的进一步构造。这些表情符号在互动情境中获得和表达原有的或新的情感意义，并在会话网络中不断体验循环。在表情符号的控制下，抢红包者通过身体思想的协调一致和相互激发、唤醒，抢红包的“仪式”常常得到集体体验的高潮。表情符号所具有的情感力量，是互动传播中建立牢固关系的核心力。
3.“符号”的共同关注：发抢红包的信号传递。红包是当事人向中其他成员发送的一种信号。发送信号指有信息的一方为了获得对方信任而披露自己信息所采取的行动。[3]491在社会行为中，个体不明确对方对自己的情感和态度，这时需要传递或接收信号来降低信息的不确定性。否则，可能就不会作出使双方感情深入的最优选择，从而疏离或陌生甚至敌对。可以通过主动传递信号的方式来尽量消解双方心中的隔阂，使双方做出最优化的选择，改善关系，深化友谊。
抢红包过程中有三种信号传递：第一种信号是红包本身。在中，恰恰是通过红包这一符号，来传递对体中其他成员的祝愿和祝福的信号，从而优化双方的关系。选择红包进行信号传递，是因为红包是一种支持性信息，在中国人的传统民俗里，红包符号代表的是吉祥、喜庆、好运的信号。第二种信号是“发”。发红包是一种游戏，提示的是发红包者愿意以发红包的游乐形式主动付出情感和物质，与里任意一人清除隔阂或深化友谊，是发红包者友好的友谊提示。第三种信号是“抢”。抢红包也是游戏，一个红包，受者会主动去抢，证明愿意与发红包者共同参与游戏、共同合作，“抢”本身就是一种信号，证明与发红包者并不对立或愿意进一步深交。
但是，并不是只要传递了红包符号就一定能深化感情，信号传递模型的关键在于信号传递差异足够大，信号强度才能足够大，这样才能保证信号传递的有效性。所以，“发什么文字的红包”“多少钱的红包”“发之前的预热”“怎么发红包”“发完红包说什么”就成为传递不同信号的方式。在这里，伴随红包需要有情感的铺垫和情感的注入——即要有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配合，也需要适当调整红包金额的数量和数目。只有金额没有情感注入的红包，不能有效传递信号;只有情感注入但金额不恰当的红包，也不能有效传递信号。
（二）“互动仪式”的报偿分析：“个体形象建构”与“体凝聚”
人们之所以愿意抢红包，是因为红包的报偿较高，费力程度较低。传播学者施拉姆曾提出一个公式：选择的或然率=报偿/费力的程度。这个公式首先运用于公众对于媒体的选择，但延伸来看，发现人们不仅对媒体的选择符合这个公式，对产品和对机会的选择也符合这个公式。理性人在进行任何事物的选择时，都会衡量所得的报偿和费力的程度。如果报偿越大，选择的可能性越大，报偿越小，选择的可能性越小;而做这一选择的费力程度如果越大，选择的可能性越小，费力程度如果越小，选择的可能性越大。
表面上看，红包报偿似乎并不高，人们有时只获得了几元甚至几分钱，而费力程度却极高，因为中抢红包不仅要精神集中，还需要长时间关注。人们为了抢红包而付出的机会成本似乎很高，在相同的时间内，人们为了红包而放弃了做其他事情的机会，获得其他较高的报偿。但深入分析会发现，其实抢红包所获得的报偿并不只有那物质上的几元几分。至少还有两个较高的精神报偿：发抢红包使个体在不同的情境中建构不同的自我，“提升不同的自我形象”;发抢红包更有助于形成体团结和“体凝聚”。
1.个体通过红包“互动仪式”，在不同的情境中建构不同的自我，“提升不同的自我形象”。“互动仪式”始于戈夫曼对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和印象管理的研究。人可以在互动当中
构建自我的形象，“我们不断努力去表现的角，就是我们想要成为的自我”[4]17;个体的表达包括两种不同的符號：他给予的表达和他流露的表达，前者包括各种词语符号或它们的替代物，后者包括被他人视为行为者的某种征兆的范围广泛的行动。[4]2笔者认为，朋友圈发表情“他给予的表达”是他想别人理解的、想呈现的内容，而“他流露的表达”一般是指不经意中表现出来的内容——一种可能隐匿的甚至不想别人发现却不经意间被发现的内容。“他给予的表达”和“他流露的表达”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却是矛盾的;两者共同构成“印象管理”。不管是“他给予的表达”还是“他流露的表达”，都要借助符号来表达。这些符号戏剧性地突出并生动地勾画出了若干原本含混不清的事实。[4]25而红包就是解释原本含混不清的事实的一种符号。当个体在体中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愿望、心情和需求时，红包就成为了一种载体和符号。从这一点上看，红包已经远远超越了所代表的物质上的意义，成了一种精神符号——“给予的表达”和“流露的表达”。红包建构和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友谊，重新建构了虚拟场景和现实场景中的“自我形象”。个体的自我在情境中被红包的表达所建构。通过反复的抢、不断的情感注入、关注点共鸣，一次次互动仪式形成“互动仪式链”，完成自我形象建构。另外，仪式的表演也可以看作是戈夫曼所说的“前台”表演。按照戈夫曼的观点，表演者可能是真诚的，或者并不真诚，但却真诚地相信自己是真诚的。[4]57在长久的互动仪式中，即使并不真诚的关系，也可能在“互动仪式”的作用下，个体逐渐发生“自我疏离”，变得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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