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世界经济经受了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经过各国的共同努力，目前全球经济开始出现积极向好局面，进入后危机时代。在国际经济金融发展的新形势下，中国的发展面临着机遇，也面临着挑战。
  一、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金融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
  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出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刺激计划，大规模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挽救金融机构，稳定市场信心。现在从迹象上来看，全球经济已经度过最困难时期。美国私人消费和房地产业已经显示出复苏势头，今年3季度GDP重返正增长，增幅达到3.5%，超出市场预期。美国政府已将工作重点从应对危机、挽救经济转到修复和重建未来经济增长的策略上来。欧元区经济增长也实现由负转正，市场流动性和投资者信心逐步恢复，资本市场融资功能显著增强，经济触底迹象明显。日本经济在出口和消费上升的推动下，上半年实现了正增长。最近，日本央行已经开始逐步回收市场多余的流动性。澳大利亚、挪威等资源输出国受益于能源资源类大宗商品价格快速回升，经济率先复苏，并首批启动加息计划。预计不久的将来，受全球通胀预期进一步加大的影响，经济恢复速度较快的新兴市场国家也会酝酿退出经济刺激计划。在这次危机中，中国的表现令人瞩目。为应对危机而实施的一揽子计划取
得积极成效，经济呈现持续向好势头，在稳定全球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种种迹象表明，全球经济开始复苏，进入后危机时代。但还不能过于乐观，全球经济复苏和稳定增长还将面临许多挑战，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还很多。在这个阶段，国际经济金融呈现出新的趋势和特点。
  （一）世界经济格局向多极化发展
  这次金融危机是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不断演进调整的结果，同时也推动着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深刻的调整变革。冷战以来，美国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以其雄厚的经济技术实力主导了国际经济体系和规则，在全球资源、市场和人才的激烈竞争中获取巨大收益，导致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矛盾不断加剧。这场金融危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孕育而生，它的爆发重挫了美国长期依赖虚拟经济财富效应支撑负债消费的增长模式，打破了华尔街乃至美国经济的神话，并最终动摇了美国经济金融的霸主地位，加速了全球经济多极化发展的进程。从目前世界经济表现来看，完全由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时代已经结束，欧日和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经济的垄断地位构成一定挑战。2008年，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4成以上，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50%。特别是中、印、俄、巴“金砖四国”在这轮危机中快速复苏，表现出较
强的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G20模式的出现，标志着新兴市场国家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总的来说，在今后世界经济格局中，多极化发展已成为必然态势，但短时间内还难以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完全体现出来，美国仍将利用其传统优势把握主导权。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认识。
  （二）全球金融体系面临重大变革
  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问题还是美元问题。国际货币体系本质上就是以美元为核心的信用本位制，美元的供给取决于美国的经济政策，缺乏国际约束和协调机制。美国正是凭借美元的垄断地位不断向全世界征收高额铸币税，廉价使用全球资源，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因过度依赖美国经济和美元而面临巨大风险。近年来，全球发展中国家爆发的债务危机、货币危机、粮食危机，都与美元和美国经济有关。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更加充分地反映出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严重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从稳定全球金融秩序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倡议和要求，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已渐成气候。欧洲呼吁建立一个新布雷顿森林体系，欧元在美元持续贬值的背景下大幅走强，在全球储备货币中占比达到创纪录的27%。亚洲加快了区域金融合作和货币互换的步伐。
截至2008年底，中国与日韩等国已经签订了总额为235亿美元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在今年东盟10国与中日韩财长会议上，还就建立1200亿美元的区域外汇储备库达成协议，用以增强本地区危机救助能力和金融抗风险能力。拉美也抛开“美国后院”的角，加快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巴西和阿根廷正在积极推动区域贸易本币结算。另外，世界各国还就加强全球金融监管，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广泛共识。10月召开的G20匹兹堡峰会，同意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IMF中的份额至少增加5%，将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体在世行的投票权至少增加3%。这些都表明，国际金融体系正在发生一系列重大变革，势必对全球经济金融产生重大影响。
  （三）全球经济增长方式将发生深刻变化
  一方面，金融危机使美国消费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发动机的作用受到严重削弱，以美国为代表的低储蓄、高负债，过度依赖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面对这一问题，奥巴马政府表示今后美国经济要从过去以债务推动的增长模式转向以出口和制造业推动的增长模式。这将造成全球的需求结构发生重大调整，给出口导向型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严峻挑战。另一方面，以高消耗为基础的传统产业模式引发了能源和环境危机，能源、技术、气候、环
境等问题成为国际经济政治博弈的焦点。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已经纷纷做出跨越危机的先导性战略安排，把新能源、绿经济、低碳经济、信息产业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大力扶持其发展。美国政府在气候与环保议题上已经发生积极转变，开始全面实施新的国家战略，为确保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的经济、外交、安全和全球范围内的核心领导力奠定基础。英国政府更是把低碳经济置于国家战略高度，将其视为未来国家和企业竞争力的核心所在。日、韩提出“低碳绿增长”的经济振兴战略。在这个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也要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改变过去依赖能源资源投入和“人口红利”求发展的老路，通过应用新技术、新能源，发展新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国正在积极调整经济结构，推进节能减排，发展战略型新兴产业，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发展的新潮流和新趋势，必将引发新一轮的全球产业调整、转移和升级，带来增长方式的深刻调整，这对各国来说都是一大挑战。
  二、中国现阶段的国情特点
  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虽然中国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城市化工业化加速发展、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中国今年前3季度GDP增长7.7%，全年“保8”目标可以实现，出口降幅逐渐收窄，贸易顺差还在扩大。为什么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发展态势会表现出如此明显的反
差？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是什么？在未来的全球经济增长格局中中国将发挥什么作用、有着什么样的地位？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认清当前的国情和特点，这样才能正确把握中国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一）中国正处于建设阶段是当前发展的最大特点
  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要经历建设、产业、消费三大阶段。首先是建设阶段，也是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是以建设为主，产业、消费派生和从属于建设。处在建设阶段的国家，建设是实现现代工业经济从无到有根本转变的最终途径。在建设阶段，基础设施建设任务艰巨，产业处于上升期和发展期，消费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在我国中西部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些地区的发展由城市化建设开始，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创造好的发展环境，吸引较发达地区乃至国外的产业转移到这里，从而实现当地产业的升级换代。第二阶段是产业阶段。特征是产业对资金、技术和人才等社会资源具有较强的调动力和配置能力，产业发展对经济贡献最大，城市化建设和消费都受产业的拉动。当前，西方国家大多处于比较发达的产业阶段，比如，日本以出口为导向的机械、电子、化工、汽车等产业具有国际一流竞争力，产品附加值高，带动了很多城市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有巨大贡献。产业一旦发展起
来，就不再从属于建设，开始形成自身的发展特点和规律，能够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的新一轮发展。我国一些沿海发达地区已经解决了基础设施的有无问题，现在，在产业集聚和产业发展的带动下，地方财力和企业财力得到很大增长，正在进行新一轮的基础设施完善和发展。第三阶段是消费阶段。特征是经济高度消费化，建设和产业都由消费拉动。这一阶段，有形的物质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降低，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量减少，服务业成为经济的主体，个人消费开始展现出巨大的生命力，成为推动发展的主要因素。最典型的就是美国经济。30年前，美国就开始把成本较高缺乏比较优势的制造业转移出去，而电子、IT、电信、娱乐、影视等具有消费特点的产业发展迅速，与民生、人的发展相关的消费领域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建设、产业、消费三个阶段逐级演进，不同时期各有侧重。从时间上看，三个阶段既有先后关系，也有因果关系，是递进的发展过程，不可能人为地跨越。从空间上看，三个阶段可以并存，只是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区别，不能机械划分。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中国同时具有建设、产业、消费三个阶段的特征，但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基础薄弱、城市化水平低、基础设施存在大量空白，这是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决定了我国整体上仍处于建设阶段，工业化还处在前期向中期过渡的阶段。正是由于建
设的落后，还没有发展产业和消费的根基，所以产业和消费的作用相对较小。从产业发展来看，大企业富国，能够迅速增加财政税收，而小企业富民，两者缺一不可。中小企业大量发展，是产业阶段发展后期和消费阶段的重要特征。我们要及早关注这些问题，使产业阶段的发展能够结构合理。
  由于建设、产业、消费三个阶段的发展特征不同，对金融形态的要求也不同。与建设阶段相适应的是开发性金融。建设阶段存在大量的瓶颈领域和薄弱环节，有限的财政力量难以满足巨大的融资需求，而市场、制度和信用的空白让商业金融望而却步。开发性金融正是这个阶段的产物，它的历史使命是把政府、市场、金融、企业和社会的力量聚合起来，形成合力，从建设市场、制度和信用入手，以中长期投融资业务和商业可持续的方式支持开发性领域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建设阶段的融资需求，这是发展中国家加快建设和发展的有效途径。与产业阶段相适应的是以企业为中心的资本市场。典型代表就是华尔街。华尔街金融为美国产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前提是市场出清，也就是企业可以破产消亡，自由进出市场，实现优胜劣汰。与消费阶段相适应的是消费金融。消费阶段对经济发展的社会化目标提出了更高要求，底线就是人们基本的衣食、住房等生存需要，带有相当广泛的社会性。随着市场化发展，社会中低收入体逐渐卷入市场体制，对市场稳定和保护中低收入体利益的
社会化要求愈发突出，不能单纯靠市场信用和产业阶段的金融体系来支撑消费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比如，美国已经进入消费阶段，但仍然沿用适应于产业阶段的华尔街金融为消费社会服务，这就产生了消费阶段金融社会化目标与华尔街金融破产出清、优胜劣汰前提之间的矛盾，导致出现两大问题：一是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个人和家庭不可能像企业一样通过破产消亡来实现市场出清，这就丧失了华尔街金融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二是把为中低收入体提供住房这个突出的民生问题和消费经济阶段的主体问题，交给商业化逐利的金融机构去解决，失去了维护社会公平的体制。所以，在消费经济下，沿用产业阶段的金融，必然会出现政府信用、民生金融和资本市场的脱节，产生投机和泡沫，社会底层百姓收入微薄难以承担超前消费带来的经济压力，这是整个融资体系中的核心缺陷和致命弱点，最终导致美国以债务维持高消费的消费金融体系瓦解，损害了社会公众乃至全世界的利益。可见，过度消费和金融的错配是这次危机的一个。而中国处于建设阶段，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还比较小，金融发展也远未达到华尔街的发达程度，没有得发达国家的病。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中国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远不如美国严重。
  （二）城市化为中国的建设提供了发展的广阔空间和持久动力
  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以英、法为代表的工业革命，带动了欧洲社会变革，解决了当时欧洲3亿人口的城市化问题；美国通过独立战争推翻殖民地统治，解决政治生存的问题，通过把法国的政治制度和英国的经济制度相结合，加速了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也吸引了更多的移民，解决了当时1亿人口的城市化；十月革命解决了苏俄1亿人口的城市化；明治维新解决了日本4000万人口的城市化。这些国家都是在城市化的基础上，通过城市化统筹建设、产业和消费的发展，完成了建设阶段的使命和任务，从而不断向前发展的。中国建设阶段的使命，也不可能逾越。而且，中国金融危机的影响13亿人口中有将近60%聚集在农村，以未来15亿的人口峰值和发达国家不到10%的农业人口结构为目标，中国还要解决的城市化人口多达8亿，比美、欧、日已经实现城市化人口的总和还要多。所以，中国的城市化将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是未来50年甚至10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和核心特征，成为中国建设阶段的实质内容。
  国际贸易、货币扩容和城市化之间形成了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改革开放特别是近10年来中国的发展，出口贸易扮演了重要的角。外向型出口加工业的迅速发展，吸纳、调动了广大农村劳动力，成为城市化、工业化的重要引擎。2002年以来，出口保持每年上千亿美元的增长，贸易顺差逐年扩大，外汇储备迅速积累，目前已经接
近2.3万亿美元。在结售汇体制下，庞大的外汇储备形成了巨大的货币扩容，带来了充足的流动性，适应了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使我国可以从国际市场上大量进口油气、矿产资源、机电设备、原材料等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所必需的物资，缓解了制约发展的物质瓶颈，促进了独立自主加快发展。所以说，货币扩容为我国的城市化创造了条件，城市化、工业化反过来又改善了投资环境，推动了出口创收，对货币扩容形成强大的吸收力，实现加快发展的良性循环，有力支撑了我国经济多年持续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