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汉学研究:历史与现状
□ 李兴华
摘 要:本文基于西班牙语原始文献与墨西哥各大研究机构的汉学研究数据,对该国的汉学研究成果、发展趋势以及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目前,墨西哥的汉学研究已从最初通过民间友好人事访华的见闻报道,初步了解中国概况,发展至以各类研究机构为依托,将研究领域延伸至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等多个方面。不仅如此,墨西哥还充分利用拉丁美洲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官方语言为西班牙语的特点,牵头发展区域性交流平台,促进该地区汉学研究成果与前沿信息的共享。
关键词:墨西哥汉学 整体观 传教士
中图分类号:K107  doi: 10.19326/jki.2095-9257.2021.01.023
(1) 《中华大帝国史》是《依据中国典籍以及造访过中国的传教士和其他人士的记述而写成的关于中华大帝国最负胜名的事情、礼仪和习惯的历史》(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de la China, sabidasassiporloslibrosde
losmesmoschinas, comoporrelacion de Religiosos, y otras personas que hanestadoen el dicho Rey )的简称。该著述的电子版原文转写稿现存于《中国在西班牙》(China en España )电子资料库:ww
w.upf.edu/asia/projectes/che/s16/mendoza1.htm ,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10月20日。
(2) 该著述的电子版原文转写稿现存于Internet Archive 电子资料库:/about/,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10月
20日。(3) José de Acosta, Historia natural y moral de las Indias . Biblioteca virtual, 2003, capítulo 5—6.
一、墨西哥的早期汉学研究1565年4月西班牙人来到菲律宾并在此建立了西班牙人据点。随着双方民间贸易的展开,逐步形成了中国—菲律宾—墨西哥—西班牙多边贸易航线。在大量中国商品开始运往墨西哥,并经墨西哥转运至西班牙的同时,往返于东西方的传教士与殖民官兵也不断聚集于此,带来了大量中国信息、书信甚至是中国典籍。墨西哥逐渐成为渴望前往中国布道的西班牙传教士们了解中国的“信息采集地”。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 ,1545—1618)正是在墨西哥获得了大量有关中国的信息和相关文献资料,成为他编纂《中华大帝国史》(1)的重要材料。胡安·德·帕拉福克斯·门多萨(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 ,1600—1659)更是在没有入华的情况下,在墨西哥根据亲历中国明朝末年战乱的传教士们的书信与相关报导完成了《鞑靼征服中国史》(Historia de la conquista de China por el tártaro )(2)一书。
源源不断传至墨西哥的中国信息也逐渐传播至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引起更多人的关注。1571年被派往秘
鲁传教的何塞·德·阿科斯塔(José de Ascota ,1540—1600)通过从墨西哥转运至秘鲁的中国商品、来自菲律宾的东方信息以及意大利耶稣会士寄自中国的书信对中国文化有了些许了解,并开始对此有所关注。1585年他奉西班牙国王之命返回西班牙,为此他来到墨西哥等待回
国。在此期间他又通过该地有关中国的书籍和资料对中国文化有了进一步了解。他对中国文明的研究从文字入手,并将其写入了《西印度自然与道德史》(Historia natural y moral de las Indias )(3)一书中。首先,他认为中国文字具有凝聚力,因为只要将之写下便可被所有方言解读。其次,他将中国社会的等级划分归咎于中国文字。在他看
来只有中国官员和统治者才有学习中国文字的条件,而这是他们立足上层社会的根本原因。最后,他虽对中国文字所蕴含的智慧予以肯定,但却认为中国人的学问过分局限于对文字的研习,导致中国读书人的知识结构单一且整个科学发展水平滞后。拉丁美洲出现了西班牙裔汉学家。1650年石铎琭(Pedro de Piuela ,1650—1704)出生于墨西哥,1671年已成为方济各会传教士的他前往中国传教。在华期间他学会了中文,为后世留下诸多关于天主教的中文书籍,如《初会问答》《默想神功》《永暂定衡》。除此之外,他还增订了万济国(Francisco Varo ,1627—1687)的《华语官话语法》(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 )手稿,并于1703年在广州杨仁里福音堂将其出版,使其成为来华传教士学习中文的工具书。石铎琭的另一项贡献莫过于自己口述、由清朝南丰文人刘凝整理书写而成的《本草补》,此书被认为是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方药学典籍。书中详细介绍了13种草药的药用价值、产地以及功能等,使中国医
药研究者对西方草药有了初步了解,并为以后的医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综上所述,尽管墨西哥较早出现汉学萌芽,甚至是汉学家,但仅局限于西班牙或西班牙裔传
教士阶层,带有明显的“排他性”。此地的西班牙殖民者只关注殖民与经济利益,而饱受殖民者长期剥削与摧残的原住民根本没有能力与条件参与到所谓的汉学研究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期望墨西哥传教士体兼顾传教事业与汉学研究,进而形成一门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学科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墨西哥的汉学研究终究没有条件得到令人期待的发展,反而成了西班牙学者搜集中国信息,获得文献资料的地方,成就了西班牙的早期汉学。墨西哥的汉学研究在该地区人民逐步摆脱西方的殖民统治后才有所起,然而这也使汉学这门学科在该地区得以确立,但发展的时间过晚。(1) 贺双荣:《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关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78页。(2) 信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gsyj/gwddzgyjjg/mx/200909/t20090911_3958345.html ,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12月12日。
二、20世纪以来墨西哥汉学的确立与初步发展20世纪墨西哥的汉学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中叶开始至20世纪末,汉学研究真正意义上在该地区确立并有了初步的发展;第二阶段则自21世纪起,这一时期汉学研究加速发展,向着更加专业、全面化的方向迈进。
1949年至1959年间中国邀请了1 000多位拉美友好人士来中国访问,其中包括作家、学者、医生、律师
、艺术家、企业家、议员等各界知名人士(1)。墨西哥的访华人士回国后不仅介绍了中国情况还发表了见闻。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维森特·朗巴多(Vicente Lombardo ,1894—1968)的《新中国旅行日记》(Diario de un viaje a la China nueva )、费尔南多·贝尼特斯(Fernando Benítez ,1912—2000)的《眼中的中国》(China a la vista )、安东尼奥·罗得里格兹(Antonio Rodríguez )的《中国和朝鲜报道集》(Reportes en Chinay en Corea )等。这些作品主要介绍了新中国的经济、革命、政策战略、文化与艺术等方面的概况。此外,墨西哥还成立了对华友好协会,这一举措大大缓和并促进了双方的外交关系,加深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在这一时期,墨西哥出版了少量
译著。1950年维森特·高斯(Vicente Gaos )翻译了《中华民族简史》(Historia del pueblo chino )。
1959年维森特·克拉维尔(Vicente Clavel ,1888—1967)翻译并出版了《中国人的思想》(El pensamiento chino )一书,该书原作者为法国的葛兰言(Marcel Granet ,1884—1940),书中对中国的文字、传统文化、哲学思想,特别是《易经》《四书》《五经》等做了重点介绍(2)。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墨西哥汉学局限于通过访华人士以及第三方语言的译本浅显地了解中国概况、传播中国文化,汉学研究还不具备专业性。然而,这的确为墨西哥的汉学研究迈出了第一步。
1960—1969年期间,随着中拉友好关系的不断升温,有关中国的译著与著述增多。然而,所涉及的领域与20世纪50年代大致相同,未有根本性变化,主要关注中国概况与新中国的建设。
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人民中国及其经济》《中国的生活》《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另一个社会主义》等(1)。
1971年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 ,1913—1994)访华,中美两国的关系有所缓和,同年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国际地位大大提升。这一国际形势使墨西哥更加关注中国,汉学研究所涉及的领域也有所拓宽。20世纪末期重要的出版物多来自1964年成立的墨西哥学院亚洲与非洲研究中心(Centro de estudios de Asia y África )。该研究中心首先于1979年出版了《楚汉之争:纪念司马迁》(Los adversarios: dos biografías de las memorias históricas de Sima Qian, gran historiador de China )(2),1984年、1989年又相继出版了《1800年前的中国历史与文化》(China: su historia y cultura hasta 1800)(3)与《1800年后的中国历史与文化》(Historia de China desde 1800)(4)两部著作,分别对1800年前中国各个朝代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以及19世纪至20世纪的中国历史进行了论述。1991年、1992年、1994年同样由该研究中心出版的三部系列著作《中国历史纪录》(Historia documental de China )(5)则讲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6年间发生的历史事件。除此之外,出版物中也有专门讲述汉朝以及“马尼拉大帆船”时期的著述。上述史学类出版物横跨中国古代史、近代史以及当代史,内容上相互补充,将中国较为完整的历史面貌呈现给墨西哥学界,使学者们对中国史有了较为完整的了解。虽然这一时期学界也翻译出版了李白、老舍的作品集(1982年、1987年),并编写了中文语法书以及其他有关中国社会、中国与拉美地区国家之间关系等方面的著述,但主要以史学研究见长。(
1) 信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gsyj/gwddzgyjjg/mx/200909/t20090911_3958345.html ,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12月12日。
(2) John Page, Los adversarios: dos biografías de las memorias históricas de Sima Qian, gran historiador de China . Ciudad de
México: El Colegio de México, 1979.(3) Flora Botton Beja, China: suhistoria y cultura hasta 1800. Ciudad de México: El Colegio de México, 1984.
(4) Harriet Evans, Historia de China desde 1800. Ciudad de México: El Colegio de México, 1989.(5) Paul Clifford, Historia documental de China , Ciudad de México: El Colegio de México, 1991,1992,1994.
(6) 该论文集由莉娅娜(Liljana Arsovska )主编,电子版存于中国—墨西哥研究中心:/
cechimex/index.php/es/publicaciones-menu ,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10月20日。三、21世纪墨西哥汉学的快速发展与研究主题的多样化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国
日后更深层次地参与世界经济体系提供了平台。
拉丁美洲作为新型市场,成为中国全球化战略的重要一环。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墨西哥开始建立专门针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心。随着这些研究中心的出现,以墨西哥学院为主的汉学研究局面逐步被打破。其中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是2006年成立的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中国—墨西哥研究中心(Centro de estudios China-México )。该研究中心的主要目标在于加深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了解,同时巩固双边长期的合作关系,是迄今唯一一家通过双边关系对中国相关课题进行研究的机构。虽然该中心主要以经济学研究为主,但同时也和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其他院系合作,并兼顾对中国农业、哲学、历史、建筑、工程、语言、国际关系、政治学等领域的研究。研究中心主要成员有现任中心主任恩里克·杜塞尔·彼得斯(Enrique Dussel Peters ),主要研究中国及其与墨西哥和拉
美国家的社会经济关系;约兰达·特拉帕加·德尔芬(Yolanda Trápaga Delfín ),研究方向为可
持续发展与中国;塞尔吉奥·马丁内斯·里维
拉(Sergio Martínez Rivera ),他是中国—墨西哥研究中心杂志编辑,主要关注墨西哥与中国案例。2
007—2016年,该中心共出版与中国相关的著述26部,大部分内容以中国—加勒比地区在各个领域的双边关系为主。出版物中虽然也包
含有关中国历史、文化、语言方面的著述,但占比极少。目前仅出版《拉丁美洲与加勒比—中国:历史、文化与汉语学习》(Historia, cultura y aprendizaje del chino )(6)系列论文集两部,主要收
录与中国历史、文化与语言文学相关的文章,尚未出版专门针对这些领域的专著。这一局面主要由该研究中心所侧重的研究领域所致。2010年中国—墨西哥研究中心开始发行双月刊《中国墨西哥研究中心工作论文》(Cuadernos de trabajo del CEXHIMEX )(1),研究主题涉及中国理论、经济、历史、环境、科学、技术等诸多领域。该研究中心虽成立不久,但已然成为拉丁美洲地区不可忽视的汉学研究新生力量,出版物的影响力也在逐步提高。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以历史研究为主的墨西哥学院亚洲与非洲研究中心也开始关注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外交关系、文学等领域的研究,并出版相关研究五部。除出版物之外,该研究中心创刊于1966年的学术杂志《亚洲与非洲研究》(Estudios de Asia y África )至2019年1月共发行168期,收录了大量汉学研究论文(2)。随着汉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中心也拥有了一批稳定、诸多领域的科研团队。代表人物有研究中文与中国文学翻译利丽安娜·亚索夫斯佳(Liliana Arsovska )、专研中国社会与哲学的弗罗拉·波顿(Flora Botton )及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外交政策的玛丽塞拉·高妮丽(Marisela Connelly )。21世纪的墨西哥汉学研究开始以科研机构为依托,研究领域也不断专业化,几乎涵盖中国所有领域。虽然除墨西哥学院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外,也有其他研究
机构从事汉学研究,如韦拉克鲁斯大学中国—韦拉克鲁斯研究中心(Centro de Estudios China-Veracruz ),但就其本身的发展与汉学研究情况而言还略显逊。目前,就有关中国的研究中心数量而言,墨西哥在拉丁美洲地区是领先的。随着墨西哥汉学研究成果的不断增加以及(1) 电子刊物网址为:/cechimex/index.php/es/cuadernos ,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10月20日。
(2) 由该刊物发表的论文现存于亚洲与非洲研究中心:/index.php/eaa ,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10月20日。
里维拉(3) 有关该会议的信息载于/v21/es-es/,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10月20日。
(4) 墨西哥、哥伦比亚、阿根廷、智利、美国、秘鲁、中国、英国、西班牙、哥斯达黎加、古巴、巴西。信息来自该机构西班牙语。
(5) 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古巴、厄瓜多尔、西班牙、墨西哥、巴拿马、秘鲁、葡萄牙、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委内瑞拉(Observatorio de política china , 2014)。
研究成果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墨西哥汉学家也意识到应利用拉丁美洲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官方语言西班牙语的特点,促进汉学研究区域化发展的问题。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中国—墨西哥研究中心以及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大学联盟的牵头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国学术网(Red Académica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sobre China )建立,拉丁美洲区域性汉学机构就此诞生并快速发展。该平台于2012年组织举办了第一届“中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21
世纪的条件和挑战”国际研讨会(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y China: condiciones y retos en el siglo XXI )(3),100多位学者、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参会。与会人员围绕经济、贸易和投资,政治关系,自然资源和环境以及历史、文化、中文学习这四个主题,就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与中国的关系介绍了各自的研究成果。此后,该会议每两年举行一次,第四届国际研讨会于2018年5月28日在墨西哥自治大学举办。目前已有12个国家参与该网站的建设和维护(4),拥有来自高校和研究机构等29个成员。目前,类似的学术机构还有伊比利亚美洲汉学网(Red Iberoamericana de Sinología ),已有12个国家参与(5),但相较之下,前者发展更为
迅速、正规。
区域性学术机构的设立为拉丁美洲地区“学术研究整体观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学者们也观察到了它的优势,甚至提出将此引入具体的研究领域。华工和中国移民研究一直是古巴、哥斯达黎加等国学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通过研究拉丁美洲的中国人体,并由此作为突破口进一步研究中拉关系史,了解中国政治、历史、文化、经济和其他学科。古巴学者伊尔米
娜·格洛里娅·恩格·梅嫩德斯(Yrmina Gloria
Eng Menéndez )(1)提出进行中国移民区域化研究的计划,使已有的研究资料得到充分的利用的同时,将后续拉丁美洲地区所有移民研究归入该研究计划,以各地中国移民体的文化研究为主线,为该区域已有160多年历史的中国移民史研究建立
更为详细、系统的整体观。该计划的提出无疑为拉丁美洲地区汉学在各个研究领域树立整体观提供了建设性意见。“拉丁美洲汉学整体观的建立”这一计划是否可行尚待实践的检验,然而它的确为该地区汉学走向新的发展模式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结 语从16世纪的汉学萌芽到21世纪墨西哥汉学研究专业平台的搭建,中间虽出现过较长时间的(1) Yrmina Gloria Eng Menéndez ,“Los chinos de Cuba, el Caribe y América Latina:un proyecto de investigación sobre el chino latino,” en Susan Chen Mok: Estudios sobre China desde Latino américa. San José: Universidad de Costa Rica, 2013, pp. 178—192.断代期,但自20世纪中叶墨西哥汉学研究开始起步以来,发展极为迅速。但也正是因为墨西哥汉学起步晚,使该国更受国际形势的影响,多关注“当代中国”的研究,以中国的政治、经济研究为主,缺乏对传统汉学的关注,甚至对此有所忽视。这使本就缺乏“汉学底蕴”的墨西哥传统汉学研究更为薄弱。此外,在看似较为乐观的发展形势
背后,墨西哥的汉学研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1. 缺乏汉学研究人才;2. 研究成果与信息分布零散,缺少第三方信息搜索平台;3. 无法充分
利用西班牙的汉学研究成果。尽管如此,墨西哥
汉学研究自20世纪中叶确立到现在所获得的成果
却值得关注和肯定,这为中国与墨西哥在各个研究领域进行广泛合作与交流带来了机遇。
(李兴华: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
佛罗伦萨美第奇—老楞佐图书馆所藏中国主题书籍
美第奇—老楞佐图书馆(Biblioteca Medicea Laurenziana )位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始建于1519年, 1571对公众开放。目前该图书馆藏有众多摇篮本,逾11 000种手稿,2 500种埃及纸莎草纸文本。该图书馆也藏有不少与中国有关的文献,现罗列其中几种:1. 《大明通行宝钞》一份(索书号:acq. e doni 826),刻本,文献装裱,并由红巾包裹,在宝钞下方附有意大利文说明;2. 万济国(Francisco Varo ,1627—1687)著《汉文语法》(Grammatica della lingua chinese ),手稿(索书号:Ashb.1317);3. 《印度五卷》(Des Indies etc. I-V ),手稿(索书号:Ashb. 1324),该手稿分为两册,多处有涂改,其内容主要描述印度洋和东南亚周围的诸岛,也谈及鞑靼,但作者和手稿完成时间未知;4.《宣府游玩》,又称《新合并刘魏演义》或《新选合并明朝三春演义大全》,崇祯六年(1633)坊刻本(索书号:Orientali 483),版面粗糙,亦有脱页,但该书保存了不少已经亡佚的南戏戏文内容,
史料价值颇高;5. 《文公家礼》一册,明刻本(索书号:Orientali 484),仅包含“重订文公家礼仪节卷之五”到“文公家礼仪节卷之八”的内容,由明代长洲陈仁锡(1581—1636)辑订而成;6. 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著《天主降生出像经解》,福建晋江景教堂1637年刻印(索书号:Rinuccini 24 ),书中部分中文文字上有西文拼音和西班牙文译文。除上述六种文献外,该图书馆还有部分书籍与中国有关,其内容涉及中国草本(索书号:Orientali 486)、佛教(索书号:Orientali 485)、叶尊孝(Basile de Gemona ,1648—1704)编于1694年的《意华辞典》(Lexicon sinico-italicum )原手稿(索书号:Rinuccini 22;另一份手稿的索书号为:S. Marco 309)等,甚至还有一些画卷(索书号:Acq. edoni 777)。
这些收藏在美第奇—老楞佐图书馆的文献反映出近代知识全球化之初期,中国知识在异域之传播的广泛性和分散性。也正是如此,我们在查阅与中西文化交流有关的文献时,不应将目光仅局限于主要的文献档案馆和图书馆,也应该注意其他地方的资料档案,从而以一个更全面的视角来看待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和知识传播。(木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