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罪》作者常书欣：曾是蹲过大牢的“古惑仔”
作者：刘璐
来源：《华声·观察》 2016年第15期
刘璐 ／文
常书欣大多数时候都是笑嘻嘻的，留着长头发，格子衬衫外面再套件迷彩夹克，胖胖的戴个眼镜，在山西沁水县城，他属于很好认的那种人。
当《余罪》被拍成连续剧火遍整个互联网之后，原著小说作者常书欣还是如常在县城里穿梭，买买，写写小说。
常书欣在临近县城的山上了一个房子进行写作，每天从家骑车出发，经过小河和麦田，10分钟就能到。窗户望出去就是连绵的青山，晋南的气候稍显温柔，有时风吹过来，成片的向日葵田和玉米地，就和
常书欣的长发一起飘起来。要不是他桌上凌乱地摆着《世界轻武器精粹》和《合同罪》，你很难想象，像《余罪》那样的警匪刑侦故事诞生于这样一个地方。
在《余罪》里，常书欣描写了一个行走在灰地带的传奇警察，与毒贩、悍匪、黑道大佬的博弈故事。创世中文网上连载的《余罪》至今点击量达到570万次，由张一山演出的网剧在两个月内观看次数超过了19亿。
当过古惑仔
2011年，已经成为全职网络作家5年的常书欣在当地电视台上看到一条新闻：当地警方破获了一起1993年的命案，凶手在逃亡18年后被缉拿归案。
常书欣一惊，他记得这个案子，虽然18年过去，但他还是忘不了18年前那种害怕的感觉。他后来把这个故事写到《余罪5》里，给命案凶手取名为武小磊。毛孩
武小磊曾经是和常书欣一起打架的朋友。
1990年代，沁水县城之于这青春期男生的意义，就好像铜锣湾之于陈浩南们，每天无非就是成结队，打来打去。他们一起躲在录像厅里看《古惑仔》，那是青春的教科书，常书欣最喜欢的角是陈小春扮演的山鸡。
“这个县城属于很穷很落后的地方，农村来了一帮，然后我们东关的一帮，西关的一帮，还有城关的一帮，每天就在这种小江湖里面，没事事，不因为什么，俩人产生口角了，就打一架干一仗。”空气里到处是无处释放的荷尔蒙，常书欣体格好，打架比较凶一点，属于基本上没人惹的这种人。
那时的少年兜里揣着刀子很正常（几年之后常书欣还人做过一把山鸡那样的刀），脑袋被砖拍一下，第二天也能好好来上课。常书欣上高中时，有一次落单，被一初中生恶打，“在我眼睛这儿，砍了一家伙，不知道拿的什么东西，反正打得晕头转向的。”这个事情对他来说最严重的后果是伤及自尊，“你一个成名很久的大哥，被一帮小毛孩给卖了，把你追打了一路”。
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中，古惑仔们从没有想过生命是否脆弱这样的问题。他们第一次感到害怕，就是因为武小磊。
在一个很偶然的傍晚，一个大地痞喝醉了酒，在街上和武小磊发生了冲撞，那地痞又高又壮又狠，而武小磊，“平时是个很老实的孩子”。但不巧那天，他身上带着一把刀。
“拔了就是一刀，一刀捅死就跑了。”武小磊从此消失在了古惑仔们的生活中，一走18年，沁水县公安局长都换了几任，始终没能破案。武小磊的父亲本来是县里一名局长，却也时常被警察传唤去关几天。退休后，老两口在县城中心开了一家五金店，快70岁了还每天起早贪黑干活，生活拮据。
伴随武小磊落跑而来的，是年轻人们“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结束，大家突然意识到自己手里的刀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以及，再后来高考结束了，他们的命运也无可抗拒地各自走散了。
抢过钱包
常书欣值得书写的人生大都来自18岁之后。
他高考考得不怎么样，母亲望子成龙，使劲揍他，他逆反心理强，带着几十块钱就离家出走了。那些流浪经历就成为他后来创作最主要的灵感源头。
从沁水坐大巴到晋城，再偷偷上一辆火车，朝着广州的方向去了。“那个年代都往南方跑，好像那边是天堂，就跟现在咱们作为一个中国屌丝，在憧憬美利坚的繁荣一样。”常书欣说，“结果去了发现，比想象中要差。”
首先给予他生存考验的地方就是广州火车站，每天流动人口100万，到处都是坑蒙拐骗。常书欣回忆，“每天基本上就是一个盒饭就搞定，因为你到了那个状态下，可能人没有善恶观念了，别人让你去干什么就干什么。”他看见在售票窗口买票的人，正伸手递钱给售票员，可几乎就在眨眼间，钱就被抢跑了。“我干不了那个，干那个需要个子高，腿特别长，跑得快。”常书欣说。
在1993年的广州，抢劫的方法总是千奇百怪。常书欣后来在写作中再去系统学习犯罪时，才发现当时
广州火车站的同行们非常有意思，“都是犯罪分子用他那种犯罪思维去绞尽脑汁想出来的，手法很精妙，你站在一个正常人的角度都会觉得这个东西不可思议。”
比如很多女性骑那种前面有筐的自行车，两个贼配合，一个在后面喊，骑车的女性一回头，另一个就从前面把她筐里的包拿了；类似的方法也可用于普通机动车，事先将汽车后备箱上涂成黑，车主上车启动时一般会从倒车镜看到一团黑，然后下车检查，这时候犯罪分子就从副驾驶座上把包抢走。
“反正那个时候到了那儿，你不可能按照正常方式去生活，年纪不大，没身份证，没学历，你可能根本没有机会去融入到正常的生活里面。你只有可能和这些坑蒙拐骗的搭一顿伙。”
这有点像常书欣在《余罪》的开头写到的那个中国版“饥饿游戏”：把菜鸟警校学生扔到一座鱼龙混杂的城市里，身无分文，也没有正经身份，经历40天的生存考验。
常书欣在火车站混了几天，学东西很快。当时的生活状态是走到哪儿睡到哪儿，走到哪儿都能捞上点什么。那时黄花岗附近有一个开放式的公园，盲流特别多，常书欣是其中一个，广州的气候让他可以比较舒适地睡在草坪或躺椅上，谋生手段是很“低级”的抢包。
广东男士的体格一般比他瘦小很多，头发梳得油光滑亮，喜欢夹个包在腋下。常书欣和一个河北沧州人搭档，后者会两句粤语。在酒店或者银行门口，看见类似目标的广东男士，河北人就会突然跳上去，
说一句：“仲记唔记得我啊？”对方一愣，通常会回：“你系边个啊？”还没回过神来，腋下的包就被抢了，被抢的人一急上前去追，没想到贼还有个搭档从后面踹他一脚，摔一跤，就再也追不上了。
常书欣从七八月份开始这样搭档，到十月份有一次，他当那个抢包的人，结果被抓了。
蹲过大牢
常书欣在监狱一共待了8个月。
被抓时，他先被巡逻队揍了一顿，去到派出所又被警察打了一顿。在正式逮捕手续办好之前，他被关进羁押仓，又被揍了一顿。常书欣后来回想，在羁押仓的日子几乎改变了他的命运，“在外面混的时候你接触的大部分都是正常人，只有一小撮坏人，但是你进去里面以后，接触的人就没好人了。”偷的，抢的，做假护照的，杀人放火的，稀奇古怪的什么都有，一个仓里二十几个男人，每天两顿饭过后，除了吹牛就是打架。常书欣觉得那是一段很恐怖的日子，他说自己甚至能理解警察为什么都要刑讯，因为“你面对的就是这帮烂人”。
被正式送进逮捕仓之后，日子就趋于稳定了。
常书欣牢房里的老大是一个经济犯，六十多岁，大家都很喜欢他，他喜欢给人讲故事，最主要是家里有钱，经常会分东西给牢房里的“无产阶级”们吃。
还有一位，已经在牢房里住了两年多，很讲礼貌，不像其他人满嘴粗话。常书欣不知道他犯的什么罪，就看他每天都会把家里的来信拿出来看，里面有小孩的照片，没事的时候就抄一遍信，每抄一遍还要细细想很久。“当时看不懂，现在好像能感受到他的那个感觉了。”直到他走，常书欣才知道他是因为抢劫杀人被判的死刑，“他可能对生活还有向往，最大的希望就是别判死刑。你和他近距离接触以后，好像感觉也不是那么穷凶极恶。”
常书欣后来回想，这些经历让他看人的眼光更复杂，人不再是简单的善或者恶，“一个人因为钱去犯罪，这个人有问题；一个人因为面包去犯罪，那是这个社会有问题……”
这也是作家马伯庸认为常书欣笔下人物的可贵之处，“他们有贪欲，有胆怯，有小人物的不平气，有骨子里的惫懒，可也有仗义每出屠狗辈的豪气，丝毫不觉矫揉造作。”
常书欣很庆幸自己当时被抓，如果“运气”再好一点没有被抓，可能不出半年他就无可救药了。“人的胆子和欲望会不断膨胀，今天抢包，很可能明天就去抢车，再就去了。”
31岁，开始创作
8个月后常书欣被警方送回沁水县，父母倒是没有再打了，直接送他去了补习班。
于是，常书欣糊里糊涂考上了省内一所大专。但没想到的是，大学生活竟然这么无趣，整天除了睡觉
和赌博就没事干，他心又野了，只能去事，和人打架，结果又被开除了。
“像我这些性格的人就是生活得不能太无趣。”常书欣说，“我们那个年代，就不管怎么样生活都不想生活得平庸了。”但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从底层做起，卖过菜，当小奸商，还卖过电脑。
做电脑生意的时候，穷得不行，淡季时一周连一台都卖不出。他每天和电脑待在一起，又不会打游戏，要么就看电影，要么就看小说，由此发现在网上写小说能赚钱。说不清是一种理性的冲动还是一种感性的冲动，31岁的常书欣开始尝试写小说了。他此前为数不多的写作经验来自监狱，因为字写得好被安排写日常材料。
事实上常书欣直到写出70万字也还没挣钱，他看了那些30万字就开始大卖的小说，觉得还没自己写得好，就咬咬牙继续，“反正我那时候最可以浪费的就是时间了。”后来终于被网站编辑注意到，推上架销售，挣了几百块钱，比当时一个月工资还多，这就成为他此后写作的原动力。
数百万字的小说，灵感来自短暂的流浪和监狱生活，来自他平常爱看的美剧——在常书欣眼里，天下的警察和嫌疑人都一样，他从美剧中学习故事推进的风格和框架，再往其中填充本土的原料，但更多来自此后的县城日常。常书欣会有意识地去接触警察，大多是反扒队或者乡警。
他们会告诉他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犯罪故事。“他们辛辛苦苦抓贼破案，最后发现是很简单的犯罪方式，这个戏剧性就很强了”，常书欣说。
常书欣是那种走到哪里都能和人聊上天的人，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选择一个人出门，那种又烂又破的出租或三轮车，散根烟给街头混混，“和底层交往 ，一般就是一起骂娘就行了”，常书欣说，一般这种时候，故事就在他的脑海里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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