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女性的爱抚当代女性的呼唤
———从《平凡的世界》
看路遥的情爱观及创作心理成因罗笑芳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文化传播系，福建龙岩３６４０２１）
摘要：路遥所构筑的爱情世界中，大致有两种模式，一类表现为传统的婚恋方式，另一类是当代情爱模式。从文化心理的视角，对传统的婚恋方式和当代情爱模式进行粗略的描述与解构，并对创作心理及文化意蕴做出阐释，进而审视其对路遥整体创作产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关键词：情爱观；创作心理；文化意蕴；路遥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４２５男人恋爱时结局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４８２３（２００７）０４－００３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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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ｎｇｙａｎ，Ｆｕｊｉａｎ，３６４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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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６－１８
［作者简介］罗笑芳（１９８１－），女，福建龙岩人，主要从事口才、
写作方面的教学工作。描写城乡交叉地带男女青年的爱情生活和理想追求，是路遥小说的一个重要的题材内容。路遥正是通过对爱情这一永恒题材的描写，深刻地反映了转型变革时期丰富复杂的现实生活，展示了青年男女在各种矛盾冲突中心灵的痛苦和欢乐，表达了作者对爱情的独特感受和思考。在作者所构建的爱情世界中，大致有两种模式，一类表现为传统的婚恋方式，另一类是当代情爱模式。作品描述了两种不同阶
段的情爱方式，一种是理想态的爱情，一种是现实态的婚姻［１］。本文试图对这两类不同的情爱模式进行粗略的描述与解构，并对其创作心理及文化意蕴作出阐释。
一、传统婚恋方式与当代情爱模式
家喻户晓的陕北民歌《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哥到大门口……”表面上描写的是情哥情妹别离时的情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ｉｎｘｉ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
第９卷第４期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Ｖｏｌ．１２Ｎｏ．４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７
景，但其实并没有生离死别的悲痛，亦没有难舍难分的缠绵，更没有海枯石烂的誓言，所有的只是在悲怆、凄凉的情调中，对远行人的细致入微的叮咛和嘱咐，关心与疼爱。其中典型地体现了传统婚恋中母性的深情。这种传统的婚恋模式有以下特点：
首先表现为男女双方都具有比较清醒、理智的态度。在他们之间，很少能看到激情如火的热烈场面，更没有玫瑰彩的浪漫诗情，他们所关注的是婚后具有现实意义的世俗生活，甚至会考虑到其中的每一个细枝末节。即使处在热恋之中，情欲的骚动也会受到理性的抑制，在悄声细语中进行情感的交流。在《平凡的世界》中，当润叶用纸条表达了炽热的情感之后，少安头晕目炫，在路上幸福地淌下眼泪，但这幸福的眼泪很快就退潮了，一个农民怎么能和一个公家的教师结合？传统的门第观念在这个年轻的农民心中根深蒂固，他忍受了巨大的痛苦，锁住了一腔的热爱和留恋，到二十里外娶了一个山西姑娘。而
少安与秀莲的婚姻也很难说是完整爱情的产物，他们在结为伴侣时，附加因素是很多的，比如经济的因素，道德的考虑等等，但正是这种婚姻，是中国大地上真正的婚姻，它具有全部现实的合理性，才闪动着震撼人心的力量。在路遥的小说中，妻子是整个家庭最宽广的土地，是整个家庭（包括丈夫在内）物质和精神生命的源泉。正如书中所说：“温暖的女人的怀抱，对于男人来说，永远就像大地一样宽阔而深厚，抚慰着男儿们创伤的心灵，给他温暖，快乐和重新投入风暴的力量。”可见路遥笔下家庭中的女性形象是以母性为基本特征的。没有山盟海誓，也没有激情的喷发，这已是成熟的爱情的标志，也是一对稳定的夫妻的标志。
其次，在这种情感模式中，母性爱主要是温柔的怜悯，自我的牺牲，甘愿为情人受苦受难舍弃自我，成为女性的自觉意识。作者在书中过分强调了生活的艰苦和女性的牺牲。比如贺秀莲嫁到孙家后，面对的是一个贫穷的大家庭，她毫无怨言地和少安两人一起种地、烧砖，向着发家致富的目标奋斗。当少安事业遇难和受挫时，她不止一次求助娘家，自己生活则无所求。砖窑破产后，她表现了非凡的牺牲精神和坚韧的耐力，与少安一同对付困境。她起早摸黑，含辛茹苦，精于筹算，置身孕和疾病于不顾，最后当少安事业步步高扬之时，她却因病失去了宝贵的生命。王满银这个浪迹天涯的二流子，在他每次穷困潦倒之后，都是妻子兰花接受了他。兰花默默地负载了整个家庭的一切。只要王满银在她身边，她不仅不让他劳动，还想办法让他吃好喝好。家里好一点的东西她都舍不得吃一口，总是让男人和娃娃吃。另外如惠英嫂与王世才在矿区相濡与沫，卫红也是在金强最无助时坚定地走向婚姻，润叶与向前，红梅与润生无不是患难夫妻，他们相挟相携，在人生的道路上一同患难前进。
最后，传统婚恋模式中的女性都有鲜明的实现人生价值的个性彩。这些女性不同于恋爱中的女性那么完美空洞，她们都有自身的愿望，自身的缺点，实在的人生。如秀莲渴望着分家独立过日子，润叶新婚之夜不与向前同床，银花奔生活有股不管不顾的狠劲和寸步不让的自私。这些都显示她们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她们不但不因此可厌，相反倒往往因此透出可爱。就是这样一些女人支撑着家庭，像大地一样负载着男人。那些在外辛苦奔波的男人们（比如王世才、王满银、田润生），当她们回到妻子（比如惠英、兰花、红梅）身边的时候，才感到真正的温暖与安宁。
毋庸讳言，母爱、兄妹爱汇入爱情和夫妻生活，会使爱情更醇厚、更美好、更感人，对母性爱的向往也许是人类共同的情感需要。传统的婚姻扎根在现实土壤上，是幸福的，同时又是有缺憾的。作者在这一模式中更多地表现了一种现实形态的人性美。路遥把最热烈、最诚挚、最深沉的感情始终倾注在中国传统女性身上，在其笔下深刻地表现出她们在爱情生活中所具有博大胸怀，仁慈的品格和圣洁的光泽，可以说是一首传统母性的赞美曲。罗洛・梅主张“爱则是一种渴求的关系模式……是力图在喜悦和激情中与对方溶为一体，力图创造出一种新的经验层面，将拓展和深化双方的生存状态。”［２］这样的观点比较完整地阐述了当代情爱模式的内涵和外延。
如果说刘巧珍、田润叶、孙兰花代表着传统母性的慈爱与温柔，那么，田晓霞、孙兰香显然富有某些现代女性的品格。在她们的心理机制中，传统的伦理道德还没有沉淀为稳定的结构，并且，她们又都有较高的文化程度，比较完整地接受了现代女性的思想教育，对于异性的寻求，注重于内在精神的契合，理
解的沟通和感情的共鸣。
《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与田晓霞，两人虽然家庭、地位、职业有着巨大的差异，但几年的学校生活培育了他们共同的志趣、爱好和追求，开阔的视野，对人生的深刻理解，心灵世界的相通，使他们超越了世俗观念的束缚。一个是地委书记的女儿，省报记者，一位是农民的儿子，挖煤工人，他们心有灵犀，相互沟通，真挚地相爱着。对于人生有共同的感受与理解，对于事业都有一种献身的热情。他们不仅都喜爱文学，而且在阅读同一部作品时，往往能发生情感的共振。田晓霞与孙少平，首先是因为志同道合，在心理上奉为知己，在精神上达到默契，才能有一条爱情的红线，把他们紧紧栓在一起。兰花和促平，一个出身农民，一个出生高干，在小说中也出冲破了世俗的桎梏，表现了感情上不计功利的交融。
这种爱情不仅包含男女双方对生活的共同理解及情感上的心心相印，同时在他们的爱情交往中已经看不到传统婚恋方式中富有哲理意味的家庭生活的琐碎平庸，这是唯情至上的理想爱情，展现的是青年男女青春时期的激情与向往。灌注了理想的激情和精神的追求，具有诗的情调与浪漫的彩。“不断地隐藏和挑选，删除与增添，他们逐渐到一些不再跟自然一样，然而比自然更完美的形式：艺术家把这些形式称之为理想的美。”［３］路遥也有意掩饰人物的弱点，把恋爱中男女的身份、地位、容貌、素质及其关系升华为一种极为理想的形态。比如金波和青海女，他们的爱情犹如神话般令人回味无穷，然而苦恋多年的金波连对方的名字都不知道，多年后又踏上了千里寻爱的征途。在读者看来多少有点空灵之感，作
者却努力写得情意绵绵。田润生与郝红梅的两地相盼，孙兰香与吴促平的校园相爱等，小说均写得曲折而富有诗意，没有一丝世俗气。至于孙少平与田晓霞，他们一直好像是陶醉在超越世尘的纯粹精神中，尽管对婚后的生活没有做出具体的设想，但每一次见面和交谈，都使他们的身上注满着充沛的激情，深刻地体验到人生的幸福和未来的美好。
对这两种情爱模式加以理性的审视，我们就会发现母性爱与真正意义上的两性爱的差异。母性爱包含的主要是温柔的怜悯，自我的牺牲；两性爱更多的是以生命本体有情欲冲动为前提的灵与肉的双重渴求；母性爱是片面的给予，达到“忘我”的境界，两性爱是双方的交流，达到“我们”的融合。显然，此中的差异不是量的，而是质的；不是形态的，而是内涵的。
马斯洛曾把包含爱情和异性的结合在内的美好瞬间体验称为“高峰体验”，它本身是在“自我实现”过程中的健康心理生活的短暂插曲。孙少平与田晓霞爱情达到的“高峰体验”正源于相互的吸引、和谐、全身心的向往、渗透，以及幻想到的尽善尽美。此时，我们再回头重新审视和估价传统的婚恋生活，你会发现孙兰花、田润叶们所拥有的母性之爱尽管令人眷念、感动和钦佩，但是，在她们的身上总是笼罩着一层“依附男性”和“泯灭自我”的阴影，甚至在她们那宽容忍让，委曲求全的笑脸上能分明感受到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悲哀与苦涩。一当代女性的呼唤终于打破了古老的婚恋方式，展现出新的时代风采，于是，在路遥的情爱世界中，传统母性的爱抚和当代女性的呼唤便构成了双峰对峙的壮丽奇观。
二、创作心理和文化意蕴的阐释
生活是作者的养育所，它造就了作家，同时也造就了作家的作品。对于路遥来说，“我的生活经历中最重要的一段就是从农村到城市这样一段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种种情态与感受，在我的身上和心上都留下深深的印记，因此也明显地影响了我的创作活动。”［４］反映存在于“城乡交叉地带”的“可歌的，可泣的，可爱的，可憎的，可喜的，可悲的人和事物”，这就构成了路遥小说的题材和主题，《平凡的世界》亦如此。
因此路遥的爱情描写就不是单纯为写爱情而写爱情，给读者讲述了一个个生动的爱情故事，而是要从平凡的现实爱情中演绎出“让人心灵震颤的巨大内容。”［５］揭示现实生活的复杂性，深刻性，给人们以巨大的教育和启迪。文学创作渗透着作者自觉的主体意识。作者应该“充满激情地、真诚地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个性。”路遥是一个浪漫而富有激情的作家，他内心追求一种完美、理想的爱情。但在现实生活中，完美的爱情是很难得的，由于种种客观和主观的原因，有情人终不能成眷属的现象比比皆是，更多人在品尝着爱情的苦涩和无奈，体味着生活的复杂与艰辛。这无疑对路遥的内心美好的愿望造成一种心理挫伤，而这种心理挫伤既加深了他对爱情
生活复杂性的认识，又促进他对美好爱情的追求更为强烈。只有尽快减少、消除现实生活中造成爱情悲剧的种种主、客观因素，才能使现实生活中更多的青年男女享受到美好爱情的甜蜜，这就是他对现实社会爱情苦苦思考所得出的结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又促使路遥急切地想把自己的思考艺术地告诉广大读者和朋友。因此，路遥小说艺术世界的爱情描写，正是作者内心世界对现实社会爱情生活认识与思考的
反映。
我们从《平凡的世界》中可以看到两性爱多以悲剧为结局，反衬出作者对母性爱的感伤、留恋。对传统的婚恋方式，作家有一种更加强烈的内心情感的认同，这其中的深层原因有什么呢？我们将从创作心理和文化意蕴上来做出阐述。形成这种创作心理定势的原因，一方面是受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源于作家个人的情感记忆。
路遥的文化心理主要承袭的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主要特征是“中庸”，即用理性精神来引导、满足、节制情欲，取得情理的某种平衡，灵肉的和谐统一。在爱情领域，母性爱既有理性内核，又保持感性形式，很少火焰般的情欲彩和震撼人心的性爱力量，较多宁静淡泊的理智感，但又不排斥情欲的适度存在，使爱“发乎爱，止乎礼义”，其基本倾向和特征正是指向“中庸”。路遥对贺秀莲式的母性爱的赞美与儒家文化对他的濡染不无关系。在中国传统的情爱意识中，贤妻良母一直是男性最理想的伴侣。处于封建礼教的压抑下，对于男性的依附，在中国女性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已经成为自觉的情感顺应。在中国的一些乡土上，夫妻之间，至今还流行哥哥与妹妹的称呼，这种称谓方式，不自觉地透露出人们在潜意识中把男女双方看成是本来就有血缘之情的相聚。而作为亲情，其心理内涵主要体现为疼惜和怜爱，体现为义不容辞的照管与保护的强烈责任心。这种充满母性之爱的情爱生活，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和民间艺术上历久不衰的原型和母题。例如巴金《家》中的高觉新和瑞玉，张贤亮《绿化树》中的张永麟和马缨花。路遥和每个作家一样，都无法抗拒历史文化的严酷塑造。
在地域文化的影响方面，路遥主要接受的是陕北农民文化，陕北农村是路遥文化之根的所在。作家的整个童年和少年都是在陕北一个极其闭塞、荒凉的小山村里度过，这种封闭的生活环境使路遥比较完整地接受了乡土文化的教育，保存在乡村的传统情爱模式自然会在他的心理结构中留下深深的印痕。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作为浓重的情感氛围，浸透在作家的灵魂深处。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或许可以主要理解为观念、知识、经历、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等，而在一般意义上，“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通常又分别联结着“现代”和“传统”。表现在爱情领域里，两性的爱显然更多地倾向于“城市文化”，母性爱则更多地属于“农村文化”。陕北农村贫穷落后，生存是第一需要。在路遥深层意识世界中，也多少受到这种文化心理的影响，进而影响了他笔下爱情描写的整体面貌。总之，儒家伦理，乡土文化，这一切都制约作家在面对情爱题材时从情感指向的倾斜到审美意向的选择，都不自觉地朝着传统模式靠拢。
除此之外，我们也不能忽视家庭出身，生活遭际对路遥的影响。路遥是一个天生情感极其丰富的人，但他心灵深处强烈的感情要求和现实的感情亏欠又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作家早年生活因母爱匮乏所造成的情感饥渴。在他七岁那年，由于家里十分贫穷，孩子太多，父母无奈把他过继给延川的伯父，没能充分享受母爱、兄妹爱。而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最缺乏的东西，往往是内心深处最渴求的。路遥在生命处于弥留之际喊出的最后一句话是“爸爸妈妈最好……爸爸妈妈最亲……”足见他对母爱的渴求是多么强烈。他所描写的那些充满母性爱彩的美好温馨的爱情，或许是为了求得心灵的慰藉。当作家投入创作时，这种沉睡的感情自然会被唤起，而不自觉地利用情感移植的方式，通过贺秀莲、田润叶所具有的情爱行为流露出心灵深处对母爱的渴求与呼唤。
当然，我们也应注意到，路遥笔下的主人公在面对传统婚恋方式与当代情爱模式时，其选择往往是艰难而又痛苦的，由此也证明了路遥文化心理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作为另一种婚恋方式，作家对当代女性的情爱描写，充分地显示出创作主体的心理变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从农村经济到商品经济的历史转换，各种陈旧的思想观念都面临着强烈的冲击，传统的心理结构也在发生新的变动。爱情这一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同样受到历史潮
流涌动，其价值观念必然要进行扬弃和更新，并力图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全面考察当代青年在情感意识上的转变。可以说，作家在小说中提供当代女性的情爱模式，就是通过艺术的途径，对社会上的爱情生活所做出的富有现代意识的思考。
路遥属于李星所概括的“衣裔城籍”作家，这种由农村而城市带来的心理矛盾是相当深刻的，就像高加林提篮进城卖白馍，进城运屎尿所体验的那种情绪一样嫉羡城市人而又仇恨城市人，仇视城市人而又热恋城市人，既执着珍视着自己的出身，又竭力想从土地上挣扎出去。这种复杂的心情使得他在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之间摇摆不定。在理智上，他向往城市文明，认同现代意识，但在情感上又难以割舍对故土的依恋，这种文化心理表现在爱情心理上也就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低贱的出身限制了爱情的自由选择，另一方面也由此萌生出一种反抗情绪，农民出身的人难道就不配拥有真正的爱情吗？这种情绪表现在爱情描写中，便出现许多有文化有修养的城市姑娘争相亲睐农村青年的情景。《平凡的世界》中田润叶不爱高干子弟李向前，只爱农民孙少安；省委书记的女儿，又是省报记者的田晓霞，拒绝副市长的儿子高
朗的热情追求，自始自终热恋着揽工汉孙少平；金秀在医学院研究生顾养民及煤矿工人孙少平之间，感情的天秤最终倾向孙少平……这样的描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为生活在底层的农村劳动者说话的冲动和打破城市人的优越感的义愤，是受“无意识”希望突破现实生活的曲折的“向往”和“焦虑”的反映。这多少可以释放农民出身的路遥在面对爱情时的屈辱和压抑。但是，面对城市知识女性，身为农家子的路遥在潜意识里又有一种本能的自卑感和恐惧感。孙少安忍受着巨大的痛苦，理智地躲避自己深爱的田润叶的热烈追求。正当孙少平和田晓霞的爱情趋于成熟之时，一次偶然性的灾难夺去了可爱的晓霞年轻的生命。孙少平最终拒绝大学生金秀的求爱，毅然回到师母惠英嫂的身边，这些描写反映了路遥的清醒而又无奈的情绪。在作家少年时期，为了求学第一次从乡村进入城市，当时，面对活泼开朗、迥异于农村姑娘的城市少女，其心理深处也必然会滋生朦胧的爱慕之情，但是，由于双方生存环境的天然落差，这种情感则被一种强烈的自卑情绪埋藏在潜意识深处。对此，笔者决不是无端的杜撰或随意的猜测，如果仔细地读作者的自叙传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不难发现其早年情感的端倪。在自卑情绪的钳制下却不敢相爱，相爱而又不敢爱，对一个初恋的少年这种情感的打击是多么残酷！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城市少女的只追求和追求不可能实现的痛苦愈来愈成为作家难以摆脱的情感折磨。作家的理想只好借助于文学在虚幻的世界里得到实现。现实生活中的路遥曾为妻子是北京知青而自豪过，但当家庭生活陷入危机时，他曾想过一个不识字的陕北女孩为伴侣。他也试图和一个城市姑娘恋爱过，但当他发现对方身上小市民气太浓后，又毅然作罢。然后，他苦笑地说：“只有《人生》中的巧珍才是我最好的‘媳妇’。”这可以让我们进一步理解路遥倾心于母性爱的深沉原因。
正是因为母性爱的渗人，使得路遥小说中的许多爱情描写充满温馨和迷人彩，再加上作者动情的叙述，整个作品弥漫了一股浓郁的抒情气息，具备了摄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当少安偶尔触动往事的时候，也有一丝惆怅和不满足，这不正像红楼梦所唱的“纵然是齐眉举岸，到底意难平”吗？这们设想少平与惠英也会处于同样的境况之中，其他某些人物也可能处在同样境况中。然而生活并不像公式定理那样非此即彼，作者在这两种文化的把握中，由于情感的倾斜，造成了理性的失落，从而给读者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参考文献：
［１］章海生．论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对爱情婚姻问题的审美观［Ｊ］．镇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３，４（１）：６２－６７．
［２］罗洛・梅．爱与意志［Ｍ］．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８８：７３．
［３］巴尔扎克．古典文论：译丛（２）［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５：１００．
［４］路遥．路遥小说选・序［Ｍ］．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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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章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