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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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微博为例
阴张泳时宇石
摘要：随着网络的发展，公众获取信息、表达态度的渠道越来越丰富，开始倾向于以自己的立场来判断事态的是非曲直，情感先行于真相，后真相时代正式来临。在互联网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社会化媒体是舆论发酵的主阵地，由于功能和定位的不同，社会化媒体可大致分为以为代表的强关系类和以微博为代表的弱关系类两种。不同类别的社会化媒体中舆论发酵的特点也有着明显的差异，在制定舆论引导策略时也要据此进行灵活调整和改变。
关键词：后真相时代社会化媒体舆论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新媒体舆论引导机制与理性社会构建研究”(项目编号: L15BXW001)。
连接不上网络在后真相时代，客观事实对舆论的影响力日渐式微，公众的诉诸情感和个人立场成为影响舆论发酵的主要因素。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社会化媒体是舆论产生和发酵的主要场所，在用户使用度最高的两个社会化媒体——
—和微博中，信息的传播方式和舆论的发酵过程却不尽相同。探讨二者之间的区别，要从其功能定位入手，并且要依据各自的特点制定不同的舆论引导策略。
相关阐述
后真相时代。“后真相”（post-truth）一词被大众广泛熟知是2016年牛津词典将其评为年度热词。“后真相”作为一个形容词，被定义为“与一种情景相关，在该情景中客观事实对公众舆论塑造的影响力与诉诸情感和个人信念相比更弱”。其实，“后真相时代”最早在2004年由美国学者拉尔夫·凯伊斯在其著作《后真相时代：现代社会的虚假和欺骗》中被正式提出，他将其解释为“个人信念和情感大于事实真相对人们的影响”。结合当下网络环境来看，我们的周围确实充斥着许多“不确切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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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事实被施加以个人情感彩被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我们正处于一个后真相时代。
社会化媒体。“社会化媒体”一词最早由美国学者安东尼·梅菲尔德提出，他将其定义为一种给予用户极大参与空间的新型在线新媒体。社会化媒体的两大基础是用户的内容生产和社会关系，在社会化媒体中，用户的内容生产和社会关系二者是紧密联系的。平台上用户生产的内容是他们社会关系的纽带，反过来，用户社会关系的需求也促使他们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进行内容的生产。
安东尼·梅菲尔德在其著作《什么是社会化媒体》中指出，社会化媒体有参与、公开、对话、社区性和连通性的特征。放置在当下互联网技术形态日新月异的今天，简单通俗地讲，社会化媒体是互联网上基于用户社会关系的内容生产与交换平台。根据社会关系和内容生产这两大特点，笔者将社会化媒体分为两大类：重视社交关系的社交媒体和重视内容生产和发布的社交媒体。
用户使用的目的主要是联系家人、朋友，用户之间的关系自然属于强连接，具有很强的社会关系属性，因而用户的黏性很高。平台从建立之初到现在，始终重视通讯功能，因而用户每天的生活、工作都紧密与之相关，这也使得中的好友之间形成了一种高稳定的社会关系。用户为了维护高稳定的强连接关系，在使用平台的时候会有从众、趋同的心理，尤其是在、朋友圈发布消息时，会顾虑到他人的看法以及自身形象的维护。
相较于，微博是一个娱乐资讯平台，用户主要通过微博获取讯息和热点，而非和他人沟通和联络，
这就意味着微博平台上的用户之间是一种弱连接、低稳定的关系。在微博上，用户更加敢于发出真实的声音和看法。相较于，用户在微博上生产内容的传播隔阂要小得多，因为在微博上发布的信息不仅仅只有列表中的联系人可以看到，而是全网公开的、共享的。
后真相时代社会化媒体中信息传播的特点
传播速度快，信息呈病毒式传播。“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引发的技术革命，对传播格局有着深刻的解构作用。传统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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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媒介之于社会认知、社会舆论的‘压舱石’‘定星盘’作用
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解构。”传统主流媒体日渐式微，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所占的流量份额越来越少。在这个真空地带，取而代之的是基于数字技术的社会化媒体，这一变化自然也影响到了后真相时代的信息发布和传播。
社会化媒体的内容发布机制和规则为用户赋权，形成了“人人都是信息的生产者”局面，再加之我国互联网的高普及率，也使用户基数极为庞大，这意味着信息会在极短的时间内传播至极广的范围，在整个社会化媒体中形成病毒式传播。
传播欲望高涨，传播行为缺乏理性。“社会化媒体作为一种新型的媒介形态，它提供了信息交流和人际互动的平台，将传统意义上的人际传播由现实世界转移到虚拟的网络世界。”戈夫曼的拟剧理论指出，在人际传播中，人们总是会有意或无意地将某种表演成分运用到自己的行为或塑造自己的形象上，以期获得他人对自己的独特看法。用户在社交媒体生产、浏览、转发信息时，社交媒体就是拟剧理论中的社会角扮演的“前台”。考虑到印象塑造和管理，“表演”往往需要精心设计和编排，生产什么样的信息，生产这种信息之后会对自身形象的塑造有什么助推作用，都成为用户在使用社会化媒体时的心理活动，那么用户在生产和转发信息时，感性要素成为第一考虑要素，而非理性要素。在新媒体时代，新技术的赋权使传播门槛大大降低，但也极大地激发了用户的传播欲望。在这样的背景下，基于感性冲动生产和转发的消息在社会化媒体中大行其道。
流言四散，真实性难以保证。拉尔夫·凯伊斯指出，在后真相时代，现代社会中“既有谎言与客观事实，同时也存在着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种现实’，即信息内容不虚构但也不完全客观，是一种包含个人情绪化的现实”。这种“个人情绪化”中的“个人”可以指发表言论的公众，也可以指把关的新闻媒体。在社会化媒体的信息汪洋中，经常充斥着各种虚假信息和言论，其背后原因纷杂多样。互联网时代的公众被技术带来的红利赋予了极大的自由，但同时对虚假信息的追溯也变得愈加困难。如2007年的华南虎事件，当事人周正龙宣称拍摄到华南虎，但照片的真实性备受质疑，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取证和各路专家学者的考证，最终证实该照片系周正龙伪造。此外，执着追求时效性、独家性也造成了把关者的职业规范缺位，如2021年5月22日10:48分，CGTN在新浪微博与Twitter上发消息称“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逝世，随后被新京报等媒体纷纷转载。当日11:16分，袁隆平秘书为此事辟谣。11:57分，CGTN道歉。当日13:41分，新华社发布消息称袁隆平于13:07分在湖南长沙逝世，享年91岁。大量的谎言、流言遍布在社会化媒体中，严重扭曲了舆论的发酵方向。
基于不同社会化媒体的舆论发酵过程研究
社会事件的出现和被获知阶段。互联网技术的加持，尤其是5G技术的运用，使得获取信息的速度大大加快。在后真相时代，人们对于信息公开透明程度的要求越来越高，对获取信息的渴望程度也变得越来越高，而基于功能定位的不同，人们在使用微博和获取信息时也出现了一些差异。
从二者功能定位来看，应用场景多为联系、沟通，联系人和朋友圈更加偏向本土化和私人化，而微博的功能则是为全网用户提供热点和资讯，相对来说信息面更广，受众范围更大。分类而论，用户从获取的信息呈现出很强的本土化特征，比如本地的热点事件或通知通告，而从微博获取的信息一般为全社会领域中热度较高的资讯。
公众态度的形成和表达阶段。德国学者诺伊曼在其著作《沉默的螺旋：舆论——
—我们的社会皮肤》中提出了沉默的螺旋理论，即人们在表达观点时，如果发现自己的观点与大多数人相同，那么就会更加笃定自己的观点，然后更加敢于表达自己的看法。反之，如果人们看到的主流观点与自己的不相符便会选择沉默。这一理论有个重要的前提，便是人们身处于一个公开的社会体中。反之，假设发表观点的个体是以匿名的状态处于舆论的漩涡中，那么即便其观点与主流不尽相符却也能敢于大胆发声。
中的联系人，通常是平时工作和生活中有联系和接触的人，参与到这种“舆论场”即朋友圈或时，人们身处聚光灯下往往是沉默的螺旋中的一份子。反观微博却是不然，微博的社交、联络作用极低，这就导致用户在微博平台上发布内容就像是舞蹈演员在没有观众的舞台上起舞，不用刻意迎合观众的喜好，也不必穿着束缚的服装，可以尽情发出自己的声音和看法。
众意的汇聚和造势阶段。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谈到众意是个别意志的总和，放置社会化媒体中，可理解
为每个用户表达的观点的总和。在舆论汪洋中，每个个体的声音都是一滴水，但是基于微博平台和平台的不同特质，形成的舆论汪洋也有所不同。
中的社交关系大多是与个人生活、工作联系紧密的社，用户从获取信息的渠道有三种：好友（）发来的消息、订阅的以及朋友圈的内容。不论从哪种渠道获取信息，在获取之前，用户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做出了一次“选择”，所以用户很容易在这里到与自己密切相关或受用的信息。基于朋友圈、的强关系舆论场，用户也会积极转发。在小圈层内短时间多次传播，是平台众意造势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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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平台是根据资讯热度的高低来设置议程的。和平台不同，在微博平台众意造势的特点是传播信
息的圈层隔阂小，微博设有超话广场、同城社区等弱关系舆论场，对热点事件的发声可以被现实中毫无联系但对同一事件感兴趣的游客和网友看到，打破了现实空间的藩篱。另外，在很多事件中，尽管发声者为普通网民，但只要事情的热度引起足够关注，便会有明星大V转发，也体现了微博平台舆论造势能够打破圈层的特征。
后真相时代社会化媒体舆论引导的建议
舆论引导是指政府和媒体通过对有关信息的组织、选择、解释、加工和制作来影响舆论的社会控制过程，这个过程能促使舆论朝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变化。后真相时代的大众心理相较于正常时代更加敏感脆弱，社会共识被部分解构，基础信任度较低。针对于不同特点的社会化媒体，应该采取不同的措施来对其进行合适的舆论引导。
针对平台的舆论引导策略。一、平台层面。在互联网技术的赋权下，内容生产开始“去中心化”，大量UGC（用户生产内容）充斥在社交媒体中，而的强联动性意味着形形的信息都可以在这里进行分享，这就意味着信息的真实性和权威性更加难以保证。近年来，融媒体中心发展迅速，成为了省、市、县级主流媒体发布消息的重要渠道，但大量的非主流媒体生产的内容也在的朋友圈、聊中被传播，给用户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一个相对可行的办法是明晰官方账号认证的辨识度，让媒介素养较低的用户也能比较容易地辨别主流媒体和非主流媒体。
平台应巩固公信力，坚守真实底线。作为传统主流媒体的新阵地，平台的信息发布应该严守真实性和权威性，尤其是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内容生产上，不能为了抢占独家而发布未经证实的消息。
平台应兼顾事实的叙述和阐释。后真相时代的网络舆论治理效果不仅取决于对网络舆情事件真相的描述和认知，还取决于对网络舆情事件的适度阐释。在后真相时代，许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的，具有多面性，叙述的角度不同，传递出的信息也就不同，严重的甚至会造成曲解，所以在叙述事情的过程中也要对有可能产生误解的信息进行及时的解释和说明，避免断章取义或理解错误，产生不良舆论。
二、用户层面。用户的信息分享和传播欲望较高，且渠道主要集中在朋友圈和聊上。媒介素养较低的体会轻易相信非主流媒体发布的信息并将其转发至朋友圈和亲友中，由于对信息真实性的甄别能力弱，他们往往意识不到自己传播了不实信息，所以必须加强对低媒介素养人的科普教育工作，加强主流媒体的认证，降低对主流媒体信息发布平台的识别难度。同时，用户在分享消息时也要保持冷静客观，人云亦云对事件的真实性有着很强的蒙蔽作用，而且当传播达到一定程度后，澄清事实的成本和难度将会越来越大。
针对微博平台的舆论引导策略。一、平台层面。提前监测热点词汇，做好舆情治理预防工作，比如人民网舆情数据处理中心是国内最早建立的舆情服务机构，主要提供舆情监测、声誉管理、大数据平台建设
等综合服务。微博平台的热搜功能中的高频词汇也可以纳入到监测中，提前了解用户的搜索爱好和趋势，并对其进行研究分析，预测其动态和走势，提前做好可能出现的舆情引导失控的应对策略。在对普通用户的留言和评论中，也要加强监测和治理，尤其在涉及到敏感问题的评论或者不利于舆论发展趋势的评论时，应该将其及时过滤和筛选掉，以防引起更大层面的舆论失控。
微博平台应培养意见领袖和传播精英。虽然意见领袖的提出是基于二级传播理论，且当时的主流媒体还是以纸媒为代表的传统媒体，但在互联网时代的社会化媒体中，多项研究表明，95%的文字内容实际上是由3%—5%的传播精英来书写的，绝大多数人不过是通常意义上的看客、转发者和点评者。由此可见，意见领袖在当下的互联网时代同样存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微博这个可以打破圈层隔阂的平台来说，加强对意见领袖的把控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其认证大V 或者专业生产用户时，必须让其主动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不发布不实或有失偏颇的内容，不刻意煽动普通用户的情绪。与此同时，平台也要以更加严苛的规定来约束这些有一定影响力的新时代意见领袖。
微博平台中内容的生产和评论的发表加入了用户IP归属地的后缀，这样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可以使用户在发表评论和内容创造的时候有一定的顾虑心理，不会肆无忌惮地发表恶意言论。在评论区的打字框也有“请文明评论”的提示字样，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引导舆论走向正确的方向。
二、用户层面。微博的弱连接性使用户在微博平台上发表内容时不必顾虑自身形象，因此相对更加开放，
但不论是作为普通公民还是社会化媒体的使用者，用户都应该规范自己在网络上的言行。微博平台具有高开放性，用户可以各抒己见，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过激或有失偏颇的言论，作为普通用户，在未知事情的全貌或者对信息内容的真实性把控不准的时候，应该秉持理性的态度进行表达。
结语
进入后真相时代，当下的信息生态、传播生态、舆论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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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社会化媒体的普及和发展已经势不可挡。舆论引导的重要性被反复提及，但针对于不同功能定位和特点的社会化媒体，遵循传统的舆论引导策略显得有些功效不足，所以要对不同的社
会化媒体进行深入分析，分析各社会化媒体的用户画像和用户心理，研究其舆论发酵的过程才能对症下药，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舆论引导策略。
维护舆论生态平衡是净化网络环境的关键，后真相时代中的个人对诉诸情感对舆论的影响盖过了事实真相，对于建立正确的舆论环境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对此，要把握不同类别的社会化媒体的特征，制定相应的舆论引导策略。“对症下药”是第一步，同时还要做到“谨遵医嘱”“按时服药”才能“”。(作者单位：渤海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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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折扣下的中国影像书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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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流浪地球》和《星际穿越》为例
阴上官如雪仇利鑫
摘要：中国影像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常因文化折扣现象而无法实现有效输出。文章通过对《流浪地球》和《星际穿越》的比较，发现两者虽存在着家园意识、人物形象塑造、价值取向等文化方面的差异，但《流浪地球》对于科幻电影的本土化创新，开启了中国的全球叙事，可以此为鉴，探寻中国影像在跨文化领域的书写方式。
关键词：文化折扣科幻电影《流浪地球》《星际穿越》
一直以来，在中国具有很高价值的电影作品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当中，却常会被低估、忽略乃至全盘否定。“对于外国观众来说，在某些情况下，对于中国电影的文本编码和解码之间存在偏差，甚至误读，这使得很难有效解码电影中的一些文化符号，这可能导致缺乏理解。”[1]长期以往，部分对于中国缺乏深刻认识的人，会因这些理解偏差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产生误解。虽然近年来中国电影票房总量持续走高，但是电影作为文化产品乃至政治产品，终归要去具体分析并设法解决这些偏差。这些偏差存在的部分原因，是国外受众在接受过程中出现了“文化贴现”。
霍斯金斯提出：“有两个原因使得电影或电视节目在跨境交易后产生文化折扣，一是因为影像中所描述的
生活方式、价值观、历史、制度、神话和物理环境等方面很难被进口市场的观众认同，二是因为语言的不同，也就是配音、字幕和不同口音的理解难度会干扰这些观众的欣赏。”[2]以2019年由刘慈欣作品改编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为例，该片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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