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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课题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2019年度山东省“传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专项课题“‘智媒体’时代传统文化
的传播困境及相应对策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13
他者视角下的花木兰文化异化分析
王晨，季丽莉
（山东理工大学 文学院，山东 淄博 255049）
摘要：在文化传播中，“他者”的异化是较为普遍的现象，本文以迪士尼电影《花木兰》为例展开分析。花木兰的异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文化元素异化、人物形象异化和民族个性异化。异化的内在逻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一是西方内在语境的“他者”表述，二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杂糅。
关键词：花木兰；文化传播；他者；文化异化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02-0040-02作为美国最大的文化生产和输出机构，迪士尼公司致力于从全球文化资源中寻灵感。花木兰在中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而相关的文化产品却相对缺乏，其高知名度和低加工度形成一种反差，这给故事的创造带来了较大的发挥空间。迪士尼选择这样的题材进行符合自身文化生产逻辑的二次创作，是比较明智的选择。对于迪士尼来说，花木兰是来自异国文化的“他者”，同时需要在本国文化语境中进行解读，这个解读的过程是对他国文化的想象和重构，难免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异化”。一、“他者”及异化的含义后殖民主义批评存在许多概念与范畴，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本土”和“他者”这一对范畴［1］
。“本土”的含义蕴含着典型的欧洲文化中心论，西方作为“本土”代表着世界的中心，而一切非西方的文化都被视为“他者”。作为本土文化主体的西方社会喜欢用新奇的、充满偏见与窥视欲的眼光来看待作为客体的他者，视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为最终服务对象，对东方进行一整套全新解构，形成西方世界内部所独有的东方主义论述。东方主义的背后，代表着文化霸权主义的力量，同时也是跨国资本时代主客体间不对等的隐晦交锋。由于经济发展状况长期处于先进地位，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始终占据着文化输出主导权，他们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同所谓的“东方主义”一同编码进文化机器，由此一手建构了被异化的“他者”［1］
。最早将“异化”一词上升至哲学含义的，是黑格尔的异化学说，后来马克思等哲学家又从社会阶级的层
面对此做了更具科学性的补充阐释，指出资本主义的异化活动会剥夺人在个性上的全面发展，导致其只能片面甚至畸形发展。后殖民语境下，他者置身于边缘性、从属性地位，相对于具有绝对强势话语权的西方，是完全的被观看对象，此时更易被猎奇意味地异化。当他者被异化后，外在表述与内在自我相对立，身份认同上的混乱也就由此产生。二、迪士尼电影《花木兰》的异化表现在电影的剧情设计上，片方做了许多颇具西方意味的改动，经过重重隐秘的叙事编码，花木兰从一个传统的中国民间传说变成了极富浪漫彩的、
承载了更多美国精神内核的童话故事。通过细读电影与真实历史间的各种差异，我们可以发现迪士尼在本次跨文化改编中缝合进了许多典型的美国意识形态魅影。（一）文化元素的异化真人版《花木兰》在评价上，除了普遍共识上的逻辑混乱、角僵硬，最令中国观众难以接受的还是电影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歪曲和误读。这里面包括历史常识的混乱，比如出生在南北朝的木
兰，家却住在明清时期才出现的福建土楼。在妆容造型方面，傅满洲式的皇帝形象被指有丑化之嫌，
花木兰厚重夸张的妆容也饱受批评，不但不符合历史上的实际状况，也并不符合国人长期以来的审美与认知，惹起如此大的争论只能说是情理之中。实际上，影片中那些不被中国观众所接受的点，未必仅仅是片方在做历史文化功课时不够严谨考究，更多的是出自一种对于异域风情的想象性解读，这在其他文艺作品中也有体现。许多西方人觉得，似乎将一些自认为比较熟悉的中国文化符号进行各种拼贴组合，就能在讨好东方观众的同时达成自我满足的预期。但实际上，这样的手段带来的效果根本就
是荒谬可笑的，以己度人的态度也只会让人深感冒犯。如此轻率地对待异国的民族文化符号无疑是失策的，这不但给迪士尼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也
又一次证实了外国人难以拍好中国故事这一定律。（二）人物形象的异化我们在《木兰辞》中认识的花木兰，是一个温柔贤淑的传统女性形象，在参军前一直过着帮助亲人分担繁杂家务的朴素日子，与许多同龄少女别
无二致［2］
。而在真人与动画两版《花木兰》中，木兰则被改编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假小子，她外向叛逆，擅长飞檐走壁，其过人灵气十分显著地将她与其他孩子区别开来。真人电影甚至将花木兰改编为一个神童，出生即带有普通人所不具备的超常天
赋——“气”。这个由于对中华武功误读而产生的“气”的含义大概等同于美国大IP（知识产权）电影《星球大战》中的“原力”，当这样具有西方魔幻
第12卷第2期2021年01月
Vol.12 No.2 January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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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的概念被套进中国古典故事，给人的观感是非常撕裂的。
电影中的木兰替父从军，与其说是为父母排忧解难，不如说是想要寻自我、实现自我。在一个不被众人看好的封建社会环境中格格不入地长大，花木兰相当看重自己的身份认同，加入军队不但能够为家族带来荣耀，更是一次“谁说女子不如男”的最好证明。《木兰辞》中写道，“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可见花木兰在从军过程中把自己的身份隐藏得非常好。而在电影里，她却为了所谓的身份认同主动暴露自己，真人电影甚至设置了巩俐这样一个花木兰的镜面角来帮助她一步步接纳自我与表露自我，将真我置于民族大义之上。
（三）民族个性的异化
核心价值层面的内容，向来是电影文本解读中最值得注目的一个部分，这其中包含了导演的理念传递，也可能隐藏着民族意识形态的秘密编码。
从两版影片中的作战场面我们可以看出，比起战斗英雄，花木兰更像是一个超级英雄般的存在，屡次凭借机智或天赋以己之力完成对皇帝、对国家的救赎。这样的故事情节在好莱坞电影中屡见不鲜，但在中国历史上，花木兰代表的更多是一种家国情怀，重在忠与孝。我们的民族精神也使我们极少单独歌颂战场上非凡的个人风采，而是始终将集体作战放在第一位，并非像好莱坞电影一般呈现出 个人英雄主义式的成功。在动画电影的高潮，皇帝向花木兰鞠躬拥抱以表达自己的感激，全城百姓同样对其下跪拜谢。
这种普通人可以与大人物平起平坐的思路，表现出了西方“人与人之间并无尊卑之分”的观念，却绝不会存在于阶级层次森严的中国古代。
影片这些基于故事本质的改动，无疑受到西方观众欢迎，也更符合西方长久以来推崇的个人主义价值导向以及近年风生水起的女权主义运动思潮，而将这一套交至中国观众手中是否可以被接受，则是一场冒险。
三、他者异化的内在逻辑
（一）西方内在语境的他性表述
在萨义德前，世界对东方学的概念普遍是积极正面的学术研究，其研究主旨是为了使西方人能够更好地深入东方的艺术文化与社会生活［3］。而出生自巴勒斯坦的美国学者萨义德，以自身的多重身份与多重观察视角，对“东方主义”一词进行了带有贬义性质的重新阐释，才让我们对东西方在文化地位上的失衡现状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通常我们认为，西方在自身话语体系下建立起的东方主义逻辑，是出自其内部政治文化的需要。他们将东方视作一整套固定的景观模式，对其进行再定位与再构造，借助他性表述以巩固自身的政治文化力量。在广为流传的文艺作品中假意还原出一个徒有其表的东方，将自身意识形态一次次地对外推行。正
如套用了中国故事外壳的美版《花木兰》，借民族交融之意，实则是以迪士尼的模式复述美国的精神文化内核。
而另一方面，遭遇异化的东方人也会在一些影视作品中共谋般地自我再现，有意或无意地迎合西方人对自身的刻板归类，放大一些民族苦难，在“自
我东方化”的道路上再一次地异己。这样的作品通常具有深刻的主题隐喻，能够很好地指向囚禁于第三世界的部分生存现实，对于本土艺术家与观众来说是发人深省的内在反思，在西方视野下也确实比其他影片更容易得到欧美国际电影节的青睐。
（二）全球化下的文化杂糅
与萨义德不同，英国学者约翰·汤林森突出强调一种文化全球论，坚持认为第一世界只是将意识形态平等中性地传播，而不会强加于第三世界。对于《花木兰》这一类跨文化传播的文艺作品，观众也延伸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走向。如何自证我们的文化话语权，是全盘地渗透、还原，还是平等地对话、交互，是一个值得争论的焦点。
比如动画版《花木兰》尽管在各个方面都存在一些对东方的刻板想象，却也在中国赢得了相当成功的口碑。影片把在中国象征着皇权与荣耀的龙，改造成一个滑稽虚荣的卡通小配角。尽管动画对中华民族的
图腾做出了如此大相径庭的魔改，大部分中国观众却表示这是整部影片自己最偏爱的角。所以，与其将好莱坞电影中他者形象的本土传播看作一种弱势文化体的无力抵抗，不如将其视为一种杂糅。一味追求原汁原味的本土文化，不如正视民族文化必须存在交往沟通的事实。1998动画版的《花木兰》作为这样一个文化杂糅的产物，在对中国古典故事的重新演绎中，相对成功地融进了一些中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间可以相互沟通与说服的情感联结以及全球化趋势下当代社会所共通的价值共性，也许是一条值得借鉴的跨文化传播道路。
四、结语
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中西文化碰撞产生的激荡与交融向来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命题。在经历数次“花木兰式”改编的失利后，西方也在逐渐正视中国早已不是照单买账的被动民族这一事实。中国作为西方文化中心论中被观看的他者，如何在主客体身份的多重转换中进行与自身、与世界的对话，是文化意识建构领域的重要问题。对于建立在尊重基础上的本土文化的多样性解读，我们应持有开放包容的心态，同时警惕西方学术话语渗透下的“自我东方化”。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伴随主体文化意识的觉醒，会有真正能够实现中西方平等沟通交流的文艺作品出现，以满足当代社会环境下人类共通的精神文化需求。
迪士尼确认花木兰档期
参考文献：
［1］ 彭吉象.影视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138-139.
［2］ 高艺.从中外花木兰的改编看跨文化传播中的一次编码［J］.新闻研究导刊，2020，11（15）：
81-82.
［3］ 魏孝稷.英帝国史研究的“后殖民转向”［J］.史学理论研究，2020（03）：16-23.
作者简介：王晨（2000—），女，山东淄博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文化传播、影视传播。
季丽莉（1977—），女，山东齐河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化传播、文化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