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年，为了预防和惩治贪污，都采取了哪些措施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两千年封建制度的集大成者，其为了预防和惩治贪腐，专门在明朝的相关制度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完善和发展。
监察御史制度
清朝虽然没有如明朝一般建立东厂、西厂等公开的特务机关，却也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的监察网络，全国政府、军队、司法、文教、财政等机构全部都在监督之下。另外，每省设7至11名监察御史，具有上可谏君下可纠臣之权力，还可“风闻言事”，将道听途说、民间议论直接上达天听，虽错不罚，这就为广开言路、听取不同意见，纠正执政中的失误提供了制度保障。
养廉银制度
清朝刚刚建立时，各级官员的俸禄很低，正一品官年俸180两，七品知县一年才45两俸银，而
且每逢灾荒战事，还要减俸或捐俸；犯了错还要罚俸。地方上的办公经费本就少得可怜，三藩之乱时为了集中钱粮打仗又一再裁减，使得各级官吏不但生活费用堪忧，连办公费用也无法保证，只能设法从老百姓身上搜刮。
雍正为了把控源头，杜绝贪污，在新政中加入了“耗羡归公”一项。所谓“耗”，是指征收赋税、交纳钱粮时，对合理损耗的补贴，如熔铸银两时的零星损失；粮米收放期间的亏损等，此前由地方官在收税时每两银子加征少许，称为“火耗”、“耗羡”。但在实际操作中，各级官员层层盘剥，不断加码，甚至出现征一两税收二两火耗的情况。
因此，雍正明确规定标准，“每两加耗五分”，作为正常税收、统一征收、存留藩库。一方面减轻了老百姓负担，另一方面从中提取“养廉银”，发给各级官吏作为生活补贴和办公费用。地方督抚每年一二万两，知县一二千两，实际上也算得上“高薪养廉”。养廉银制度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吏治，使雍正在位时期成为清朝吏治最好的时期。
迁居回避制度
迁居，主要针对清军入关时立下赫赫战功八旗官兵及其子弟。清军入关时，八旗军队将近20
万人，其中近一半住在京城，其中有个别败类暗中贪污军饷甚至假扮强盗四处抢劫，严重影响了社会风气。对这些人中的屡教不改者，往往以“重习满洲淳朴旧风”的名义，将其撵回东北老家，既减轻了京城的治安压力，也改变了风气。
回避，主要针对高官及其子弟。清朝初年就明确规定。对官员任职有外官避籍(包括本籍、祖籍和寄籍)、同官避亲（即亲属特别是直系亲属）的规定，为直系亲属者，京官不得在同一衙门；外任官不得在同一地区；连科举考试也要回避在本地考试或监考。监察御史一类的官员不仅要带头执行这些回避制度，而且鉴于其工作性质，又为其制定了更为严格的回避制度，任职回避的范围不仅是家乡，还包括家乡所在的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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