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家康是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之后，对巩固日本德统一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人物。他生于1542年三河国（今爱知县）的岗崎城人，幼名竹千代。曾作为人质跟随战国大名今川义元征战南北。今川义元在桶狭间战役中死后，家康乘机独立，并转而与织田信长联合，发展自己的势力。1582年，织田信长被刺身亡，家康则继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成为占有骏河、远江、三河、甲斐、信农五大国的大名。1584年，在小牧、长久手之战中家康大胜羽柴秀吉（丰臣秀吉）。但考虑到自己的实力，家康向秀吉妥协，并通过与秀吉联姻等方式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1590年，丰臣秀吉完成了统一大业，德川家康被封于关东江户城（今关东一带）。1596年家康被封为内大臣，五大老首席。1598年丰臣秀吉病死。翌年德川家康进入伏见城本丸，成为事实上的执权者。
丰臣秀吉死后，五大老与五奉行虽表示诚心辅佐秀吉遗子秀赖代行政务，但各自心有打算。其实，丰臣秀吉死以前，他的近臣就已分成两派，以石田三成为首的文吏派和以加藤清正为首的强权派。德川家康与强权派关系密切，他积极地笼络人心，操纵派系对立，开展独占霸权的活动。
1599年，文吏派的干将、五大老之一，前田利家病死，政局均势被打破，形势有利于家康。1600年，家康以上杉景胜不从朝廷命令、图谋反叛为由，组成东军，攻打会津。此时，石田三成乘机与其他四奉行谋划组成西军，推毛利辉元为盟主，共同弹劾家康，并于7月攻下东军的据点伏见城。9月，西、东军先后进
入美浓（今歧阜县）。15日，双方在东西4公里，南北2公里的关原盆地展开了激战。东军忠诚合作，战斗意志昂扬，而西军内部意见不统一，人心涣散，小早川秀秋又忽然倒戈，最终这场战斗以东军的胜利而告终。石田三成、小西行长、安国寺惠琼等被捕，10月在京都六条河原被处以死刑；毛利辉元、岛津家久收拾残局回到自己的领地。
德川家康取得霸权之后，立即开展铲除异己、分封亲党的活动。多达88位大名被 “ 改易 ” 或 “ 除封 ” ，丰臣秀吉的儿子丰臣秀赖只得到摄津、河内及和泉三地，成为收入仅65万石的“大名”。1603年，德川家康效仿镰仓时代的源氏与室町时代的足利氏，强迫朝廷封他为右大臣和征夷大将军，并将江户作为自己的据点，成立了幕府。当时的江户破旧败落，无法与本州西部各大名的封地相比。德川家康艰苦创业，苦心经营，在取得征夷大将军之后经过精心建设，终于将江户建设成足以与京城相匹敌的政治经济中心。为独占政权，削弱皇室的权利
，江户幕府于1614年颁布了《禁中及公家诸法度》，不仅取消了朝廷对武官的任命权，并规定天皇的活动只限于从事学问。同时，为防止丰臣氏卷土重来，德川家康对身处富庶的大坂一带的丰臣秀赖展开了打击。1614年，他制造了“方广寺钟铭事件”，发动对大坂的进攻，并于次年占领大坂，迫使秀赖母子自杀，终于彻底清除了来自丰臣氏的威胁。
德川家康在执掌政权二年后，让位于儿子德川秀忠，隐居于骏河自己的老巢，遥控江户幕府。经过第二、三代将军的经营，江户基本确立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
二、幕藩体制的确立 冈崎京子
江户幕府的统治，将军是绝对的中心，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将军之下设有“大老”、“老中”、“若年寄”等职。“大老”，为特别指任的执政官，具有较高的地位，但并非常设；“老中”，经将军授权直接掌管政务，一般由4至5人组成，轮流主持政局。“老中”的职责主要有皇室、公卿、大名事务的处理，全国财政、寺社的管理以及外交事务处理等等。为确保德川氏的统治地位，幕府对“老中”人选的选用非常谨慎，除考虑个人能力之外，与德川氏的亲疏关系也成为入选条件之一。据统计，整个江户时代共有“老中”143人，其中“御家人”、“谱代大名”等与德川氏关系密切的人占据了95％左右， [1] 足见德川氏为维护统治用心良苦。“若年寄”也参与政务，分掌旗本、御家人及江户市政。“若年寄”的人选也大多出自德川氏亲近。“老中”下还设有许多职务，如江户奉行、寺社奉行、勘定奉行等等，他们管理江户一带的政务、司法以及全国寺社、财政等事务。
幕府的监察机构有“老中”下属的“大目付”与“若年寄”下属的“目付”，监视上至“老中”下至一般武士的行为。幕府的最高司法机构为“评定所”，由“老中”、若年寄、三奉行、大目付、作事奉行等人员组成，审议一些涉权范围较大的案件。
幕府的军事机构由直属御家人、旗本及各藩与所属武士组成，重要的城市由“定番”轮流守卫。有重要的战事时，各地的大名就是军事统领，他们有对幕府担负军役的义务。但总的来说，全国大名的兵力无法与幕府的军事力量相抗衡。
幕藩体制是德川家康以来建立的统治模式，“幕”即位于江户以将军为中心的幕府，“藩”即由幕府任命的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大名”。幕府把持中央的大权，地方上的藩政则交由“大名”来管理。“藩”的统治机构也与幕府机构基本相似，但大名具有一定的自治权利。这并不代表大名对地方藩政的完全掌握，大名的权利首先要以对幕
府的绝对支持为前提，幕府通过制定严格的法度规范和限制大名及下属武士的权利与义务，并且利用各种手段削弱大名对幕府的对抗力，确保大名既能管理好地方事务，又不会威胁到幕府的统治。
首先，幕府以亲疏关系将大名们划分为“亲藩”、“谱代”、“外样”三类。“亲藩”就是将军家的亲属大名，与德川家有一定的血缘关系。尾张德川家、纪伊德川家、水户德川家，被称之为御三家；“谱代大名”是指在关原之战以前就历代服侍于德川家的家臣，在江户幕府成立时共有68家，分别称之为安详谱代、冈崎谱代、骏河谱代；“外样大名”，是关原之战后新臣服的大名。与德川氏关系密切的大名被安排在江户的周围，外样大名被封往边远地区，并定期到江户参观。许多大名由此耗去大量财力与精力。幕府还规定一藩只能保留一座城堡，其余全部拆毁。
大名的统治结构与中央幕府基本相似。如“家老”相当于幕府的“老中”，藩下各町也派“町奉行”驻守，也设有监察官“大目付”等等。大名向下直接掌管农民，征收租税，向上则承担各种公役和军役，如修建工程，战时组织军事力量等。
这样，将军通过领地的分封与俸禄的提供，与各地大名、武士结成牢固的君臣、主从关系，大名及其下属武士、家来则向将军宣誓效忠，并担负一定的义务。大名与其下属也结成相似的关系。因此，全国大名虽然呈现割据状态，但由于将军及幕府的绝对支配地位，幕藩体制安全运行了两个半世纪。
为进一步牢固幕藩体制，幕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如前述的《禁中及公家诸法度》，限制皇室的权利及活动范围，同时对大名及武士也实行严格控制。1615年，幕府颁布的《武家诸法令》，规定了大名及武士阶层的活动准则及对幕府的义务。《武家诸法度》共分13条，内容包括大名、武士的生活规范，如服制、乘舆制度、婚姻制度等；生活方式如勤俭、禁止游饮、修炼“文武马弓之道”等；对上义务方面，首先是要定期到江户参见将军，其次不可隐瞒包庇任何有违于幕府法制的行为与人，禁止修缮新城等。《武家诸法度》要求各地大名与武士严格遵守，若有违反，就要被处以幽禁、没收领地，甚至赐死。
1635年，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时期，幕府任命名儒林罗山主持，对庆长版《武家诸法度》进行了修改与补充，将原有的13条法规扩充为19条，并进一步规范了大名的义务。特别是严格规定各地大名、小名必须隔年到江户拜见将军，即一年驻守领地，一年执勤幕府，回领地期间大名的妻子留在江户作为人质，这就是著名的“参观交
代”制度。“参观交代”制度一方面限制了大名的政治活动，一方面由于参观的巨大开支，牵制了大名的财力，削弱了大名对幕府的抵抗。幕府由此加强了对大名的控制，进一步巩固了其统治地位。
幕府实行幕藩体制的统治方式，其根本支柱是严格的不可僭越的等级身份制度。为实现少数武士对人口占大多数的农民及“町人”的统治，所谓“士农工商”的身分区别被不断强化并固定下来。“士”指武士阶层，“农”指农民，“工”、“商”差别不大，指商人与手工业者，他们被统称为“町人”。在这四个阶层中，武士的地位高高在上，他们修习武艺与学问，佩戴双刀，一把用于杀敌，一把用于自裁（剖腹）。假如农民与“町人”有“犯上”的行为，武士有权不经过上级而直接将他杀死。与武士相反，农民、“町人”等平民的地位相当底下。幕府对农民的劳作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严格的规定，极力诈取其全部的剩余劳动；由于幕府“重农轻商”政策的限制，“町人”的活动也受到多方限制。平民不能象武士那样拥有姓氏，遇到大名出行等场合，必须伏地跪拜，不能抬头。另外，在各阶层内的等级制度也十分严格，如武士又分为“侍”、“徒”、“中间”等级别，徒以下的武士遇到上级，也应伏拜路旁。农民中有“持高”农民与“无高”农民之分；町人也有复杂的门第与身分差别。在四民之下的还有秽多、非人，他们处在社会的最底层。
统治阶级中的皇族、公家、僧侣与神官不属于四民之列。
幕府就是这样严格地铸造起等级身份制度的铜墙铁壁，以保证其阶级统治顺利进行。
三、禁教与锁国
江户幕府成立后，虽然德川家康曾通过各种途径要求与明朝恢复国交，但由于明朝政府对丰臣秀吉的侵略言行记忆犹新，加上国内政局不稳，对此反应不甚积极。幕府又企图利用再开“勘合贸易”、将贸易区
移至琉球、将琉球十年一贡制改为一年一贡制等措施实现对流球的控制，遭到了明政府的拒绝。
在这期间，日本与朝鲜关系通过对马岛藩主宗氏的外交努力得以改进，1609年，两国缔结《己酉条约》，恢复了国交与贸易关系。而对于琉球，德川家康则以琉球亲明为由，出兵琉球，迫使其从属岛津藩。
德川幕府与南洋各国之间实行“朱印船贸易”制度。庆长年间朱印船的触角深及暹罗、吕宋（菲律宾）、交趾（越南中部）、东京（越南北部）、柬埔寨、西洋（澳门）、安南等19个地方，而到了元和（1615－1623）、宽永（1624－1643）年间，朱印船贸易的港口就集中到了高砂（台湾）、东京、暹罗、吕宋等7个地
方。在往来贸易的同时，日本人在所到国当地建立起的贸易驻地——日本町。
16世纪的世界海域一直被旧教国葡萄牙、西班牙所控制。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人摧毁后，葡、西两国的东亚海洋贸易遭受到了来自新教国英国、荷兰的挑战。葡萄牙人数次在幕府面前攻击英国与荷兰，德川家康不以为然，反而对英、荷贸易产生极大的兴趣。经过激烈的竞争，葡萄牙、西班牙在东亚贸易战中败给英国与荷兰。由于对中、日贸易的苦心经营，荷兰又逐渐取得了贸易的优势地位，到17世纪20年代，荷兰成为西方独占对日贸易的国家。
在国内，幕府对外来宗教尤其是对天主教的发展越来越警觉。德川幕府建立初期，因贸易的需要，对天主教的传教活动采取默认的态度。天主教势力得到很大发展，参加者从平民到武士甚至大名诸侯一应具有。他们结成坚强的组织，宣传上帝的权威与人人平等的思想，这与幕府的“神国”思想及等级身份制度相违背；加上新教国家英国与荷兰因贸易的竞争关系，对天主教支持国西班牙、葡萄牙不断进行挑拨，幕府愈来愈感觉到对天主教进行镇压已刻不容缓。
1612年，天主教大名有马晴信击沉一艘葡萄牙商船，为讨封他的肥前旧领地，有马氏向德川家康近臣本多正纯的家臣冈本大八行贿，但事情未获成功，有马向本多正纯追问，冈本大八受贿事发，被本多囚禁。在狱中，冈本又揭发有马晴信谋杀长崎奉行。幕府以谋杀、受贿罪且两人均为天主教徒为由，赐死有马，火刑冈本大八。并以此为契机，断然发出禁教令，宣布幕府直辖都市骏府、江户、京都、长崎等地禁止天主教的传播，并要求摧毁域内所有天主教堂。1613年大久保忠邻被任命为“伴天连追放总奉行”，进入京都，负责摧毁京都的教堂，流放天主教传教士，并强迫那里的天主教信徒“改宗”。1616年，幕府命令岛津家久消灭领内“百姓以下”一切天主教活动，禁教的重点由清除外国传教士活动转向对国内一般教徒的迫害。1622年发生了著名的“元和大殉教”事件，西班牙等外国传教士、日本教徒及朝鲜、中国人55人被集体屠杀。幕府还采用“踏绘”的手段搜查信教民众，一旦被幕府发现，信徒就被处以游街、拷打甚至竹锯、火刑等各种残酷的刑罚。许多教徒被迫改宗。
九州肥前的岛原与天草，是天主教在日本的发祥地，自1634年以来两地天灾不断，幕府却一再逼交租税，
并对信教民众展开残酷迫害。两地人民忍无可忍，推举16岁的少年天草时贞四郎为首于1637年发动起义。参加起义的众很快发展至3.7万人，包围了岛原城。农民、浪人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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